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9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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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比较，我不能不认为公刘这代年轻诗人，可能将是胜出的一代。公刘曾穿着整洁军装到《人民文学》编辑部作客，我当年观感，公刘属内向———内秀的人，乍见编辑部的人，他脸红红的，似有几分朴讷。　
　　谁也想像不到，白桦和公刘这两个早熟的，受共产党革命思想培育，人民共和国造就的众人瞩目的一代青年作家，后来几十年的命运竟是非常坎坷，这不能不影响到他们的创作。　
　　公刘童年跟蒋经国在抗日战争大环境短暂邂逅的那段历史，既难说是“失足”，也难算“错误”、“罪行”，并且他在参加人民解放军后写的入党自传里已向组织做过坦诚的，“触及灵魂”的交代。而在社会上他已是最有名望的部队诗人之一，他用赞歌来表达他对中南海、对我们军队和人民的热爱，如前文所说。与他同在部队创作室，后来也遭错整的徐光耀说公刘在创作室“诗名较著，文化素质较高”，他的这一评语是客观的。可是在1955年继反胡风运动后开展的全国肃反运动中，公刘不仅难逃劫数，且是重点对象了。因他历史上和逃到台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那点关系；文化素质高，诗的影响又大（胡风集团那些“伪装革命”的人，难道文化素质不高，影响不大吗？），这更成为对公刘“升温加码”，“格外带劲”，“所费时日也大”，“支部几次布置要‘加温’”（徐光耀语）的凭据。所谓“升温加码”、“所费时日大”，那自然是昼夜逼供，期待从被整对象那儿“突破”，被怀疑的敌人成为真正的敌人，那肃反成绩不就“大”了！在这一过程中，如公刘所叙述：“我不是徐君虎（留在大陆的蒋经国前秘书）先生的干儿子（当然更不是蒋经国的），即使在‘肃反’最绝望，我两次自杀未遂的时刻，我被昼夜逼供，只得胡说自己是‘国特’，是‘托派’，我也没承认是徐的干儿子。但是这又有什么用！结论中还是非定为‘干儿子’不可！”（请参看前引公刘著文）肃反中主持公刘一案的那位，50年代初期军（文艺）、民（人民文学）联欢时，我不只一次见过他，挺温和的山东汉子，当然资历比白桦、公刘要老。从徐光耀那篇《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所披露，当年审查公刘那态势，真可谓一往无前，一不做二不休。那种心理状态社会学者可以研究。我总觉得将这类比自己参加革命晚，创作成绩、影响倒比自己大的青年作家整为“异类”，这中间似有一种愤愤不平或者觉得我比你参加革命早，那些革命诗篇我写不出，你们怎有资格写，那不是僭越、冒充吗！益发气不打一处来。肃反整倒人，难以成功。到了1956年还不得不开“向肃反中被误伤的同志开赔情大会”，这自然是颇不情愿的；这就又改换“诱敌深入”的办法，一再动员别人发言，又是点名又还使用“激将法”，要公刘一定发言。等到公刘谈了两条意见，讲了中国历史上的“瓜蔓抄”，讲了要人道主义（据我所知，公刘被隔离审查时，他刚同新婚妻子成婚）。于是被那位审查者———支部书记记住。反右时公刘虽远在敦煌采访，立即被电召回京，公刘向党“猖狂进攻”的罪案因他讲的那两条意见，当然“顺理成章”成立。这回公刘的“特务”（有人绘声绘影写作发表了一篇小说）、“蒋经国干儿子”的莫须有罪案，公刘再也难以逃脱，且被剥夺发言权，有口难辩。更加可怕的从反右直至“文化大革命”，在极“左”指导思想、路线猖獗的这多年；甚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人帮”倒台，已为公刘拨乱反正、恢复名誉之后，所谓“蒋经国干儿子”、“蒋匪干孙”的阴影还被极少数人摇之舞之（有的还掌握着某种权力），招摇过市，时不时地仍然像梦魇一般挥之不去，沉重压在诗人公刘头上。使一个本该享有自由解放活力的这位老诗人，有时就得忍受这样的精神刺激、折磨，这是多么残酷的世纪阴影啊！在已经过去的将近半个世纪，公刘像好些　1955年、1957年遭错整的正直知识分子那样，屡经磨难，九死一生。他们的时间、精力，许多年都耗在沉重的体力劳动和迁徙流转之中。再坚强的人，也无法抵御一种大环境的侵凌，身心所受的摧损，是难以修复如前了。70年代后期落实政策，曾经风华正茂、雄姿英发的青年诗人，已经变成一个躯体多病的老人，尽管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　、爱诗歌之心依旧，创作方面做出了新的努力，但健康状况却令关心他的人们担忧。而今公刘已逝。这是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　
　　现在我们再回到白桦。政界对这位作家敏感；而作家的参与意识又强的白桦，在文坛简直是一个象征，阴晴晦明的象征。　　　
　　白桦和公刘（3）　　　
　　1957年那场运动，白桦像当年相当一些有才华的青年作家那样，难逃厄运，被戴上一顶“右派”帽子。是在鸣放初期，他去昆明鼓励鸣放，结果云南方面坚持要将他划右的。从此他沉寂了二十多年。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人民精神大解放，对未来重又燃起炽热的希望。知识分子则期望，那种视知识分子为“异类”，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知识分子动辄得咎，给以惩处的错误政策，不会再来了。有件事情我印象甚深，大约是“四人帮”垮台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中央电视台举办春节联欢晚会，将近结束时，欢庆胜利的人群，纷纷走上舞台跳交谊舞，在翩翩起舞的旋流中，我发现作家白桦也在其列，多年不见了，虽然头发白了，但风姿依旧，精神未改。这格外引人注意。我对家人说：“四人帮”一伙人为虐的年代，肯定一去不复返了；新的时期已经到来。　
　　不久之后，大约1977年4、5月间，有人告诉我，白桦已复出，他从南边过来，现住王府井附近某某招待所。　这多年，他积累了不少素材，手头有作品，你们赶紧去看看他。那时我负责《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文方面的工作，于是很快我和一位小说编辑去看了白桦，他的新作话剧《今夜星光灿烂》好像即将由北京一家剧院演出。白桦对我们讲，他有一篇写贺龙的短篇过几天就完稿，问我们要不要。我们当然求之不得，因为6月9日是贺龙元帅逝世八周年，我们正在筹办怀念贺龙的一组稿件。几天后，白桦如约交稿，这是他多年以后交给《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题目是《地上的神仙》，是关于贺龙将军在洪湖苏区的一个传奇故事，发表于当年第6期。白桦仍保留了他诗人写小说的浪漫情调。　
　　这时候的白桦，又到了他写作的快速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在北京市新创刊不久、推出了一些新人佳作，风头正健的《十月》文学杂志，发表了他新作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这个作品写的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历程，无非是建国初期能够发挥自己专长的欣悦期，和其后政治运动连绵，知识分子遭整的苦难期，尤其“文化大革命”更达到登峰造极……这是许多知识分子的亲身遭遇，白桦、公刘他们，不也是这样吗！　当然从作品也可看出，白桦有时过于急切地想配合某种政治时尚，心是好的，但效果未必好。那时有个刊物率先写了分析个人迷信危害作用的文章，遭凡是派人士禁止发行，这自然不对。但白桦在《苦恋》电影剧本里将个人迷信问题，也象征性地插上一笔，与情节游离，似嫌生硬。这个剧本的发表当时似未引起公众注意。1981年剧本已由长影富有活力的年轻导演彭宁精心拍成影片。在内部审看时，有的人有些意见。这些意见到了党中央主席胡耀邦那里，耀邦主张将意见梳理成若干条进行修改，并说请文化部电影方面有经验的老领导夏衍和陈荒煤帮助作者和年轻导演修改。消息传到邓小平同志那里，他支持对电影持否定态度的那种意见。五月间这种看法公开见诸报端，给《苦恋》和被拍成电影改名叫《太阳和人》的影片，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帽子。随后邓小平发表讲话，不仅谈了《苦恋》及电影《太阳和人》的问题，还点名批评了文艺界两三个作者的讲话和作品，认为他们有的人也是“放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大超过了右派的水平。”《苦恋》和《太阳和人》则被禁止发行放映。还批评“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的领导，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于是党中央主席胡耀邦赶紧执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并向文艺界传达这一指示。《太阳和人》从此不再放映，当然也从没公演过。没有看过电影的多数国人看了报纸的批评不晓得这部电影到底如何。但是文艺界有些人看过电影，我是其中一个。我认为电影拍摄得很美，也还有真实动人的成分，那就是知识分子的心态———爱国的执着和遭受错整时的内心苦楚。这部电影不能面世，真是有点可惜。文艺界看过影片，持我这样看法的人不少。至于电影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不是如批评者所讲的“新社会不如旧社会，共产党不如国民党”，看过电影的人心中有数。事实的真相，不是凭一两篇批评文章就能推倒的。对《苦恋》和《太阳和人》的断然否定是难以服众的。此一公案还待历史鉴定。　
　　我说说这事情的余波。《苦恋》和《太阳和人》的作者白桦，为此而不得解脱。虽说他很快在《十月》杂志1982年第2期发表了检讨文章，题为《关于〈苦恋〉的通信———致《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1983年某月我去武汉办事，顺道想去看看白桦，遂由一位知道他的住处、原在部队的作家领我去。那是一处花园式招待所，我们先在白桦住的房内，后来白桦说：走，到后边的花园走走。到了花园，他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我觉得关在屋里说话有点沉闷。我懂得他的意思，感觉他心情相当压抑。他对我说：我还要继续写作，但部队我恐怕得离开，找个合适的地方单位，只要能让我专心写作就行。　
　　白桦后来去了上海作协，近十多年，他出版的新著不少。他这不平静的大半生，在自由心态下，我希望他能写出好看耐看的作品，让后代了解那过去的年代。　　　
　　白桦和公刘（4）　　　
　　2003年6月29日写完　
　　（载《炎黄春秋》杂志2003年第10期）　　　
　　肖平这个作家（1）　　　
　　我说的肖平，是指山东的那个，他姓宋；而非指安徽那位孙肖平。肖平取得全国影响的作品有《海滨的孩子》、《三月雪》、《圣水宫》以及1978年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墓场与鲜花》等等。　
　　《人民文学》这本杂志自1949年创刊以来推出了一大批新作家，而这些作家因其有影响的或第一篇作品（有的第一篇作品即是有影响的作品使其一举成名）是在该刊发表的，遂对该刊有特殊感情。其后又有作品不断在刊物发表，遂对刊物形成特殊关系，即刊物的经常撰稿人、联系对象。在50年代、60年代，与《人民文学》有特殊感情、特殊关系的大批新作家中，肖平是其中一个。　
　　1954年，肖平在山东老家，那时好像还没有名气，是《人民文学》的一位编辑从大量来稿中披沙拣金，发现的肖平这位无名作者的小说《海滨的孩子》。这发现者便是沈从文夫人张兆和，那年她刚刚调到《人民文学》小说组工作。常务副主编、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欣赏这篇文笔淳朴、优美，有浓郁生活气息，擅长写儿童心理的小说，遂立即拍板发表。《海滨的孩子》，是作家肖平的起点。小说篇幅不大，但显露了作者的文学功底、艺术才华，显然不同于一般初学写作者，而预告着一位新作家出世。小说在《人民文学》刊出后，决不是无声无息的，它随后被列入建国后初次出现的一批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序列中，受到奖励，编入选本。　
　　肖平的投稿再次受到《人民文学》编者的青睐那已是隔了两年后的1956年。那时《人民文学》的常务副主编是秦兆阳，他一心扑在振兴《人民文学》上。他的想法是将该刊办成像俄罗斯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主持的《祖国纪事》和《现代人》那样的杂志，有自己独特的编辑思想并不断推出有影响的佳作和文学新人。为此，他日夜付出自己的精力、时间。他住在编辑部大院的东厢房里。他有个嗜好，编辑同仁们下班后，他常摸到他们办公室去，翻阅他们案头来稿，挑拣一些带回自己宿舍阅看。第二天早晨常常出其不意地向编辑们宣示，他在某某编辑桌上，发现了一篇佳作，而佳作的作者们常常是名气不大，或与编辑部素不相识、从不知名的作者。肖平（那时，他的名字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