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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王祯-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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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王祯生活的时代 



     王祯,字伯善,生于公元1271年前后,山东东平人,是我国元代著名的 

农学家。 

     王祯生活的时代,正逢元朝的前期和中期。 

     1271年,正是王祯出生的时候,忽必烈废除了“蒙古”国号,取《易经》 

中“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即“大的开始”的意思)。1272 

年,迁都今北京,当时叫大都 (也叫汗八里,即“大汗之城”)。1279年灭 

亡南宋,中国复归于统一。 

     元朝的疆域,“北踰阴山,西极流沙(今新疆白龙堆沙漠),东尽辽左 

 (辽东),南越海表”,比汉唐盛时更加辽阔。有些地方还超出了今天的国 

界,如辽阳行省就统辖着包括库页岛在内的整个东北地区。 

     元朝的中央统治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中书省是最高行政部 

门,设中书令,右、左丞相,平章政事,右、左丞,参知政事等,统称丞相。 

中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枢密院掌兵权,设院使、副使。 

御史台掌司法,设御史大夫。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为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大都附近的河北、山西、 

山东地区叫“腹里”,其他地区(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 

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设立行中书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这些 

 “行省”,后来发展成行政区的名称,初步奠定了明清乃至今天省区的规模。 

行省长官设置同中书省,有右、左丞相,平章政事,右、左丞,参知政事等。 

行省之下为路、府、州、县,设总管、府尹、州尹、县尹;又都各设“达鲁 

花赤 (管民官)”,由蒙古人担任。 

     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设有宣抚使司、宣慰使司、安抚使司,或宣慰使都 

元帅府,下设万户府、千户府等。 

     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加以 

提倡。这是因为蒙古人所建立的国家横跨欧亚,其中民族成分复杂;宗教信 

仰各异,故对于各种宗教兼容并蓄,以便维护自己的统治。元朝统治时期, 

上述各种宗教在中国都有了很大发展。 

     忽必烈封吐蕃喇嘛八思巴为国师,成为掌握吐蕃政教事务的首领。 

     1279年,八思巴卒,得赐号为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他的后 

继者也都称帝师。元统治者在修寺院、作佛事方面,每年都要花费大量钱财。 

     1291年,全国估计共有佛教 (包括喇嘛教)寺院4万余处,僧尼20余 

万人。僧侣们不仅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还经常得到元政府的赐予。 

     元代道教的地位仅次于佛教,在北方广为流传的是道教三大派别之一的 

全真教。1276年元军攻入南方后,对正一教(天师道)也注意加以利用,曾 

召其天师到大都。 

    伊斯兰教徒在元代称为“答夫蛮”,多为大食人,善经商。元朝政府就 

利用这一点让他们为自己经商贸易,有时还任用为负责财政的官吏。 

     元代有所谓“也里可温”(意为信奉基督教的人,属“罗马派”),在 

蒙古军西征后陆续来到中国。忽必烈时,南北各大城市都有他们居住。 

     元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十分尖锐。元统治者以少数民 

族入主中原,统治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采取了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他 

们把各民族人民划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以制造民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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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治之,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 

     蒙古人为第一等,包括原来蒙古各部的人。他们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 

拥有种种政治、经济、法律上的特权。但实际上,蒙古族的下层人民同其他 

各族人民一样,同样受着蒙古贵族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生活十分贫困,有些 

甚至被卖为汉、回之家的奴婢。 

     色目人为第二等,包括西夏人、回回人、西域人和留居中国的一部分欧 

洲人。他们归附蒙古较早,故最得信任,政治地位仅次于蒙古人。 

     汉人为第三等,包括契丹人、女真人和原来在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 

     南人指南方的汉人和其他各族人,地位最低,属第四等。元朝统治者把 

汉族分汉人和南人,是为了分化瓦解他们,削弱他们的反抗力量。 

     各级统治机构的长官和掌实权的人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其次才是汉 

人,南人则极少有这种机会。地方上的达鲁花赤一般由蒙古人担任,而以色 

目人当同知,汉人当总管。同知、总管互相牵制,都要服从达鲁花赤的指挥。 

在刑法上规定蒙古、色目、汉人分属不同机关审理。量刑上也不平等,如规 

定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蒙古人打死汉人,只判流放充军,而汉人 

打死蒙古人则要抵命。经济上规定政府括马(强买民间马匹),蒙古人不取, 

色目人取三分之一,汉人、南人全取。此外还有汉人、南人不得私藏兵器等 

种种不平等的禁令。 

     元代的军事制度,是在蒙古政权军事制度的基础上日趋完备的。专门卫 

护皇帝的宿卫诸军,如怯薛军、五卫 (左、右、前、后、中五卫)亲军等, 

是中央禁军。怯薛军由贵族子弟充任,设怯薛长,归皇帝亲统。五卫亲军隶 

于枢密院,设亲军都指挥使。此外,大朝会用的围宿军、大祭祀用的仪仗军、 

巡幸护驾的扈从军、守卫皇帝财产的看守军、夜间巡逻的巡逻军、保护漕运 

的镇遏军等,也都属于宿卫军。 

     镇守地方的是镇戍军,归枢密院调遣。其中,蒙古军由蒙古、色目人组 

成,屯驻“腹里地区”;探马赤军由契丹、女真人组成,其间杂以由北方汉 

人组成的汉军和南宋投降过来的新附军。在一些地方还有不出戍的乡军,如 

辽东的仭。╦iǔ)军、女真军、高丽军,福建的畲(shē)军、云南的寸白军 

等。各地驻军都有屯田。军户另编户籍,子孙世袭。 

     元代在全国各地遍设驿站,签发民户为驿卒,叫站户(即站赤)。驿站 

有使用马、牛、狗、引车等的陆站和使用船的水站。站户的户籍也是独立编 

制的,“北地”的归通政院统领,“汉地”的归兵部统领。与一般驿站相辅 

而行的又有急递铺,用来传送紧急文书。 

     在元代,蒙古皇帝、王公、贵族、色目商人、寺院僧侣和一部分汉族大 

官僚地主组成为统治集团,剥削和压迫各族劳动人民。蒙古贵族在进入中原 

以后,都得到了皇帝赏赐的大量土地,从而变成了大地主。寺院也经常得到 

赏赐土地,大都的大护国寺有水陆田多达10余万顷。色目商人和汉族大官僚 

地主也都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就以这些土地作为剥削农民的手段。 

     元代北方农民负担的赋税名目有二:一为税粮(丁税、地税),以丁口 

和土地纳税。但丁税多地税少;一为科差,以户为单位征收。在江南,主要 

征两税和科差,这是正税。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附加税和强派勒索,如括马 

 (强买民间马匹)、和买(官取民物只给很少的钱)、和雇(强派劳役)等 

等。 

     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很强,除交纳地租外,还必须忍受严重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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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剥削。地主可将佃户随田转让,甚至干预其子女的婚姻。 

     比佃户身份地位还低的是驱口。法律规定他们“与财物同”,可以公开 

买卖,如在大都即设有人市。驱口不能与“良人”通婚,而且“所生子孙, 

永为奴婢”。元代驱口主要来自战争俘虏,也有因犯罪、贫困自卖或被拐卖 

等情形而成为驱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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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王祯农书》的写作 



     元朝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开始重视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 

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 

     1260年,忽必烈上台不久就设立了十路宣抚司,以通晓农事者充劝农 

官。次年,设劝农司,置劝农使。 

     1270年,成立了专门负责农桑水利事宜的政府机构司农司,它可以派遣 

劝农官到各地巡视农业生产的情况,还有权申报地方官在农事方面勤惰的材 

料。攻下南方后,1288年在江南又设立了行大司农司和营田司。 

     司农司等机构的设立,对元初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使农民掌握生产技术,提高农产量,忽必烈还派人遍求古今农书, 

组织写作,于1273年编成了《农桑辑要》一书。这部书在历代农书(如《齐 

民要术》等)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生产经验,记载了新作物的推广情况。元 

朝政府把它颁行全国,命令各地宣传推广,对指导农业生产发挥了很大作用。 

     元朝政府还在全国农村推行村社制度,以50家立一社,选年高晓农事者 

一人为社长,督促农民及时耕作,开垦荒地、修治河渠,经营副业等。农民 

都要在田旁立牌,书明属某社某人,以便社长随时检查。 

     元朝政府在兴修水利方面也做了很大努力,设置了都水监和河渠司以掌 

水利。最大的一项水利工程是凿通南北大运河。 

     大运河于隋代开通后,至元初已经年久失修,不能贯通,由南方北运大 

都的漕粮只好水陆两运。为了解决漕粮运输问题,元朝在1289年开会通河, 

即自须城(今山东东平)到临清的一段运河,长250余里;1292年又开通惠 

河,引大都西白浮泉等水穿过大都,东至通州入白河,长160余里,为运河 

最北段。这样,从杭州到大都的南北大运河又畅通了,它对漕粮北运、南北 

物资交流和沿岸农田灌溉都起了积极作用。此外,如江南三吴地区的淀山湖 

工程、陕西关中地区的泾水工程、西夏地区的水利工程等,也都是很重要的。 

     由于元朝政府在忽必烈时期采取了这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在广大 

劳动人民的辛勤耕作下,农业生产逐渐得到了恢复。从垦田面积看,元朝中 

叶,江浙行省已有官、民田地99万余顷,河南行省有118万余顷;今内蒙、 

云南、新疆等边地亦有屯田15万余顷。 

     河南由于荒地大都垦辟出来,流民纷纷回籍,竟使地价涨至原来的十倍、 

百倍。其他如两淮、四川等受战争破坏严重的地区,土地也大都得到了开垦。 

     人口增加的数字见下表 

           年代               户数                口数 

           1235            870000余户         4750000余口 

           1271           近2000000户 

           1290           13190000余户       58830000余口 

           1293           超过14000000 

     垦田面积和人口的增加标志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棉花的种植在元代得到了推广。 

     宋代,棉花还仅在闽广和陕西等少数地区种植,到元代就向江南和北方 

许多地区普及了。 

     1289年,元朝政府在浙东、江南、江西、湖广、福建等省置木棉提举司, 

年征木棉10万匹,以后成宗 (1295—1307年)时又定江南夏税折征木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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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说明棉花已广泛种植。这对改变中国人民的穿衣习惯,有很大意义。 

     王祯的家乡——山东东平,在元初已是封建文人荟萃的地方,早在窝阔 

台时代(1229—1241),万户严实就曾经在东平“兴学养士”。当时的名士, 

如李昶、王磐、徐士隆、李谦等都曾在东平先后设帐授徒,培养了一批为封 

建王朝服务的人才,著名的有徐琰、申屠致远、孟祺等人。其中孟祺在1270 

年曾任山东西道劝农副使,曾参与编写过《农桑辑要》一书。 

     王祯可能受孟祺的影响而开始接触农学,他在《王祯农书》中曾引用许 

多《农桑辑要》的资料。 

     王祯在1295年任宣州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尹,任职6年,后于1300 

年调任信州永丰县 (今江西广丰)县尹。他在旌德县尹任内,一直过着极为 

俭朴的生活,从未搜刮过民财。不仅如此,他还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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