向中国大学说不-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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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投资者想利用重点大学的牌子招揽学生赚钱，而大学靠出卖牌子换取“坐地分赃”的利益。由此他建议，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

他指出，自21世纪初，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一些大学办起了跨地区的分校，有的甚至从东北办到了东南沿海。实际上，这些做法都是商业炒作行为，分校所在地，是à大旗作虎皮；分校举办者，是为了丰厚的利益，是变相的教育产业化。他建议停止大学办分校。

他指出，目前大学教师队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近亲繁殖。不少大学存在三代或四代同堂的情况，严重妨°了教师之间民主、平等讨论和争鸣学术问题的风气，窒息了创造精神；二是教授职称评定严重失范，致使不少教授名实不符。在上世纪50年代，大学中的教授多是博学强识的学者，无论是人文或是自然科学的教授，掌握多门外语，通晓诗词歌赋，有的甚至具有琴棋书？的专长。他们备受人们的尊重，成为学生们的楷模。可是，现在大多数教授，学历不全，知识面狭？，治学不严，人文素质低下，丧失了对学生的吸引力。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因有二：一是为数不少的人，只求表面上的学历、学位、头衔，不下真工夫做学问，落得了“名高实秕糠”的结果。二是大学之间相互攀比，看？的教授多、博导多，只追求数量，导致不少人滥竽充数。

在上世纪50年代，大学里的一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8）


级或二级教授是“稀有元素”，可是现在某些大学的正副书记和正副校长一二十号人都是一级或二级教授，有的甚至是一天书也没教过的职业政工干部。由此，他建议实行教授定编制。

他指出，我国的学术论文连年攀升，据说已超过德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但有多少原因创性的成果？为什么我国至今没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所有一级学科的世界大奖也仍然还是零？有人批评说，中国大学众多的出版社和学报成了“学术垃圾的生产地”。为树立严谨的学风，以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他建议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

他指出，一些大学贪大求全，追赶时髦，大建楼堂馆所，铺张浪费，不仅副部级的书记、校长配专车，而且副书记、副校长、校长助理也配了专车，公车私用是普遍现象。不仅校级干部有豪华的办公室，而且处长、科长的办公室也装修得富丽堂皇，一味向公司的老板看齐。虽然办公条件大上档次，可是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却大大地下降。为了遏制大学的铺张浪费现象，他建议应当制定相关法规，对大学的拨款、经费开支、建设项目、享受的待遇等进行严格监督，对违章者应追究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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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刘道玉出版了关于大学教育的一套丛书，一共五本，中心论题只有两个字“创造”　《创造教育概论》、《创造思维方法训练》、《大学生自我设计与创业》、《创造教育新论》、《创造：一流大学之魂》。在这些书里，刘道玉为中国的教育开出了三个“药方”：一是改变陈旧的教育理念，二是改革传统的教育模式，三是摒弃大一统的教育领导体制。

第二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1）


1982年就赴纽约定居的自由职业？家陈丹青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中的一员，于2000年被聘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2005年10月15日，陈丹青向院方与校方正式提交辞职报告，并坦承：“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陈丹青的离去以及流传于网上的他的辞职信，在网上引起热议，各家媒体相继报道，使这一看似平常的辞职成为许多人关注和议论的“陈丹青辞职事件”。

陈丹青为什么辞职？从他辞职报告的附件《教条与功利》和《述职与感想》里我们不难读出真相。

过去的五年，每到招生季节，陈丹青和清华大学许多教授一样，面对着一叠厚厚的硕士生、博士生报考表格，上面填写着考生的姓名、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学历？？其中最要紧的，当然是各科“分数”：政治、外语、专业？？他说：“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表格数字。而从这些表格上根本看不出考生是怎样一个人！”

五年来，陈丹青始终不能容忍考试表格中的分数顺序：政治、外语，然后才是专业。他直指这种顺序的“荒谬”。但他却对这种“荒谬”无可奈何

2000年5月，全国首届艺术学院博士生招生在清华大学举行。陈丹青说：“这是本人第一次招生经验。二十四位各地考生中，五名入围，然因外语不过关而搁置。院方为支持本人首次招生计划，经研究生院陈院长同意，以博士课程访问学者名义，招入五位学生。2001年，五位访问学者完成博士论文选题，为转为正式博士生，外语考试再度失败，结业离校。”

2001年，陈丹青首次接受硕士研究生报考，报考者八人，无一人通过政治和外语两课考试。

2002年，陈丹青第二次接受硕士研究生报考，报考者十九人，其中，有一名考生以专业课最高分90分入围，可是外语和政治各差一分，陈丹青因此向院校领导申请通融，可是无效。他眼睁睁地看着这名考生被挡在门外，却爱莫能助。

2003年，这位被外语和政治挡在门外的考生再次报考陈丹青的研究生，再次以专业课最高分入围，可是再一次因外语分数不过关，未能录取。

由于政治、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四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

陈丹青怎么也想不通，政治考试少了一分，就能说明考生的政治思想素质不合格？一个人的政治思想素质岂能用分数来衡量？果真如此，为什么会发生通过了“政治考试”的清华高才生以化学药水攻击动物园狗熊的奇案。外语少考了一分，就能说明考生不具备“国际交流”的能力，即使专业再优秀也应该被拒之门外？

陈丹青指出：“应试文化的深刻积弊，已有社会的长期共识，不多说。而考试制度中，尤以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政治考试，严重窒°并扭曲艺术教育的品质与性质。”

陈丹青曾数次以书面及口头方式，对院领导和校领导坦率直陈：“两课”（政治和外语）考试制伤害人文艺术教育甚巨，不废不改，“人文艺术”一词，形同虚设。以“两课”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学术尊严荡然，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不可能具备起码的前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实属妄谈。他说，清华的传统与精神，一则是中央草坪“行胜于言”的刻字；一则，乃王国维自沉后陈寅恪所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今天全国大学生必须人人过关的所谓“政治考试”，是对清华历史的莫大讽刺与悖逆。

他还指出：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如扩招、创收、增加学术科目、重视论文等等），而实则退步（如教师、学生素质持续降低，教学品质与学院信誉持续贬值），“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是目前艺术学生的普遍状况，事实上，新世纪艺术类学生的整体水准，甚至不如“文革”时期。

面对这一切，陈丹青说：“

第二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2）


我不相信现行考试制度，不相信教学大纲，不相信目前的排课方式，不相信艺术类学生的品质能以　课时　与　学分　算计；但我不得不服从规定。释放个性，回到直觉，摒斥教条，遵？艺术规律，曾经是民国、“文革”前、改革开放初期等阶段艺术教育取得显著成果的历史经验。然而有目共睹，这些传统与经验在今日艺术教学中已经全面丧失。”

陈丹青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慨，事出有因。1953年生于上海的陈丹青；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并自习绘？。1978年，他投考“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研究生时，当时的教育方针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切实贯彻“择优录取”的招生政策。那年，陈丹青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他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考场。

外语交了白卷的陈丹青却被中央美院破格录取。

第一天上课，学生们围着靳尚谊先生团团坐好，听先生说；“文革”过去了，大家静下心来，不搞运动，不搞教条，好好搞学术。什么是学术呢？先生伸出右手掌，说道：“你们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筋里面是脉络，是骨头。你？这只手，就要？出皮、肉、筋、脉、骨！”

三年后，陈丹青毕业留校任教。也就在这一年，陈丹青以油？《西藏组？》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界的巅峰人物。《西藏组？》被公认为“文革”后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油？作品，在美术界及文艺界引起很大轰动，被认为是中国写实油？自苏联影响转向溯源欧洲传统的转折点。也许正因为自己的这段经历，陈丹青尤其不相信的是艺术学生的品质能以“课时”与“学分”算计，艺术学生的发展潜能要以“两课”的分数来衡量。

他说：“严格地说，我与每位学生不是师生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有知与无知的关系，而是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这　双方　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布上、观念上、感觉上，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那是一种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寻求启示，提出问题，不求定论，有如禅家的公案，修行的细节。它绝对不是量化的。分数、奖项、规章、表格，不是它的目的。它因人、因事、因问题而异。它追求教学的真实性，而不是程序化，它落实为个人品质的提升，而不是考试分数。因此，它在当前的教学体制中是困难的、孤立的、不讨好的，无法被教条证实，难以体现为可比的成果。”

因此他认为，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细微的，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这一随机的过程　而不是预定的程序　重视体验与经验，问题与可能性，激发好奇心与热情，并以此检验学生的智能与品性　它开放给未知，落实为个人。而目前文科教育的种种政策限定，决定了人文艺术教学赤裸裸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

身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的陈丹青目睹了太多的怪现象：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堆积如山的教材。“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斥着办学的教条。”

陈丹青说在每年重复填写的表格中，他从来都拒绝填写“科研项目”，并在文章中公开指责：“科研”，一个外行词语，竟公然霸占着艺术学院的教学表格。所以，他从未按照学校指定的方式陈述自己的教学“成绩”，因为“那是对体制的确认，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

他愤然指出，今日教育体制的深层结构，即“学术行政化”，看起来越管越严，教学品质却越来越可疑。它所体现的“根本不是学术”，因为“学院教育不是对学生、对艺术负责，而是向上级负责”。

他指出各校“管理”重于“专业”，“行政”支配“教学”，如此主从易位，则“行政管理”井

第二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3）


然有序，“教学气氛”亦压抑徘徊。他的教学体验是，“艺术主张”未遇任何干涉，尚称主动，“教学程序”则处处听命于指令，步步被动。教师尚且被动，学生可想而知，何“气氛”之有？

2002年，学院发给教师每人一张“学术体系评价报告”调查问询表，陈丹青为此写了一份《个人意见书》。他写道：“只要出现　量化　、　管理　、　科学　、　科研　等等词汇，我就不会填写类似的表格，这类词汇与人文艺术及其相关教育无涉，在这些词汇构成的话语文本中，我们无法辨认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因此，我不要进入这一　话语圈套　。”

他坦承：“我对现行教育体制抱有深刻的歧异。在人文艺术学科，人才是无法培养的，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保持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的名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他说，清华校长梅先生有这样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应是保持人文传统，承续文化命脉的场所。而今日大学唯大楼竞起，“建设”遥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