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希那穆提传-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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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他认为你应该站出来传道。”维诺巴吉插进来一句话。
“先生，我不是正在说话吗？这本来就是我的生活方式。你是不是希望我能按照传统的方式传道？”
“也许你现在正以你的方式做他想要你做的事。”
“先生，根本没有你的方式、我的方式或他的方式，存在的只有一种方式。”克里希那吉不肯妥协。
“我有一种想法，你有另一种想法，我们误导了整整一代的人。要想谈上帝，我们的心必须没有捆绑。共产主义者说上帝是不存在的，而你说上帝是存在的，你们都受到了局限，你们的论调其实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灾祸的起因。根本没有你的冥想或我的冥想，存在的只有冥想罢了。”克说。
“美国人一定很欣赏你的话。”维诺巴吉说。
“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只能照顾百姓的最低需求，因此西方人也纷纷投入各种信仰，如同印度人信仰印度教一样，有什么差异？在印度，经济改革已经变成最重要的一件事，改革与社会福利都是政府的职责。改革者和宗教是毫无关系的，除了改革之外，宗教应该还有更多不同的作用。
“生命之源是宗教，而不是改革，我并不反对改革，改革是必要的，然而宗教和改革是不同的。
“我认识欧洲的一些共产主义者，他们对我十分感兴趣，不过只到某种程度而已，印度教徒或天主教徒也是一样，只到某种程度而已。因此不论在欧洲、美国或印度，我都只是一个局外人。印度这个国家除了政治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吗？这里为什么没有深刻的创造力？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三部分
第19章 以全副头脑说话（3）
“为什么印度大部分的思想家都投入了改革？改革只是一件小事，小事之中永远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东西，而伟大的东西却总是能涵盖小事。在印度我无论走到哪里，人们总是问我为什么不关心贫穷与贪污的问题。我反问，为什么我们不从别的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很显然把事情弄拧的就是政治。所谓的宗教人士为什么要关怀改革的问题，改革不可能带来彻底的转变。”
“你的结论是什么？”维诺巴吉问道。
“没有结论，只有观察。”克里希那吉回答，“印度人的心智中有很深的矛盾，我们谈的是理想，做的却是相反的事，我们认为不该有野心，所以总是压抑那种想要改变的欲望。肤浅的改革就是来自这种挫折感，然而我们却穷追不舍。我的意思是，采取行动之后还要观察其结果，我们的传统和上师们说的却是相反的话。在这个国家里，人们把挫折、矛盾和存在感视为一种古老的人种特性。我们虽然追求上帝，却不知道怎么生活，这也许就是我们投入肤浅改革的原因。”
“欧洲人是不是更能欣赏你？”
“我厌恶被欣赏。
“那里的情况跟印度一样，认真的人确实有一些。印度人最认真的是政治，政治是最具有破坏性的。有些人声称自己为和平改革而献身，其实他们强调的还是一个‘我’字。搞政治的人心智不可能活泼，这个世界需要的是活泼与明澈的心智，不被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局限的心智。
“如果你把自己局限在印度教之中，你就无法真的去爱了。爱需要彻底的自由。前几天有一位托钵僧前来看我，他曾经去过阿马那斯，他提到隐修士所提倡的各种宗派。我问他，‘他们做了些什么？’他说，‘什么都不做，但是他们知道什么是大梵，他们独居，他们冥想。’我回答他，‘背负着信仰的重担，他们永远不可能彻底放下。’
“要想见到真相，你就必须彻底放下。在一个强调传统与上帝的古老国家里，你很难做到这一点。”
克里希那吉指着那些围绕在维诺巴吉身边的人说：“这些人是不是都是你的追随者？真是可惜。”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变成我的追随者。”维诺巴吉说。
“在印度，人们渴望上师和权威的指导，他们觉得有人指导才能找到真理，他们不准备犯错，这真是太幼稚了。”克里希那吉说。
“就算他们跟孩子一样也没什么不妥。”维诺巴吉如此回应。
“那么维诺巴吉何不放下这些追随者？”克的问题十分迅捷。
“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道途是独一无二的。”维诺巴吉循着自己的思路回答。
“寻找上帝和成就无关，上帝可能是永无止境的存在，而人心厌恶这永无止境的感觉。”克里希那吉说。
“你的意思是没有一个客体可以追寻？上帝是追不到的？”维诺巴吉开始感兴趣起来。
“没错，否则上帝就太琐碎渺小了。人们到阿马那斯去寻求上帝，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摒弃了爱与美，摒弃了个人的思想以及各种形式的好奇心，取而代之的是对权威和体制的认可；我们不给心智探索的空间，我们和真正的创造有什么关系？我们认为要想领悟上帝就必须披上僧袍，拒绝性爱，否认感官，不再欣赏云朵或大自然，然后说我们必须静坐冥想，可是这样的冥想只不过是睡眠罢了。”
“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宗教占着什么样的地位？”维诺巴吉的一位跟随者问道。
“国家是什么？社会是什么？不外乎是社会或文化中的各种关系，关系一旦改变，社会也就改变了。”克里希那吉停了一会儿然后说，“宗教就是去发现真相，发现真相与我们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今天没有一个人会说：‘我不是什么印度教徒或伊斯兰教徒，我只关心整体人类的问题，关心地球被破坏和原子弹的问题，我关心的是人类是否能建立兄弟之爱。’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但是关心的人还不到六个。”
“我却发现印度人已经准备好接受新的观念，放弃国家主义，从狭窄的人生走出来，这是前所未有的景象。”维诺巴吉如此辩护着。
“我了解，但是这样还不够，因为印度人的心智已经变得过于机械化，他需要而且一直在寻找人生的目标。我们朝着旧有的目标前进，一点也不假质疑。我们太拘泥形式，但是一个人必须有自由的心智，一个不受传统影响的心智。彻底的自由是必要的，不过你一旦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你就不自由了。我们必须去发现自己，揭穿自己，检查自己心中的每一个角落——把心中的火点燃。”克里希那吉节节进逼。维诺巴吉也许想对抗这股能量，于是把话题转向琐碎的事。
“我听说你已经有一年没有举行公开演讲了。”维诺巴吉说。
“是的，我已经有一年没有举行公开演讲，我一直在禁语，我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我在遵守什么誓言。”
“我很高兴今天能见到你，我一直都在期盼这件事。你有没有学过任何的印度语言？”讨论变成了闲话家常。
“我曾经学过印地语，我的家乡话是泰卢固语，但是我很小就不说了。”
“你现在开始学印度语文还不算太晚。”维诺巴吉说。
“我现在正在学梵文，不过只是为了好玩。”克里希那吉回答。
“如果你只说英文，在印度没有多少人会了解。”维诺巴吉说。
“我知道。但是如果你用传统的语文，人们就会把它诠释成传统的寓意，于是你就无法再说下去了。”
“英文也可能会造成不当的理解。”维诺巴吉说。
“那么就破解它，”克回答，“我发现如果你想把梵文翻译成英文，你就必须真的了解其中的内涵，但是你如果把梵文翻译成印地语或马拉塔语，却不需要深入的了解。”
克里希那吉与维诺巴吉彼此面带微笑，双手合十互相道别。次日克里希那吉回拜维诺巴吉，维诺巴吉谈到他的捐地朝圣之旅。他说：“我所追寻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我不准备去阿马那斯了。有人说我这样是不对的，我应该去的，因为辨喜上师也去过。”前次的讨论，激起了某些出自内心的反应，他说：“昨天我们谈得很好，很有启发性。这些思想多年来一直引导着我，早在我接触甘地吉以前就是如此了。我见他的时候刚好二十岁，我见他的目的是为了观察和聆听，他从不要求我或任何人接受他的想法。”
“是的。”克里希那吉说。
“你好像也见过他一次？”
“总共三次，有一次是在伦敦，当时我和贝赞特博士在一块儿。”
“我很少有时间读书，不过有时候我还是会读一读。”维诺巴吉说。
“除了一两本闲书之外，我几乎完全不读书。你早上是不是很早就外出了？”谈话再次回到表面的层次。
“四点三十分我就外出了，一天通常要走十英里路。”维诺巴吉说。
“你写不写书？”维诺巴吉问。
“写。”克里希那吉回答。
“这些书都由谁出版？”维诺巴吉问道。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三部分
第19章 以全副头脑说话（4）
“演讲和讨论的文字在印度出版。”
“捐地运动中有许多人都读过你的书。”维诺巴吉说。
“阿秋和罗也这样告诉我。”克里希那吉说。
维诺巴吉指着马哈戴薇？泰说：“她不懂英文。”
“真遗憾，我也不懂印地语，那么我们就无法沟通了。”克里希那吉说。
“但是你现在正在学梵文——为了好玩。”
“梵文真是美，真是一种奇妙的语言。”克里希那吉回答。
“梵文的每一个字都有字根。梵文和拉丁文属于同一种语系，英文的‘点火’（ignite）与梵文的‘火神’（agni）这两个字的字根是一样的。”维诺巴吉说。
他们十分友善地互相道别。
8月14日的傍晚，维诺巴吉在帕哈甘姆对群众演说。这次演讲的方向与往常有所不同，他表示这是受到克里希那吉的影响。他说像克里希那吉这样的人就好像我们的守卫，他的话就是一种警告，我们应该认真地聆听。几个月以后，有一位友人告诉维诺巴？巴韦，克里希那吉对他所作的评论：“维诺巴吉说他同意我的意见，但是他仍然照往常一样继续做他的工作，因此他的同意并没有任何意义。”维诺巴吉回答：“克里希那吉说得没错。”
多年以后，尼尔马拉？戴施潘达告诉我，维诺巴吉曾经说过：“克里希那穆提虽然否认世界导师的角色以及为他建立的教会，否认最高上师的地位，否认自己就是克里希那的化身，但是贝赞特博士却不能否认自己所扮演的雅修达的角色——也就是神圣的牧牛者师利？克里希那的养母。”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三部分
第20章 透过否定才有创造力（1）
8月中旬克里希那吉开始感到不适，他的尿道发炎，因而引起高烧，他感到极为虚弱。帕哈甘姆的医疗设备不全，于是马哈瓦恰利送他到新德里，接受西瓦？罗的医生们的会诊。他们发现他的肾脏受到感染，便替他开了含有抗生素的药方。克里希那吉高度敏感的身体，无法适应这么强的药物，因此产生了激烈的反应。那些日子大家都很焦虑。我当时正在美国，9月的第三个礼拜我回到印度时才听到这个消息。基蒂与西瓦？罗非常用心地照顾克里希那吉，过了几天，他开始好转。他返回斯利那加，住在卡伦？辛格博士位于达尔湖畔的那幢可爱的木屋中。卡伦？辛格博士如果没有放弃王子头衔的话，现在已经是克什米尔的国王了。
9月中旬以前高烧又出现，潮湿的气候造成风湿症，使得克里希那吉饱受了十天关节痛的折磨。马哈瓦恰利负责照顾他，帕拉？麦斯瓦伦在一旁协助。
1959年的9月27日，克里希那吉写了一封信给基蒂？西瓦？罗。
我亲爱的基蒂吉：
我一直没有写信向你和西瓦？罗致意，感谢你们在德里时照顾我的病。原因不是我的怠慢，而是因为我无法写信。当时发生的事你们都很清楚，我就不再赘言了。那十天的日子真是不好过，马马吉非常不安，不过现在一切都好多了，我已经可以拿笔写字，而且可以走动了。这整个经过极为累人，现在我们必须欢乐一下了。
很抱歉让你担心，现在所有的事情已经在控制之中，一切都没问题了。
马哈瓦恰利写了一封信给我，报告克里希那吉的健康状况，他说克里希那吉在帕哈甘姆时虚弱到必须被抱进浴室。
9月27日我接到一封克里希那吉的来信，信中他提到自己所受的折磨，他说那是他头一天有力量握笔写字。他希望我和南迪妮能到斯利那加陪他，那是个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