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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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前面，我曾经写到过国家在现代俄罗斯经济中的作用，但是，问题的一些重要方面还需要做一些补充和解释。在俄罗斯，当前的局势还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只能通过加强国家调节的手段来巩固和发展国内健康的市场机制，其中还包括个人的主动精神和私有制。这里有一种观点：国家一旦远离了经济，千百万民众经营活动的主动性就像打开了湍急的河流闸门一样，一发不可收。然而，这种观点非常荒谬，一旦这种情况变为现实，它就会露出不可行的真面目。那扇闸门是打开了，但是小河里流淌的活水和清水却混进了脏水，还会有毒液。
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那场“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奇迹并没有在90年代初重演。那时，在被国内战争摧毁的俄罗斯尚有几百万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一阶层，另外还有几千万中农和富农。按照列宁的话说，这是一股“每天和每时都在产生资本主义”的自发力量。但恰恰是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之后，这一小商品生产成了俄罗斯经济向前发展的促进因素。不过可惜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它也被毁掉了，再有没有恢复的可能性了。在俄罗斯，还出现了另外一种经济、另外一些劳动动机，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居民社会构成；只是在服务行业和商贸领域还保留了一些个人的主动精神，不过，它们也只是以“影子经济”的面目出现。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它的科学保障、干部培养、交通运输、供应、城市系统、电力和国防，所有这一切都不向私人生产开放，而只是为大型国有和合作生产所独有。
在苏联只有非常少的人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愿望进行个体生产。在过去的70年时间里，俄罗斯一直都在与“私有者”展开连续不断的、严酷的斗争。这些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早期”的镇压活动，这不能不对人民的思想产生某种影响。国家机器还在经常地、严厉地打击私营生产和个人主动性。在这块土壤中，私营生产和个人主动性无法结出硕果。当然，也有非常个别的幼芽几乎是从不毛之地上顽强地窜了出来。在我居住的莫斯科郊外的新伊万诺夫斯科耶村，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有了几家私人的食品商店、两家咖啡屋、一间不大的格鲁吉亚风味餐馆。在这个小村子里，还有一家不大的木材加工车间，玻璃和花岗石作坊也经营得不错。在自己父母的自留地上，年轻的企业主尤里·克尼亚泽夫建了一个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效益却很不错的金属构件加工厂。在这里，工人们将从意大利进口的铝制半成品生产加工成20多种成品。上述所有企业为100多个来自莫斯科和那个村子里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而要知道，在那个村子里，大约有500户居民还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当然，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园子，但是饲养生猪和奶牛的尝试却很不成功，因为猪肉和牛奶的价钱都很低。不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积极因素，那就是这个村子与莫斯科这个大都市很近，村里的许多居民靠出租住房或在莫斯科及其郊区的工地上打工来维持生计。
最近10年里，我仔细地观察了曾是历史老师的马拉特·库尔马耶夫创建并领导的“霍比特公司”的发展。它从一家不大的生产和经营企业迅速成长为一个横跨各个领域的大型公司，其特色是将新技术应用到建筑工业中。这家大型工业联合体的总部和主要车间都设在莫斯科近郊的柳别尔齐市，为几乎2000名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和后勤服务人员提供了工作岗位。现在，“霍比特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汽车金属顶棚生产商；此外，它还与一家很好的德国公司合作，利用德国的设备大规模生产塑钢、木制和铝合金门窗型材以及其他许多建材。
最著名的成功案例是俄罗斯纺织康采恩“潘因特尔”，它走过了一条从一个很小的合作作坊到大型轻工企业的路。现在这家企业有2000多名工人、管理人员、工程师、设计师和销售人员。这家不仅在莫斯科闻名的企业的奠基者和领导人亚历山大·潘尼金于2000年底去世，享年只有52岁。正如他本人所说，现代“俄罗斯工商主”的处境非常艰难，其中充满了冲突和巨大的精神压力。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4）
马拉特·库尔马耶夫、亚历山大·潘尼金、尤里·克尼亚泽夫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成功完全是例外。到2001年，俄罗斯近10年来出现的新型私营工业企业还占不到工业生产企业的4％。在农村，私营公司更少，2000年和2001年，它们不到农业生产总值的2％。在这里，更多的公司不得不压缩自己的生产规模。
众所周知，私营企业部门发展最快和最有效的是在贸易和服务领域。苏联时期，这些经济部门很不发达，而正因如此，个人积极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私营经济部门中，不需要投入过多的资金就可以快速获得回报。俄罗斯公民没有在工业和农业领域投入必需的资金，而谁也无法做到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建成资本主义。激进改革家尝试通过顺利地、而且几乎是无偿地对国有大型企业进行私有化来改变这一情势，但是却没有使这些企业的经营活动水平得到提高。多数情况下，私营工业部门的成效并不明显，而是形成了具有黑社会控制体系的假市场金融工业集团。
俄罗斯前经济部长雅可夫·乌林松承认，盖达尔、切尔诺梅尔金、基里延科三届政府的运行都是在认为国家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所有者这一公理的基础上开展的。乌林松确信，在对1997～1998年俄罗斯企业的经营情况所做的调查表明，有散户持股的、没有完全私有化的企业的经营情况要比纯国有企业好。 不过，这种来自为数不多的企业、且周期过短的调查结果可能会误导人们。总统经济顾问安·伊拉里奥诺夫在一次接受记者提问时宣称：“根据定义，在任何市场、任何时候，国家的经济活动从来就不会是最合理的。在帕累内托的经济学中，只有私营部门的经营活动效果才是最佳的。”
我认为，这些伪科学的论断既与西方、俄罗斯的实际不相吻合，也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有很大的差别。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形式都有自己的优缺点。那么，为什么我们非要在自己的经济政策中去遵循那些连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家都搞不清楚的复杂的优选法数学理论呢？——要知道，它还是早在19、20世纪之交由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内托创立的。顺便说一句，这些理论曾经遭到过包括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并引起一番争论。事实上，国家不能成为一个好的财产拥有者的观点并非公理，而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教条。这就像蒲鲁东的那个“财产就是盗窃”、私有制恰恰是人类最大恶习根源的观点一样。
不应当全盘否定私有制，但也不应当过高评价其作为经济学中原则和刺激因素的意义。在很多情况下，集体所有制可能更有效率，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当一些企业由外国所有者经营时就变得更有效率（今天，外国资本几乎完全控制了俄罗斯的烟草工业以及大部分啤酒厂和糖果厂）。
俄罗斯媒体中曾经公开不少资料，其中显示一些大的企业被私人所有者收购后，效益得到了提高。
众所周知，所有俄罗斯快速发展的石油公司今天都属于私营部门。圣彼得堡的“北方造船厂”和“北方钢铁厂”在私人控股以后，企业规模有了根本性的提高。与此相似的还有“蜂窝移动通讯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但是，私营生产的辩护士在这里经常混淆因果关系，因为私营资本恰恰会经常投向那些它认为会快速和收益巨大的部门。近些年来，俄罗斯的石油部门发展很快，但是，不是因为它们进行了私有化，而正好相反：私营部门进入石油领域恰恰是由于看到了可以在最小投入的情况下取得巨大的和快速的收益。而在俄罗斯，有谁能够把工厂的平均收益水平提高到像石油部门和烟草行业那样大呢？
在另一些俄罗斯报刊中，也曾经公布了不少材料，其中显示大多数情况下一些大型企业在转为私人所有后，其经济指标不升反降。私有化的消极后果也反应在一些从国家转到私人之手的大型企业中。在这里我不得不谈谈“吉尔”的命运。这家大型企业在私有化之后，产生了巨额亏损，促使莫斯科市政府下决心购买这家工厂，作为其市有资产的一部分。只有对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大多数企业进行长期的研究之后，才能做出严肃的结论。不过，总结有关这个问题的大量资料后，我们可以看出，那些在1995～2000年中转到市场方向上来但同时又保留了国家调控因素的企业以及那些国家调控成分占主导、同时也存在市场关系成分的企业效益最佳。在这些企业中，刺激因素和个人主动性不仅体现在公司的经理阶层，而且还有工程设计人员和车间领导者以及部分普通工人。无论如何，现在没有人去干无利可图的事情。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就经营较好的圣彼得堡著名的“基洛夫工厂”，可能是最好的事例之一。在苏联时期，它的生产规模拓展了十几倍，而在今天完成了实质性的重组后，这家工厂的生产更加快速而有效地增长，建立了整个子公司体系，并与明斯克汽车厂以及其他一些外国企业展开合作。和许多其他大型企业一样，“基洛夫工厂”曾在几年时间里没有任何盈利，甚至还有亏损，而这是不可能被私人公司所忍受的。但在今天，这里的工资水平、工人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圣彼得堡其他工厂的工人相比，有了实质性提高。
在经过了几年下滑之后，著名的“俄罗斯农业机械公司”以及其他一些俄罗斯大型农业机械制造的公司开始复苏。国内的飞机制造企业生产情况好转。那个时候，俄罗斯的纺织、鞋类制造工业的危机还没有克服，主要原因是遭到了来自亚洲和西欧进口商品的强烈冲击。
普京在经济上的两难抉择（15）
不能不说到一点，将自由和私有财产以及个人主动性奉为神灵的基金改革派并没有真正去关心俄罗斯国家新型企业所需要的帮助，也没有去关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和合理的税收政策。
中小企业主事实上处于一种缺乏保护的状态，而这不仅仅体现在市场的自发行为面前。在许多情况下，取代国家对经济实施干预的并非“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而完全是犯罪集团和腐败官员那只可以触摸得到的手。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影响力不仅渗透到小商小贩那里，而且还扩展到整个工业和贸易、银行和交通体系，甚至是整个俄罗斯联邦的各地区。为免于犯罪集团的渗透，许多运营良好的私营和股份企业不得不建立起一个由前苏联克格勃和内务部的退役将军和军官领导的强大保安机构。如果企业不能建立这种安全体系，那么它就不得不向官员和黑社会团伙支付经常性的、繁重的、并且有损尊严的保护费。这同样让我们的外国合作伙伴感到不安。
一家美国非常有影响的商业报纸写道：“观察俄罗斯沉重的经济状况时，不能不看到那些令俄罗斯社会感到窒息的犯罪和腐败现象。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是在掠夺苏联资产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私有化的进程则完全被腐败弄得扭曲了。这种状况继续被许多西方战略学家所忽视。对于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来说，犯罪和腐败是最主要的障碍。没有对股票持有人的权利和合同实施的有效保障，不解决关税、纳税和办理许可证等问题，外国投资根本不可能进入俄罗斯。西方国家必须明白，俄罗斯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走上改革的道路。她正在走的是一条通往经济崩溃、犯罪集团掌控国家行政权力的道路。人们很难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科书里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
只有在执政者清楚地理解了自己对国家、民族以及国内企业所承担的责任的时候，才有可能解决这些和其他许多问题。
一批新的经济学家走进了白宫和老广场的办公室，其中有一些人还是自由主义者，甚至是极端自由主义者。《专家》杂志认为，恰恰是这批经济学家特别推崇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的公式——即“政府所占比例越少、越廉价（预算用语），那么国家就越富有，经济越自由”。 不过，诸如此类的公式完全是庸俗的教条，尊其行事会很危险。
在米·卡西亚诺夫政府的一份文件中这样写道：“政府计划将那些没有效益的、国家并非一定要参与的财政预算资金分配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