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7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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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夏天，我第一次去东北，到了沈阳，我是跟着一位小说编辑女同事，晚上去马加家里，匆匆看了马加，这位我钦慕的作家。马加，中等身材，眼睛很大，气度温和，有长者之风，话语不多，带着东北口音，人显得很朴实。这是第一次见面的印象。马加有段时间是东北作家协会主席，后来一直是沈阳作协、辽宁省作协的第一把手，“文化大革命”前，还是中共辽宁省委的候补委员。每次去沈阳，我必去看看他。但我从未同他深谈过。而我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好就好在，我觉得，在那政治运动频繁的年月，马加始终是一位坚持埋头写自己作品，心无旁骛的作家，这点格外引人尊敬。他虽有官位（改革开放年月，听说他还做过中共全国党代会的代表）丝毫不图做官，而始终保持一个写作人就是以写作为业的这一本色，这一点非常可贵。所以他直到高龄还在写作，就像世界上终生写作的文学大师们那样，这一点更令人尊敬，这也是他跟他同时代某些热衷搞“政治斗争”的作家不大一样的地方。
辽宁现已出了马加老作家的文集，我祝他健康长寿。
王安友
王安友生于1923年，出生在山东海边的日照县，他出身农民，是由农村基层干部成长起来的小说家，曾当过民兵队长、区委书记，后来才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他最早发表的是表现婚姻自由的小说《李二嫂改嫁》，这部小说以其反封建的内容，有吸引力的故事情节以及浓郁的农村生活情调，而率先被改编成山东地方戏吕剧，而久演不衰；随后又被全国好些地方剧种移植上演。因之，在50年代初期，知道王安友这个新作家的人越来越多。1955年，王安友首次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作品《十棵苹果树》，其后在毛主席推动合作化高潮时，又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整社基点村的一天》，这篇小说被发在刊物的头题，当时是一篇较有影响的反映合作化运动中农村干部心态的作品。作者无疑是站在批评保守思想的立场，编者自然认为其主题是积极的，而今回过头看，或许有可供商榷之处。但是王安友的小说，毕竟有其自身的特色及优长之处，就是他是个土生土长的，非常熟悉农民、农村干部和农村生活的作家，他善于刻画农民及农村干部，作品人物个性鲜活，语言生动，又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其表现方式，较合乎“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故为广大农村读者“喜闻乐见”，也较易于接受欣赏。我一向认为，王安友是位懂得老百姓心理、生活风习的作家，这一估计可能不算过头。
我感觉王安友留下的较有分量，又好看的作品，可能是60年代前后（因手头无资料，时间，我可能记不大准确）他在《收获》杂志发表的长篇小说《海上渔家》（后来由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记得，我先是拿起登有这篇小说的杂志看，几十万字的小说，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主要是描写的海上渔家，生活气息浓郁，各式各样的人物（包括渔村的男女青年），生动传神，语言也好。我总相信，创造了有生命人物的作品，是有久远的生命的。尽管作家处在当年那种环境，作品体现出来的，对生活、事物的认识，可能有一定局限性，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因杂志社组稿需要，自然多次见过王安友，但个人私交不深。留下的印象，他肤色偏黑，是在农村自然的太阳，新鲜空气下长成的，很像个农村干部，甚或老农，没有作家的架子。
近年，文艺界的评论，似乎很少涉笔“文化大革命”前曾有影响、虽不是最有影响，却仍是较好的中、长篇小说。马加、王安友的小说，似也少有人提及。我希望这篇小文所涉，能引起评论家们某种兴趣。
两作家之忆（2）
写于1999年7月31日
冯牧书生（1）
提起冯牧，文艺界谁人不知，何人不晓？但人们不一定知道，冯牧是湖北人，原籍夏口（今汉口）。冯牧同我聊起他的家世时说：“我的祖籍应该是安徽徽州。但祖父已在夏口做官、定居了。父亲留学回国后，最早也在汉口做事。因为他会几门外语，在外交司当参事。后来才迁居北京。所以我的籍贯是湖北。”
冯牧的父亲是谁呢？他名叫冯承钧。冯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研究兴趣广泛、著译等身，属那种多学科的开拓型学人，尤其对中西交通史、边疆史、元史、蒙古史等等历史、地理学科，做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又是《马可波罗行纪》最早的翻译者。在这些学科领域，他可以算是一代宗师。近年他的《史地丛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等著译，已有出版社重印。他早年留学比利时、法国，最先是研修法律的。回国后由做官而走上教书育人和专心致志地研究学问的路，而且使他走上成功之路的那些学科，并非他早年留学时读的专业。可见兴趣爱好，对一个人最终确定从事什么专业和事业有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为了研究学问的需要，除学懂法语、英语、比利时语，还通晓梵文和蒙古文，这也是极不容易的。今天会数国语言的学者似不多见。
我讲讲冯牧的父亲，无非是想让读者了解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散文家冯牧生长的环境。他的确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和学者的家庭。这位学者不仅仅是在书斋里研究中国的“故纸堆”的，他是融会了中学西学，因而影响着后来的冯牧思想开放、不保守，视野开阔。他兴趣爱好广泛，子女们也是这样。冯牧有众多的兄弟姐妹，不管在海内海外的，也都学有专长、事业有成。如不久前去世的冯先铭，便是中国有数的一位古陶瓷专家。冯牧自己也兴趣、爱好广泛，他喜欢旅游，而独钟情于工作了十数载的云南。他三番五次回第二故乡云南去，几乎走遍了云南的高山、大川，风景名胜之地和行程艰险、人迹难至之域。他曾骑马穿行于滇西的深山密林，长途跋涉西双版纳的原始热带雨林，而至今仍游兴不减、一往情深。近年他不顾年迈体弱（他已接近75岁高龄，肺部做过部分切除手术，长期患有慢性哮喘病）已两次去云南。每次他都声称：这可是我最后一次去云南了，可结果，他还再去。冯牧写云南的那些优美的散文，使我想起乃父的《中国西部考古记》那本书。父亲和子女之间，有时是有师承关系的。
除了爱好旅游，喜写散文、游记，冯牧还是位京剧的专家、票友。他写过不少评论京剧和戏剧作品的文章。京剧界的一些演员如关肃霜、李维康、李世济等人很敬重他，常来看望他，他们是很好的朋友。这当然跟冯牧长期客居北京的家庭环境有关系。他父亲也是京剧的爱好者。
还有当官和做学问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让我想起冯牧父子。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为政清廉，同时又兼文人、学者的官，如唐代的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杜牧，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我国文学界也有些学者、书生型的“官”，我印象深的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逝世的原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作协副主席、文艺理论家、翻译家邵荃麟，再就是冯牧。冯牧虽说在全国解放后，一直是个职务不低的文艺官，如昆明军区文化部长、《新观察》杂志主编，《文艺报》副主编、主编，中国文联研究室主任，文化部领导成员，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杂志主编等等，但他当“官”不像官，没有丝毫官的做派、官的手腕和官架子。他是一介书生，保持着读书人、文人那清纯自守、单纯、正直的品格，超然于官场和文场上那种势利和你争我夺。从当官来看，有时就显得有几分“窝囊”。记得那年开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举行选举之时，有人诌了四句顺口溜，评论文艺界的四位知名人士，其中最后一句便是“冯牧书生”，被一家香港刊物拿去刊登了，书生之名更是远播海内外。说“冯牧书生”这句话的人，自然是带着某种贬义，从某个标准看来，冯牧哪里像个当官的材料，既不善抓权、又不会玩弄智术，以巩固自己的位置，还不会无原则地逢迎上司。而就评价他的为人特色来说，“冯牧书生”这个评语可谓一语中的。冯牧正是这样的人，严守着自己的书生本色、人格尊严、道德信条，即使在其位也不去争权、争名、争利。这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情况不是更严重的话），有时就难免有点儿遭人欺负的“窝囊”之感了。1983年夏天，为了酝酿起草作协的文件，我和作协研究室的几位同事，曾有机会同他朝夕相处近一个月。我们差不多每天黄昏时分，在香山的乡间小道上散步。冯牧在这些比他年小十多岁的普通干部面前，仍然是自由无拘地袒露自己的心曲，不但发表对当前若干文艺问题的坦率见解，有时也诉说着他某些不解的小小苦衷。如：“别看我是机关负责人，我很少推荐人到‘作协’来工作。最近我推荐了一个人，人家还不要。”“介绍作协会员也难。×××是位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女作家之一，我推荐了她几年，就是被‘卡’住，不发展入会。”“夏天我应邀赴一个海滨城市讲学，什么都是自理。向单位借了二百元差旅费，回来还不给报账”……我们非常明白这位“机关首长”的窘境，因为他并没有什么实权（他对此也不感兴趣），就有些人不肯买他的账。然而这种书生本色，或许正是冯牧不失人味儿的可爱之处。
冯牧书生（2）
恰恰是冯牧的特殊素养———他的家庭背景，他的书生本色和宽厚、仁爱的精神以及他无可挑剔的革命资历（他是延安“鲁艺”的高材生、周扬最得意的几个门生之一；在战地记者岗位上，他经历了严酷的三年解放战争），在新中国建立后，使他成为最称职尽职、最孚众望的文苑浇花人之一。
解放初期，在昆明军区文化部长的任上，他发现、扶植、培育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中的文艺人才：白桦、公刘、公浦、季康、彭荆风、周良沛、林予、蓝芒……他们很快成为全国知名的小说家、诗人、电影剧作家。很短时期，出现这么多文学创作人才，这在全国各地区或军区，都是极为罕见的。设想一下，假使没有冯牧这个关怀、爱护，慧眼识才的伯乐，能有这样的局面吗？可是为时不久，1957年反右扩大化中，这些有为的诗人、小说家，好几位却被错划为“右派”，而冯牧被说成是他们的“保护伞”，他们被说成是在他的“卵翼之下”。尽管冯牧那时已上调北京，却仍然受到追究。云南宣传文化部门的某位负责人将冯牧的材料上送到中国“作协”。冯牧谈起自己这番遭遇时说：“他们一直纠缠不休。是邵荃麟、刘白羽保护了我。不久我去编《新观察》。”
《新观察》停办后，冯牧调任《文艺报》副主编。60年代，他写了许多评论文章，支持和肯定了一批新出现的小说、戏剧佳作和现代京剧，包括论证反面人物形象的创造，其意义和作用这样的文章。但在冯牧的评论中，我们却难以发现那风行一时的“革命大批判”式的“左”调。冯牧始终是怀着爱心、善心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中国文坛的新、老作家和那来之不易的中国文学创作取得的新成绩。正因为如此，在60年代中期“左”的指导思想对中国文艺事业的干扰日趋严重之时，在他便无论如何难以接受了。不论是面对最高领导人的指示，或以正式文件下发的林彪、江青之流搞的否定中国革命文艺从30年代到60年代的成就的《纪要》，他仍然以负责、求是的态度，在一定的组织范围内提出自己的看法、意见。他这种不改书生直言本色、出自善意的意见，却使自己付出了沉重代价。他先是被认为“老右倾”，随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打成“恶攻”和“现行反革命”。他这个正直的老军人、老党员，我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拖着文弱多病的躯体，却要在五七干校长期接受着“军管”，忍辱负重地劳改，直至林彪垮台、“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得以彻底解脱。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十年来在文艺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冯牧所做的不倦的、特殊的贡献。
首先在“破”的方面，冯牧组建和主持的中国文联研究室和《文艺报》，在破除“文艺黑线专政论”和“四人帮”在文艺界散步的种种毒雾、谬说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产生了全国范围的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冯牧还得面对着文艺界内部“凡是派”思潮和“左”的僵化思想的阻力（有些人过去曾是冯牧的同学，或亲密的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