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6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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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荃麟在我的回想中是一位亲切的长者、学者兼朋友，一个饱经了历史风霜的磨难，而仍然保持着赤子那样纯洁、高贵的心灵的人。
“文化人对于其自己的生活，必须力求朴素淡泊，勿为功名所迷，勿为物欲所蔽，勿自高自傲，隔绝社会大众，勿急于成名，到处投机钻营。文化人应具有爱人类爱民族的伟大热情，广阔胸怀与远大眼光，勿囿于个人的庸俗的利害，努力克服文化人个人主义的弱点。”
这是荃麟1941年8月发表的文章《我们对于现阶段文化建设的意见》（注）里的话，而他自己正是这样的人。
回忆邵荃麟（4）
注：当时《文艺报》一篇社论的题目，社论是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写成的。
林默涵的眼镜
60年代某天，林默涵在广州出差，突然他乘坐的小车猛地一震，他遭遇了车祸。这时手上在流血的林默涵立刻作出了三点判断：第一、手上有血，肯定负伤了。第二、是局部负伤，还是整体受伤？意识很清楚，身体也没有特别不舒服的感觉；呵呦，眼睛好疼！看来是眼睛负伤了。第三、那么，影响不影响视力？还能看见手上的血（手上的血正是从眼睛上来的），证明视力没有受损。于是林默涵迅速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当救护人员扶他上医院时，右手中指和无名指扶着自己眼镜架的林默涵说：“啊，我不要紧，只是镜片划破了眼皮，受了点轻伤。”
著名文艺理论家林默涵，讲话条理、逻辑性强，做报告往往没有讲稿，却从来不讲多余的废话；就是在遭难受伤时，也坚持他那条缕分明的理性判断。
上海老作家侧记（1）
很长时期，上海是中国的文化、出版中心。那里集中了中国最早创办的许多出版机构，报纸杂志，他们的书刊发行，辐射到全国各地；同时，当然也荟萃了全国知名的文化人———学者、作家、艺术家、报人，编辑家和出版家。中学时期，我站在书店里阅读或去图书馆借阅的，几乎全是上海编辑出版的书报杂志，因而也从书本上熟识了那些中国著名作家、学者、报人及编辑家、出版家、发行人等的名字，对他们留下各种各样的印象。
新中国建立后，如愿地做了我喜爱的文学工作，1953年起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很长时间是当小说和评论编辑。出差组稿，上海是我们重点组稿地之一，这样，我就不只一次地去到上海，拜访各位我心仪已久的上海作家、学者，尤其是上海的老作家、学者们。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受命主持《传记文学》杂志工作，我第一个去的地点，也是上海。时光迅速流转，而今已是21世纪第三年。我将上世纪工作期间，去上海与老作家们打交道的情形，分别略作回忆。
魏金枝
魏老是1900年出生人，早先的职业主要是教书，教中学国文课。他很早就参加进步文化活动，20年代去北京已开始新文学创作。20年代末期在军阀压迫下回到上海，1930年加入左联，帮助编辑那时的《萌芽》刊物，业余写短篇小说。我拜见魏老，是50年代后期，魏老已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调任上海作协《文艺月报》副主编。我每次去看魏老，他总在巨鹿路675号上海作协《文艺月报》的办公地，可见其敬业之勤谨。当年的编辑部主任王道乾曾对我讲，魏老看稿、改稿，非常仔细认真，真是一丝不苟。两位年轻作家茹志鹃、胡万春则告诉我，魏老对他们的写作给过不少帮助。自然，无论在文学教学和编辑岗位上，受过魏老指点、扶持的青年作者肯定还有不少。
魏老最擅长写短篇小说，他的作品数量虽说不是很多，但质量上乘。因为每篇都是精心构思，又讲求文字技巧，决不草率从事。50年代初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选编出版五四以来作家短篇小说选集，其中就有《魏金枝短篇小说选》。我第一次见魏老时，他说编辑工作忙，要看的稿子不少，他已年近花甲，身体不算好，冬天常犯气喘病。操着浙江口音的魏老怕我失望，他强调：短篇小说我肯定还要给你们写。其实那时他已寄了一个短篇给《人民文学》。我回京后正好看到刚出版的1959年第4期，那上面有魏老的新作《两个小青年》，是一篇精短的小说。经过1957年反右，好作品奇缺，好小说也缺。读过魏老新作的编辑部同仁称赞魏老对年轻人心理刻画细致，认为这是老作家对杂志及时的支持。
1961年初，我重回小说组工作，那时国家正处困难时期，领导重申文艺界要贯彻双百方针。我们做了多方面努力，其中就包括向老作家组稿。下半年，魏老赐给我们短篇小说《礼物》。这是一篇构思巧妙、一瞬间集中了生活，写得非常圆熟的小说艺术品。明明是作家编织的故事：两个刚获得乒乓球世界冠军的年轻运动员托人送给体育场一位老清洁工一份精美礼物———两人得冠军的照片。老工人却说“我不认识他们！”带着悬念，我们跟随作家生花妙笔，看见了八年前的场景：在已关闭的体育场内，两个钻进来的小顽童，为要看一场国际乒乓球球星比赛，不愿被逐出场外，而跟看场子的这位工人玩着捉迷藏游戏。最终是两个小孩的机敏、好学精神感动了工人，容许他们看了这场精彩比赛，这正是两个小孩学习球艺的起点……这就是今天的世界冠军。作者写儿童心理妙趣横生，小说引人入胜，留下回味，我们及时将它刊出。那时我们颇想送魏老八个字：童心未泯，宝刀不老。这篇佳作后来编入建国三十年《短篇小说选》。
数年后，1966年“文化大革命”灾难开始了，这时魏老已近七旬高龄，身体又有病，他经受得了这场浩劫吗？1974年6月，我途经上海，曾闯进巨鹿路675号院，真个是一片寂寥荒芜。偶遇一个熟人，她说患有哮喘病，举步维艰的魏老已在两年前辞世。
柯 灵
柯灵是著名散文家、电影编剧，若干杂志和报纸主编人。1956年初，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举国同庆之后，我们向柯灵同志约稿，他来信说：正在写工商业资本家改造的电影文学剧本。这当然是个好消息，因为那时刚上任不久的常务副主编秦兆阳正积极执行作协党组和书记处书记刘白羽同志指示精神，及时组织反映现实的作品。三大改造的题材，无论是写作报告文学或是影剧作品，都能较快速地反映现实的变化，柯灵的作品是我们需要的。我和联系柯灵的编辑立即报告了秦兆阳。约两个多月后，柯灵的电影文学剧本《不夜城》寄来了。责任编辑和我看过之后，我们觉得写得不错，柯灵的文笔尤其好，他对所写生活非常熟悉，我们像读一部精彩小说。自然我们也从人物描写的分寸上衡量，感觉柯灵的剧本好就好在实事求是，无论对守法户或“不法”者及其变化的状写，都比较入情入理，绝无生硬感。我们将稿件作为重点稿推荐给了兆阳同志。兆阳放了好一阵子。他说，很作难。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虽说已成为事实。但是这样写，人们会不会说，作者和杂志是在为资本家叫好？这个问题太敏感了，他拿不定主意。当然以他的自主负责精神，我们猜想，他不大可能再送给他的上级审读。迁延了一些时日，秦兆阳终于下定决心，嘱咐我们，将稿件退还作者。柯灵的这篇反映工商业改造情景的佳作，就这样在《人民文学》失之交臂。然而《不夜城》彩色故事片摄制完成后，却没有能够放映。后来竟作为“美化资本家”的“大毒草”影片示众。直至改革开放新时期方作为佳片上映。在极“左”思潮肆虐年月，我们私下还是庆幸《人民文学》在1956年没有发出《不夜城》，否则编者又该罪加一等。
上海老作家侧记（2）
1959年，我去上海看望柯灵。1956年的旧事不再提及。我那时在评论组工作，柯灵是文艺界闻名的写作多面手，我遂为我们的“创作谈”栏，向他约稿。他很快寄给我们《创作学习笔记》两篇，他的大作与唐彛⒁兑匀旱奶复醋鞫谈澹度嗣裎难А�1959年的这个栏目添色不少。
师 陀
师陀这位作家，我常常与柯灵并列。两位年龄相若，都写得一手好散文，都是上海“孤岛时期”崛起的最活跃、出众的小说、散文作家，文学编辑家。
师陀早先曾用芦焚笔名出版《里门拾记》、《看人集》等。我了解芦焚———师陀是在中学时代，读过他的《果园城记》（1946年上海出版公司版），很欣赏他独特、活泼的文笔表达的内陆小城民情、风习和他们的痛苦、梦幻。那时在家乡城市一条书店街，有大量上海出版的文学新书和文艺杂志涌至。我是那儿常客。师陀的长篇新作《马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和《结婚》（“晨光文学丛书”1947年版），跟老舍的《四世同堂》小说巨著，钱钟书的小说新作《围城》同样都是很醒目地摆在书架上，供读者随意阅读。从此我才知道抗战胜利后竟有这样一批小说、散文写得好的，我以前不认识的新作家：师陀、钱钟书、李广田（李健吾等作家主编的《文艺复兴》杂志登载李广田的长篇新作《引力》）、李白凤（《文艺复兴》杂志登载他的作品《游动在桑乾河两岸》及诗作）等。
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领导班子改组，新领导邵荃麟、严文井比较注重广泛团结三四十年代老作家。改组第1期（1953年7、8期合刊），有多位上海老作家发表作品，他们是巴金、靳以、王西彦。1954年第3期小说待发稿已有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艾芜的《夜归》，邵、严意犹未尽，问编辑部的人最近读的外地文学刊物有无老作家发表的比较好的新作，如有，本刊可以选载。于是有人提出师陀发在上海《文艺月报》去年12期写农村初级社生活的《前进曲》这个短篇，文井、葛洛（时任编辑部副主任）阅后同意，遂及时在第3期转载。作为生长在豫北的作家，师陀很熟悉过去北方农村。这篇新作，显然是他去现今新农村体验生活的一个收获。小说写了初级社一番新气象，一个坚持单干的老农，在合作社社员增产增收的事实面前和社干部热情说服下，终于同意入社，大伙欢快地一同前进。平心而论，这篇新作远没有作者过去写农村的佳作那样达到了历史深度。但老作家对新事物、新生活的态度仍然值得赞许。后来作者又寄来一个短篇《石匠》（写于1954年4月，爱国村），发于1954年第9期，这个短篇没有像当年该刊发表骆宾基、艾芜等人的短篇那样引起评论界注意。
1958年陈白尘主持编政，师陀曾在刊物发过一篇散文，题目叫 《山川·历史·人物》，这是一篇融历史感、自然风光描写及人物叙说于一体、绝佳的大手笔散文，恐怕只有历史学家翦伯赞写的《内蒙访古》可以与之媲美。此后我们仍继续向师陀同志组稿，1959年我去上海时拜见过他，希望他再赐我们短篇或散文。师陀讲，他原在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1957年初到上海作协。写了篇《西门豹》的历史小说，黄佐临要他改编电影剧本，这个事情缠住了他，没法脱身。说到写小说，他说很难，写新的生活有个适应过程。他在山东的吕鸿宾农业社住了好几年，还是很难提笔；你们转载的那篇，没啥看头。60年代初期创作气氛较宽松，我们曾向他约历史短篇。师陀仍保持沉默，未再给《人民文学》寄稿，直至改革开放的1979年，他方赐给我们一篇很见功力的历史短篇《李贺的梦》，发表于该刊第6期。但在此时，读者更加看重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老作家这篇小说，没有引起更多公众注意。
靳 以
靳以是我很尊敬的老作家，编辑家。他一直勤奋笔耕，出版过长篇小说《前夕》和无数小说、散文集子，这在40年代随处可见。同时他又是成效卓著的大型文学期刊的主编者，与巴金同志亲密合作，从北平的《文学季刊》到上海的“文季”、“文丛”，直到新中国建国后，1957年他们两位共同创刊《收获》杂志。靳以同志以极大的热情，为这些文学刊物付出了他的心血、劳作。“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他对作家和新作者创作的关心，爱护，支持，在文学界有很好的口碑。如1957年诗人郭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