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一思考,上帝也疯狂-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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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紧不慢地，话音若银珠落地，再弹上来，已笑瘫了一屋子。
海明威与菲茨杰拉德的缘份，始于二○年代的巴黎。当时《了不起的盖茨比》刚刚问世，两人初次相见，菲茨杰拉德就“害羞而高兴”地提到了这本书——在海明威看来，这是“所有谦虚的作家写出了非常优秀的作品时都会流露出的表情”。
两人晤谈甚欢，不久又结伴去里昂。一路上，海明威渐渐发现，身边这位“年长而有成就”的作家身上有太多太多匪夷所思的东西：他会莫名其妙地错过一趟火车，会为莫须有的“肺部充血”或者找不到一支体温表而惶惶不可终日，会为结婚以来第一次分居两处而彻夜难眠，甚至，会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男孩那样向海明威讨教生理问题。对于他那位长着一双“鹰一般眼睛”的妻子姗尔达，海明威始终没有好感——他本能地感到，姗尔达以及她所代表的财富与傲慢，正在毫不怜惜地吞噬着菲茨杰拉德的才能。
后来在《乞力马扎罗的雪》初次发表在Esquire杂志上的版本里，菲茨杰拉德惊讶地发现，海明威借男主人公之口，指明道姓地揶揄了他一把：“司各特认为他们（指豪门巨富）是特殊的富有魅力的族类，等到他发现他们并非如此，他就毁了，正好象任何其他事物把他毁了一样。”此时在文坛上已江河日下的菲茨杰拉德当即致信海明威，恳求他“请在以后的小说里谨慎措辞，不要再用我的名字了！”虽然海明威后来把这部小说归入单行本时将“司各特”改成了“朱利安”，但他同时也回了一封措辞很不谨慎的信。信上他大谈特谈自己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作家，进而怀疑菲茨杰拉德是否能比他活得更长久——想来应该不仅指寿命，也有创作后劲的意思在里面。接到这样的信，菲茨杰拉德的愤怒和伤感是可以想象的，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像跟一只点燃了的爆竹一块儿犯傻……然而我还是喜欢那个人的，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不过，但凡这只爆竹再响一次我就只能拼上我这百八十斤把他放倒了……对话的时候，我倚赖的惟有失败，而他凭借的是成功。我们再也无法坐在同一张桌上了……”
很难弄懂海明威对菲茨杰拉德的哀其不幸究竟是怎么变成落井下石的，不过，海氏性情暴戾乖张，与菲茨杰拉德放在一起，正是阳刚与阴柔的两极，两下里犯拧也是早晚的事。福克纳便不吃海明威那一套——你只管嚣张，我这厢冷眼旁观，自有让你下不来台的时候。海明威结婚四次，每一次都元气大伤，在福克纳看来，这绝对是个笑柄。有一回他在给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的信里说，“这可怜的家伙，非得结三次婚（当时还只有三次）才能发现婚姻是一场败局。其实，唯一能息事宁人的办法就是跟第一个厮守下去，尽量离她远远的，指望能比她活得更长。这样一来，至少你就可以避免跟另外一个人结婚的危险了。显然，男人能治好吸毒、酗酒、豪赌、咬指甲、抠鼻孔，但治不好婚姻带来的创伤。”
当作家遇上作家（4）
关于海明威，一度与他十分亲近的约翰·多斯·帕索斯也有不怎么愉快的回忆。说起来不过是一桩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某个晴朗的日子里，帕索斯夫妇到基韦斯特岛上探望海明威和宝琳，冷不丁在前厅发现了一尊新雕的海明威半身石膏像。照帕索斯的说法，那玩意着实可怕，活像是用肥皂刻出来的。夫妇俩免不了抚掌大笑，笑声免不了有些夸张，居然让一旁的海明威当了真。偏偏帕索斯毫无察觉，他兴头上来了便在基韦斯特岛住了好一阵子，每一次来找海明威都随手把自己的帽子戴在那尊半身像头上。终于有一次，海明威酸溜溜地扫了他一眼，猛地把那顶帽子摘下来。那一天大家都过得闷闷的。
“我们再也没说什么，然而，”帕索斯无奈地说，“事情从此以后便不妙了。”
比起海明威来，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傲慢与偏见有过之无不及，与他有过节的作家范围甚广，阿瑟·米勒（ArthurMiller）和詹姆斯·鲍德温（JamesBaldwin）都是典型的例子。米勒与梅勒结怨，问题主要出在梅勒自说自话地为米勒那位著名的太太——玛丽莲·梦露立传，而且书里把米勒写得很不堪。米勒的反击相对温和，只把当年曾与梅勒作过邻居的琐事抖出来，平实中也是藏了几块骨头的：
当年（1947）我们住在Pierpont街上的一幢改建过的褐砂石屋里，那里通常是静谧的，但那天下午例外——突然听见门厅有人嚷嚷着在吵架。我以为要发生什么暴力事件了，打开门却发现一个身穿军装的矮个子青年，身边还有一位漂亮的女郎，我认出他们正是住在我们楼上的邻居。他们一看见我便不做声了，于是我猜想事态已经得到了控制，便转身回屋。后来，我在大街上又碰到那位年轻的士兵（此时他已经脱下了军装），他凑过来作自我介绍，说他是个作家，姓梅勒。他说他刚看过我写的戏。“这样的戏我也写得出，”他说。这通宣言发布得如此莽撞而直接，我禁不住笑了起来，可他完全是认真的，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他确实时断时续地做了一些写剧本的尝试……虽然我和梅勒做过多年的邻居，但我们各自的路径鲜有相交的时候（ourpathsrarelycrossed）。
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与梅勒也有类似的短兵相接。他们相识在一场派对上，鲍德温对梅勒德的第一印象是“他看人，至少是看我，有一种技巧，多少总有些嘲讽的样子，仿佛你站在他周围人群的边缘，等着他来注意你。”寒暄既罢，鲍德温因为几天以后要坐船离开，便请梅勒以后再打电话给他。“哦，不，”梅勒露齿而笑，“你打电话给我。”
然而没过多久，鲍德温就在梅勒的新作《替自己做广告》（Advertisementsformyself）上读到了梅勒对他的评价。照他的话说，在梅勒评点的作家里面，他还算是比较幸运的——顶多就是被扣上类似“不敢在作品里说粗话”这样不算罪名的罪名罢了。可鲍德温还是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名的伤害——“他要真的这么看我，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梅勒的《鹿园》上演之际，他再度见到了鲍德温。鲍故意到得很晚，两人的视线越过某人的肩头相碰，梅勒马上笑逐言开。鲍提出有话不吐不快，两人便一起去了酒吧。话一摊开来讲，梅勒的振振有辞倒让鲍德温想不出话来反驳了：“我总觉得事情理该如此……如果你觉得这里面确实讲了真话……你瞧，如果这样的事也会破坏我们的友谊，那么其他事情也一定会以同样的速度破坏它……你是唯一一个我有点后悔不该攻击得如此厉害的人。”话已至此，鲍德温恼不得怒不得，心里虽不自在，脸上也不能发作了。
如此这般文人间的磕磕绊绊，是清波下乱拨的红掌，外人欲体味而不深入其境，也难。像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与约翰·契佛（JohnCheever）当年结伴出访苏联，一路上波澜不惊，似并无陡生嫌隙的条件。厄普代克撰文回忆那次出游，也是劲吹和风，大赞契佛的人格力量以及想象力令旅途增辉，云云。
当作家遇上作家（5）
不料到了1990年，契佛身故，他的私人信件发表，厄普代克这才发现，关于那次出游，契佛的记忆全然是另一个版本：
本以为厄普代克是个精彩绝伦的人，然而去年秋天同他一起出访苏联，让我下定决心今后哪怕花再大的代价也要避免与他同行。我认为，他的宽宏大量是徒有其表的，而激励其投入工作的，似乎是贪婪、自我表现的欲望和一副铁石心肠。
如此似是而非的恶评让厄普代克着实摸不着头脑。反复搜索了几遍记忆之后，他的结论是：“许是妒忌吧。我比他年轻二十岁，但我的作品译成俄文的要比他多。”
据厄普代克回忆，当时两人同时在公众场合亮相，观众完全忽略了契佛。厄普代克觉得有些不妥，便上前介绍了一通契佛的作品，而此时，他话题所指的主人公却坐在一边沉默不语。
或许，敏感如作家者，是只能独自出行的。
六
没有什么能比一个作家见证另一个作家蹒跚着挨近生命的终点——毋宁说，是目击夕阳残照当楼的断片——更戏剧化地凄美了。菲利普·罗斯（PhlipRoth）与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Malamud）在1985年7月的相遇便验证了这一点。
其时，刚从英伦返美的菲利普·罗斯与克莱尔·布鲁姆（ClaireBloom；一位在罗斯的提携下走上写作之路且出版了畅销书的女演员，若细说她与罗斯的渊源，则又是一个作家与作家相遇的故事了）结伴驾车北上，从康涅狄格州一路驶往本宁顿，同马拉默德夫妇共进午餐。就在一年前，马拉默德夫妇还曾沿着这条路到康涅狄格拜访过他们，而眼下，新近做的心脏搭桥手术以及三年前的那次中风已经耗尽了马拉默德的心力——他再也没有可能旅行了。
车刚刚停下，罗斯就见到了孱弱得像一片树叶的马拉默德。一如既往地，他穿着毛葛上衣站在汽车道上迎候他的客人，只一个颔首那样轻微的动作，便让他禁不住往边上摇晃了一下，好不容易才撑住了身子没倒下去。无论怎么努力，罗斯也无法从这个老人身上辨出当年那个“和蔼的面貌掩不住坚硬内核的工作狂”的影子：
作祟的是他的心脏，是那次中风，是所有的治疗，然而，对于一个多年阅读他和他的小说的读者而言，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意义。在那个读者看来，仿佛他与他笔下那么多人物所共同拥有的永不枯竭的渴望——打破环境与自身的铁的桎梏从而寻求一种更美好的生活的渴望——最终耗尽了他。
那个“多年阅读他和他的小说”的读者无疑就是菲利普·罗斯。虽然马拉默德很少跟他提起自己的童年，但作为多年的密友，罗斯对他母亲的早逝、父亲的一贫如洗以及弟弟的残疾还是略有耳闻的。面对风烛残年的马拉默德，罗斯的感慨是由衷的——“这是一个不得不在太久太久以前就成为男子汉的男子汉”（amanwho’dhadtobeamanforjusttoolongatime）。
那个下午过得极尽哀婉。马拉默德挣扎着试图集中精神，但显然做不到；他的视力很弱，弱到平日里每次剃须都形同冒险；吃午饭时他的四周洒满了面包碎屑……然而，就在这样的景况下，他告诉罗斯，要给他念自己的新作，他刚刚完成了头两页。
午后。窗外的树叶的影子斜斜地打在书桌上。老人气若游丝。然而念小说的声音是稳定的，略有些拘谨，甚至是羞涩。这位得过普利策奖的老人知道，他的听众也是一位好作家。
当作家遇上作家（6）
罗斯不想说谎，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真话。这是一个太过简略的开头，一切还来不及开始，还没有什么内容是可以让他喜欢或者不喜欢的。“Whatesnext（后来怎么样）？”他问。
老人柔弱的声音里充塞着无助的愤怒，他的回答是：What’snextisn’tthepoint。（后来怎么样没什么要紧）”
握笔的手已如风中之烛，今夕不知明日身在何处，又如何能掌控笔下故事的“下一步”？没有人会比罗斯更能体味作文者力不从心的痛楚：马拉默德希望能有人告诉他，他忍受了那么多折磨写出来的东西是有某种价值的，比他自己所能探知的还要多。他相信，能发现这种价值的，只能是另一位作家。
那年秋天，罗斯在动身前往英国之前写了封短笺给马拉默德，邀请他和妻子安妮明年夏天到康涅狄格去——这回该轮到他们作东了。回信简单极了，典型的马拉默德风格：多谢盛情，然而，毕竟，“明年夏天又是明年夏天的事了。”（nextsummerisnextsummer）
他死在次年的3月18日，离开春还有三天。
黑塞的寂寞方舟（1）
拱顶上的巴洛克螺旋纹磨淡了轮廓，爬满了蛛网的老钟缄默无声：在卡萨·卡穆奇，时光凝成冻胶，不再流逝。
如同大多数欧洲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卡萨·卡穆奇的形容身姿真的是透出些倦意了，然而眉梢眼角的傲气还在：站在露台上，还是有山谷里远远传来的声响，还是有栗林、南欧紫荆和红榉树泼染开的大块大块的颜色，都不由分说地迎上来，是要把人整个儿裹了去的气势——此情此境，赫尔曼·黑塞（1877—1962）写过，画过，沉醉过流连过也惜别过；他留下的痕迹，满满地存在这房子的记忆里。
从噩梦中醒来
德国人黑塞大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