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希那穆提传-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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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希那吉很满意我们对谈的品质，他觉得这是教诲的新途径。他离开印度时，还带了一份对谈记录的副本，他觉得这些可以纳入新书的内容。后来印度基金会修正了这些对谈，最后以《传统和革命》为题出版成书。这是克里希那吉以对谈形式出版的第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你会发现，对谈能觉醒大疑之心，同时你会发现人生最根本的问题都是无解的。我们只能觉醒心中的智慧，不断地问自己那些最根本的问题。
1971年的春季，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愈来愈紧张。瘦弱、黧黑、张着水汪汪大眼的男人和女人，像一波波的浪潮涌进西孟加拉。他们的人数太多，当地居民舒适的生活完全遭到了破坏。不到10月份，印度东边的乡下已经住满了一千万的难民。对印度而言，那真是一场灾难。
1971年的6月我到国外旅游，临行前我和我的老友甘地夫人见了一面。她说：“如果美国人问起这边的情况，你就跟他们说，甘地夫人说一年之内，印度的土地上不会再留下一个难民。”战争的威胁已经成为事实，情况非常可怕。
克里希那吉准备在10月底从罗马返回印度，但是10月19日他从巴黎写了一封信。他说当地的报纸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可能爆发战争。他听说如果印度爆发战争，他可能失去公开演讲的自由。他要我们仔细考虑他是否应该回来。
10月28日，克里希那吉又从罗马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说报纸上报道，印度上空的火药味已经很浓了。他提醒我：“你曾经说过你要对这副躯体负责，而我也有保护它的责任。时局可能危害你们在印度的工作。普普尔！好好考虑一下，我们大家都必须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我写了一封信，确保他一定可以离开印度，即使战争爆发。
11月3日，他从罗马写了一封信给我：
不管有没有战争，情况都已经确定。我没有写信告诉你，原因是我希望情况能好转。今年夏天打从格施塔德回来，我的身体就愈来愈疲倦。它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来到此地之后我每天呕吐，睡眠很少，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他们为我安排的两个演讲全取消了。除此之外，这副身体变得愈来愈敏感，它需要彻底的休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返回印度，我想我一定会生病。这对谁都没有好处。此外，我的牙齿也一直不好。我希望待在罗马的三个礼拜事情能好转，结果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糟。因此今年冬天我最好不要返回印度。我很抱歉不能回去，但是这副身体必须尽可能地加以维护，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
从这里我将前往布洛克伍德公园，然后再转往加州。玛丽？津巴乐斯特夫人目前正在美国和家人相聚。我必须写信给她，看看能不能住在马利布。我想安静地消失一段时间，找个地方让身体好好休息一下。我希望你能了解，我会和你保持联络的，亲爱的普普尔。
南迪妮和我非常担忧他的健康状况。11月8日我们和他通了一次电话。不久就有人谣传克已经得了重病，而且住进了医院。我们打电话到马利布，克当时正住在玛丽？津巴乐斯特的家中休养，我们得知他一切安好。
1971年的秋天，我在孟买突然心脏病发加上高血压。我在床上躺了好几个礼拜。同一时期我的丈夫在德里也得了重病。他的肺部功能变得非常衰弱，因为他得了肺气肿。我们带他到孟买接受治疗，他的情况仍然持续恶化，我只好不断往返于孟买和新德里之间。
1972年的7月23日，他的情况突然变得危急。当天晚上我在他病房外的走廊上歇息。子夜过后我被叫进他的房间。贾亚卡尔正处在半昏迷状态，我必须弯下身去才能听到他的低语：“帮助我，抓住我的手，帮助我。”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认得出我。我握住他的一只手，南迪妮也进入病房，握住他的另一只手。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第25章 我们必须提出没有答案的问题（3）
他的身体逐渐安静下来，说话的声音也停止了，但是手仍然握得很紧。病房里悄然无声，我们的心也很安静。处在这巨大的空寂中，我们感到有一个存有突然接管了一切，抱着他轻轻跨过门槛。突然他的手松了，憔悴的脸上不再有痛苦的表情。他看起来年轻英俊，完全不再受疾病的影响。我到底该为谁哀悼？我的女儿拉迪卡进入病房，她以为他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她才发现，死亡已经在我们左右。那天晚上觉醒的空寂，一直伴随着我们多日。当我回到德里时，内心仍然是宁静的。
10月的某一天晚上我从梦中醒来，恐惧突然在我内心爆发。我的窗户是开着的，我觉得黑暗中有个存有在外面等待。我被恐惧压得透不过气来。我打开灯一整夜都没睡，甚至不敢闭上眼睛，因为那个存有还在黑暗中。这一情况持续了十天，我每天都从恐惧中惊醒，感觉那个存有在外面等待着。我根本无法觉察自己。恐惧已经强烈得快要把我摧毁了；我变得失魂落魄，一连两个星期都无法入睡。
1972年的秋天，克里希那吉来到德里。我前去探望他，他很详细地询问贾亚卡尔在临死的那一刻是什么状况，当时我的心又处在什么状况。我们有时交谈，有时安静地坐着。自从那天以后，他就不再提及贾亚卡尔去世的事。我人生的一面已经终止，我必须摆脱过去，继续前行。后来我告诉他我心中的那种快要摧毁我的恐惧，他很认真地聆听。他抓住我的手，要我安静地坐在他对面。我们静静坐了很长一段时间。
讨论再度开始，其中有一个主题就是恐惧。克里希那吉说，当我们感到彻底孤立无援时，恐惧就出现了。我认为清醒时的恐惧比较好应付，我们甚至还能追踪到底。但是无意识里的恐惧，那些存在于生命底层的黑暗，我们似乎毫无办法对治。
“贮存这些恐惧的，是不是无意识？”克里希那吉问道，“这些恐惧是无意识招惹来的，还是从环境撷取来的？它们有没有可能贮存在我们的遗传基因中？我们为什么认为无意识是恐惧的仓库？”
“恐惧永远都是存在的，只有面临危机时，你才会觉察到它。”我说。
我们的讨论引发了潜伏在脑子里的黑暗，无明的恐惧。感觉到这一点，克里希那吉问道：“细胞的整个结构是否都在害怕自己无法存在？恐惧是不是人类存在的一部分？即使最小的细胞之中都有恐惧？如果真是如此，我又为什么急着对治心中的恐惧？”大家沉默不语。
“一个手势，一个思想，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耳语，都会带来恐惧。我们的外在和内心都是恐惧。”当他说这句话时，恐惧真的充满着我们的内心和四周。“我们能不能在恐惧尚未变成挑战之前就面对它？我们的心是不是害怕面对恐惧？”他感觉到周遭的气氛，也看到这个问题的艰巨，于是说道，“让我们慢慢探讨。我们正在追逐一枚火箭。”
“我们需要的是单纯而不是分析。害怕自己不存在，就是我们血液的一部分。它是我们的遗产，我认为它就藏在那个地毯下面。你把它掀开来看一看，它就在那里。我们的心一旦觉醒，它就不再恐惧了。如果恐惧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为什么还要怕它？”他说。
我们已经找不出什么话可说，突然他开口了：“我们的心能不能彻底停止活动，让恐惧充分升起？我们的心一旦觉醒，恐惧的根又在哪里？”他在说话的时候，我心中升起的恐惧已经彻底终止，我的脑子和身体都变得很安静。
“先生，你的心中产生过恐惧吗？”我问道。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有几次，好多次。我们的心一旦彻底稳定下来，不再有任何退缩，既不接纳也不否定，不使它合理化也不逃避它，恐惧就出现了。我们已经碰触到恐惧的根部了，不是吗？”我很仔细地聆听，要想解脱恐惧，不能靠任何内心或外在的行动。脑子一旦彻底安静下来，恐惧就消失了。对谈所助长的宁静，一直伴随着我。那天我睡觉时已经没有任何恐惧。自从那次对谈之后，我心中的原始恐惧就不再升起了，剩下的都是一些可以应付的表层恐惧。
接下来几天，克和我谈的是孤独的本质。那是一种彻底孤立的不可思议的状态。它就是自我的精髓，里面充满着妄念之网。他要我彻底面对内心所有的孤独，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恐惧。
“要想摆脱恐惧，就必须摆脱时间感。”他说。我吸收了这些话，并且紧紧地掌握住它们。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第26章 爱是没有痛苦的（1）
对于印度次大陆而言，1971年和巴基斯坦的战争，以及孟加拉国的建立，都是非常痛苦的经验。1972年克里希那吉和我们见面时非常关心这次战争。他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强烈地反战，战争是暴力的极致表现，不论任何情况，战争都是不该被鼓励的。我们向他解释，印度国土上已经有一千万的难民，压力愈来愈大，造成了很多问题。克里希那吉还是坚持他的立场。
在他的演讲和小型讨论中，我们发现他的用语已经改变。他开始深入字根的含意，明白地区分脑子、心智和意识。他在德里的演讲谈到脑细胞已经局限了数千年，除非能打破这个局限，否则灾难是无法避免的。“这个世界正处在水深火热中。脑子和人类的整个结构能不能产生巨大的突变？人类能不能不再四分五裂而过着圆满的生活？”
克里希那吉的心中蕴涵着巨大的哀伤。11月19日他在新德里对大家说：“世上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某个人全心全意地想表达某件非常好的事，但是却没有人接受。这件事对讲者和听者而言都是一种悲哀。”克里希那吉察觉人类未来的暴力会愈来愈增长，于是他提出人类已经陷在二元对立的窄巷中——譬如爱与恨、暴力与非暴力。然而真相就在本来面目中，也就是暴力。他检查思想及其结构；思想是过去的记忆，也就是时间感。
“人类的心智和脑细胞是时间的产物，其中充满着欲望和思想的活动。这样的脑细胞和心智能不能彻底静止？你必须了解哪些思想是重要的，哪些思想是不重要的，它才可能静止下来。如果不了解思想结构的本质，你的心是不可能自然静止下来的。
“安静是必要的。当你在观赏云彩和上面的光影变化时，如果你的心一直喋喋不休地思索或衡量，你就无法看到云彩的美了。你的心必须安静，只有当你把心中的控制和权威欲放下时，它才会安静下来。人类为了找寻真理或悟道，一直不断地陷入时间感中。这些事情也都要放下。要想找到那个和时间、衡量、名相无关的东西，你的心必须彻底安静。脑子一向需要绝对的安全感，否则它就无法自由而有效地运作。这样的脑子能不能不再追求安全感，然后它才能没有矛盾地运作。
“一旦认清这一点，你的观察和学习就会了了分明，这也就是智慧的解脱行动。脑细胞一观察到谬误，自然会安静下来，于是我们的心智也自然会毫不费力地安静下来，然后时间感就没有了。我们的心智能不能维持这份安宁？这个问题其实是从欲望中产生的。我们把静心当作欲乐在追求，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这种安宁的状态中没有观察和经验，只有彻底的寂静。处在这种安宁的状态中，门就开了，门后的那个东西是无法形容的。”
1971年的夏天我在美国。办完公事之后我到加州和我女儿一起度假。她告诉我，她在多伦多听过一场很特别的演讲。讲者名叫伊凡？伊利克，曾经当过耶稣会的修士，在南美洲住了许多年。后来他和罗马教廷意见不合，经过一番煎熬，最后离开耶稣会，搬到墨西哥的库埃纳瓦卡居住，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供人聚会的中心。
他在多伦多演讲的主题是“不受学校教育的社会”。拉迪卡给了我一本他的书，书中的原创性和强烈度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回到印度我就把这本书给了甘地夫人。她读完这本书，认为书中所说很适合印度的情况，于是安排伊利克前来印度访问。他事后告诉我，他不太想接受政府的邀请，但最后还是答应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名叫多萝西？诺尔曼，他带给我一封她所写的介绍信。
1972年的晚秋，伊利克来到我德里的家中共用晚餐。他的风度非常好，我很热切地回应他话语中的挑战。不久我们就建立了很好的友谊。甘地夫人要我为他安排行程，我建议他前往拉吉嘉特会晤克里希那吉。
11月27日，伊凡？伊利克到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