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愿无尽-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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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确定，为免滋误会起见，同人咸主以本会信约十二条，托王世杰、张岳军两先生代为转呈最高当局，并推定黄炎培先生和我两个人代表面陈一切。黄先生将文件手交王、张二公，请其代约谒见日期。隔多日，蒋公约去见面时，则黄先生已因公赴泸州，只得我一个人去见。
我见蒋公时，张岳军、王世杰两先生皆陪座。我说明本会成立动机，是受党派问题刺激，而以求大局好转自任。蒋先生屡次要我们说公道话，而不知道我们说话甚难。我们说一句话批评到政府，则被人指为接近共产党或站在某一边了；我们说一句话指摘到共产党，又被人指为接近政府，或为国民党利用，仿佛我们就没有我们的立场，只能以人家的立场为立场，这是非常痛苦的。这样将全国人逼成两面相对，于大局极不好。于大局极不利的，即于政府不利。我们联合起来，就是在形成第三者的立场。蒋公既以说公道话相期勉，先要给我们说公道话的地位，那就是许可我们有此一联合组织。
蒋先生没有留难即表示谅许，大约是先经研究决定了。只问我，参加的是哪些人。我大致数数，数到沈老先生和邹韬奋先生时，！我答，以我所知他们两位并没有成见的；与其让他们在这一组织的外面，还不如约在里面。蒋公点头，亦以为然。谈话大致即此为止。这是廿八年11月29日。
我出蒋邸，王世杰先生以车送我回青年会。在车中，他问我道，你们这是一政党了。我答不是。这是为了当前问题的一种联合而已。当前问题有分裂内战的危险，我们誓本国民立场，坚决反对；“统一建国”的标题正由此而来。现在参加的，各方面人都有。彼此间，还有不少距离，须得慢慢增进彼此间的了解。纵有人想组党，现在亦说不上。在我个人则根本不承认中国的多党制是合理。说得激烈一点，我反对欧美式的宪政。王先生于匆促间听不明白我的话，他误会我反对中国行宪政。他竟转问我道：你是否认为中国永不需要宪政呢？大概他亦想我是开倒车的人罢！
12月间会中，同人拟出版刊物，推余家菊先生主编，曾集资若干，并指定各人撰稿。后来却没有出版，其情不详，因那时我离渝了。转过年来，到廿九年上半年，同人皆不断聚会。临近参政会开会之前，到的人亦多，聚会亦多。同人曾商量共同提案，属我起草。我草出后，大家讨论。意见互有出入。最后仍作为我个人提案，愿联署者联署，此事另记于后。
参政会开罢，同人多离去。接着到了5月大轰炸期，在重庆更不能住。同人几有失去联系之势，幸而周士观先生（宁夏参政员）寓舍宜于避空袭，他不离渝，乃公推他照料会务。每次同人入渝，与他接头，于必要时通知开会。
八路军新四军问题，由来已久，而以何（应钦）、白（崇禧）皓电（9月19日）促其紧张。皓电以前，我们为关心大局，每于开会时，约中共驻渝代表秦邦宪先生出席，请他报告他一方面的情形和他与政府交涉的情形（当时一切交涉皆由秦与何）。政府方面亦间接地以消息和材料供给我们。后来秦先生回陕北，周恩来先生则来渝，常亦被约预会。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为了愿意我们清楚前方军队情形，屡以各色新绘地图拿给我们看。所以由两方面的问题，不知不觉形成第三者地位的重要。虽然这一个会很可怜的，并无甚势力，然而除了这一个会之外，更向哪里寻得第三者？
问题愈到后来愈紧，转过年来1月初间，就发生皖南新四军事件。接着就有中共的抗议，而不出席参政会。同志会于此，当然不能坐视大局之僵持，于是就有本年2、3月间奔走的一段经过。其事见前第一节，可不再叙。
说2、3月间奔走的是同志会亦可，说是民主政团同盟亦可，因为表面上都没有以团体名义出面，而实际上同志会已改组为同盟了。同盟以同志会为前身，组成分子还是那些人，只少了救国会一派朋友（再则多了一位张君劢先生）。至于其组织加强，纲领有异，自应于时势需要而来，此处不叙。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51节 抗战以来自述（22）
十一、1940年4月间的一个提案
统一建国同志会同人，于廿九年（1940年）4月初间开的参政会，原商量作共同提案，将当前大问题，分作一二三几个，由同人分别担任起草提案，然后请大家讨论，集中思虑，修正完善，提出于大会。我担任的，即是关于当时党派问题的提案。不过我草出之后，大家讨论，在措词上，在办法上，意见互有出入，不能归一。遂改由我个人提出，同人随意联署。此案标题，为《请厘定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绝对避免内战，以维国本案》。由此案，就在参政会中产生一“特种委员会”来负（关于此事的）审查及建议的责任。虽然后来，并无收到什么结果，但总算有此一事，现在大略叙一叙。
于此，先要谈一谈国共问题。国共问题始于河北、山西，次及于山东、江北、江南。冲突事件早非一日，而政府提出来说，则始于廿九年1、2月间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上何参谋总长应钦的报告。我写此提案，即根据报告来说话。我的意见和主张，则根据我平素对于这问题的认识。我的认识可分为三层言之。
一、问题为自然演成，不必追问谁负其责。好多人一开口，就喜问两方面闹起来，究竟谁不好。这是最糊涂的话。要知两方面原来都不是立宪国家的普通政党，彼此可以互相承认其存在。而实在是各自以革命建国自任的革命党，其不相容性，本于先天。此其一。过去不久，明明有十年苦斗，虽则一时罢手，彼此初来释然。此其二．明乎此，则其势不能免，不能怪责哪一方，已甚明白。何况，政治军事文武斗争分不开，地面如此广，人如此多，亦无从追究谁先起意，谁先动手。事实上，总是相激相荡，不知不觉演成，此其三。还有第四点，就是当两方关系好转时，未及将彼此关系厘定清楚。譬如，政事上陕北边区，军事上第十八集团军，其于国家建制几成一谜。匆忙抗战，留下许多问题未解决，其引启纠纷，是自然的了。
二、国民对于这一问题，应抱持严正态度。上面的话，对于当事双方谁亦不责备，好像很取巧。好像做中间调停人，要如此说话才行。其实我是反对这种态度的。中国国民不应当将此事看做邻舍吵架一样，站在旁边来调停。这是家里面的事，是切身的事，要持严正干涉态度。对于双方有不对处，都应当责备。
三、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在国民舆论督迫下，和平解决。要知道陷身问题中的两方，谁都不能解决这问题。问题的解决，必将关系切身利害而身又不在问题中的大多数国民。正当的解决，亦是惟一可能的解决，必在国民舆论督迫下得之。
所以我那提案上说，事非一枝一节之事，于一枝一节究问是非曲直，实属无益。又说，问题之解决，应从厘定党派关系入手，以求得较今日更进一步之团结（意指党派综合为一）。而以解决问题的责任，责望于参政会。原文有云：
窃念执政之国民党，于抗战起后，既招致党外在野人士，始而为国防参议会，继而为国民参政会，原期团结共商国事。今双方行动，虽不起于参政会内，须知亦并不在会外。国民党方面，蒋总裁固明明本会之议长也。共产党方面为首负责人毛君泽东，固明明吾参政同人也。双方不协，是本会尚未能发挥团结作用有以致之也。设今于此问题不加解决，而听其扩大，则参政会应职其咎。吾同人举不得辞其责而亦大亏负执政之国民党之初心也。
至于原案提议的办法，计有三点：一是电促毛参政员等迅速出席（按毛君从未出席，而其余几位当时亦未到）；二是组织特种委员会研究解决方案；三是特种委员会由议长指定委员三人至五人组织之。
其实在我早知问题解决非易，并不存何等奢望。我只望在会内会外造成强烈不许内战的舆论空气，俾军事行动收敛一下，而寻求合理解决途径。其次，则希望在大会电促之下，毛先生果然来渝一行，情势或有转移，为问题解决开其端。但后来事实上均未做到。
我当时是先提一询问案，后提此建议案。询问案于开会第一天即行送出。大意即根据参谋总长在驻会委员会上之报告，而询问政府在眼前曾否严切制止双方行动以及如何为根本消弭之道。及至此建议案撰写好，觅同人联署时，许多人怕惹是非，不敢签名。只有几个熟人，如黄炎培、冷癉、江恒源、张君劢、罗文干、胡石青、左舜生、张申府、晏阳初诸公帮忙，几位老先生如张一、钟荣光、胡元絯、张澜、光癉诸公热心此案之提出而签名。黄先生老成练达，他劝我不要贸然提出，应先请示议长蒋公，至少亦应先向王秘书长（世杰）说明之。我没有那样周到，又加联署人凑足二十，大会提案将近截止，来不及请示说明，就径直送出了。
在询问案送何部长答复之时，大约我已被人注意而怀疑。及至此案提出，，。执政党的参政员始而要打消此案，后来改提强调军纪军令的对案。最后由王秘书长面请蒋议长指示，蒋公一面亲笔手谕，审查会召集人适为黄炎培先生。王秘书长约黄先生商谈后，即将手谕二纸（一纸写不完，遂有二纸），请黄先生转给我看，并托他与我商量一切。
蒋公手谕原文此时自记不全。大意是，此为军令军纪问题而非党派问题，军令军纪是不能有讨论余地的，然而参政同人若愿意加以研究，亦未始不可，最后则政府自有权衡。黄先生与我商量，说当局既认为可以通过，则通过无问题；为避免会场上无谓争吵起见，最好省略各种手续。，于是在审查会上，黄先生主席，第一省略宣读（照例秘书宣读全案原文）；第二省略说明（照例由原提案人加以口头说明）。然后主席又说，原提案用意甚好，所谓组织特种委员会一事似亦可行，可否勿庸多讨论。大家表示赞成，举手通过。陶参政员百川发言，原提议特种委员会三人至五人，似乎太少；人选既请议长指定，则人数亦不妨由议长决定之，不必限制。又大会没有几日，此委员会工作似不必限于大会期内，即在会后仍可进行报告请示于议长。大家亦无异议，而通过。
审查会完毕，送到大会上。蒋公亲自主席，仍照前省略各种手续。只由秘书长宣读审查意见，议长问大家赞成者举手，大家举手，通过。于是一个大案，不到两分钟，便办妥。事情不算不顺利，而我想造成舆论空气的初意则达不到。还有电促毛参政员泽东出席一层，则审查会以至大会皆没有提。
末后，特种委员会经议长指定十一人组织成立。共产党方面由秦邦宪、董必武代表；国民党方面则有许孝炎、李中襄等几位；居于中间的则为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几位（记不全）。而由张副议长伯苓和黄先生为正副召集人，自行定期召集开会。
据闻开过两三次会，在会上两方说话甚多，却并无一点争吵，而且每次都有结论。——这是黄先生告诉我的。临末一次会，秦参政员报告他与何部长交涉大致妥协，计有三条：
一、共党处置办法，以彼此公函往复取消之。
二、陕甘宁边区定为十八县，由中央指定之；其隶属关系大约将隶属于行政院。
三、军队编制为三军六师、三补充团、三保安团、三支队；共约二十三万人之数。
如是该会议决如次；
一、地方政制及其职权，必须经中央正式订定公布，以举统一之实。此事并望中央从速解决办理。
二、各地民众运动应遵守抗战建国纲领，并服从政府法令；所有政治性防制办法应一律撤消，以收团结之效。
三、关于货币，希望中央就地方需要予以相当数量之供给；同时取消局部施行之通货，以免紊乱币制。
四、经济抗战应由政府命令各方严切执行，绝不使敌货输入流通。
五、右之决议，由召集人面陈议长；本会休会，这样特种委员会就结束了。
第三辑 我的主要经历
第52节 抗战以来自述（23）
十二、总结全文
以上共分十一节，将我个人自抗战以来的事自述一遍。第十一节，上年4月间的—提案，若再叙下去便是第一节，本年2、3月间的一段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