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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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茅盾往事（4）
茅盾对青年女作家茹志鹃的发现、推荐。1958年《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有个倡议，每年让茅盾先生为刊物写一篇分析、评论全国短篇小说的文章，这有助于提高小说创作水平，同时也可以推出、奖掖文学新人。白尘说，他同茅公讲了，茅公答应写，正在读作品，做准备。我那时已调评论组工作。我们问白尘，要不要评论组提供作者和作品线索（对有些为刊物写评论的作者，我们通常是这样做的）。白尘说，不用了，文学杂志茅公那里都有，他读作品比我们多，并且读得仔细，有的他读过的作品我们未必读过，甚至也不一定知道。不久茅公交给《人民文学》一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其中他颇为兴奋地推荐了上海青年女作者茹志鹃发表在《延河》上的小说《百合花》。这之前，编辑部的人除知道茹志鹃是上海一位文学编辑，并不了解她小说写得好，也没有人留意她在《延河》发的这篇小说。且这类风格细腻、含蓄、诗意的小说，是颇不合当年那大喊大叫、“意气风发”的调儿的，所以作者曾屡遭退稿。茅盾先生真是慧眼识珠。大家找来一看，觉得小说果真是好，茅盾的评语“清新俊逸”也很准确。于是白尘作出决策，1958年第6期除登茅盾先生文章，同期还转载茹志鹃小说《百合花》。这一期杂志出来后，社会人士观感甚好，觉得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注重作者不同的个人风格，茅盾先生为文学界开了个好头，做出了榜样。而青年女作家茹志鹃从此脱颖而出了。
茅盾支持青年作家陆文夫、胡万春表现工厂生活的新作。苏州的青年作家陆文夫，1957年因参与发表探求者文学宣言，被长期下放劳动。他在工厂扎扎实实地工作，向工人学习生产技术，同他们打成一片；几年时间，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于是在1961年、1962年之际，他陆续给《人民文学》寄了几个短篇，这些作品很熟练地写出了工人、技术员的形象，情调健康、向上，有的则轻松，谐趣。执行主编陈白尘、李季很看重他的新作，有的发在头条，如《葛师傅》、《二遇周泰》。1962年，茅盾在《文艺报》发表文章，对陆文夫写工厂生活的新作和他长期在劳动者中认真体验生活，给予肯定、赞扬。也就在这期间，上海工人出身的作家胡万春，写了一些反映工厂生活变化的小说，也引起茅盾先生注意，写信给以鼓励；同时指出了年轻作者易犯的毛病（如写作中会出现概念化），希望勤于思考、学习，继续提高自己（此信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
茅盾是现实主义小说大家，但他对现实主义小说的取材、人物选择、写作方法、技巧等，从不拘泥，狭隘，一向看得很宽广，他自己的小说实践也是如此。就拿他小说的人物画廊来说，是很多样化的。因为社会的人物是复杂多样的，小说的人物怎么能够简单、单调呢？
茅盾与大连小说创作座谈会。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开小说创作座谈会。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会，邀请作协主席茅盾出席指导，夫人孔德沚女士同行。到会的有北方、南方、东北的十几位作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到会，同大家见面讲话。我是会议的记录之一。会议的目的，是与作家们共同总结前几年的经验教训，反对创作中的浮夸风，虚假的“浪漫主义”，以使创作回到实事求是，正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塑造真实可信、而非虚假的人物形象，回归现实主义健康轨道上来。会议气氛宽松、活跃，作家们畅所欲言，讲到前几年说大话，鼓虚劲，对创作者造成的压力和有害影响；讲述自己对生活和创作的思考，也诉说着创作中的苦闷。茅盾先生每天到会，认真倾听作家们意见，和会议主持人邵荃麟一道，以发言或插话方式，发表自己的见解，同大家交流。在谈及现实主义应当坚持和深化时，茅盾、荃麟，根据创作规律和中外作家成功经验，提出人物的形象塑造也应多样化，英雄人物是需我们格外注意的，但广大的处在中间状态的人物也不可忽视，也宜放在我们视野中，观察、研究、塑造。这既丰富了现实主义创作，也使我们的作品便于深入一个更广大的读者群，使这些读者从中受益。茅盾、荃麟的意见，针对了作家们提出的问题，求是而切实、中肯。
60年代茅盾在新作散文《海南杂忆》里抒写他的历史感慨。茅盾先生是中外知名的中国左翼作家，也是一位信仰坚定、熟谙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理论家。他谨言慎行，总是在冷静观察着、思考着。对社会生活，他很少发表自己见解，也不人云亦云；但并非没有自己成熟的思考和见解。1963年上半年，编辑部约茅盾先生写散文，他赐给我们一篇《海南杂忆》，发表于《人民文学》当年第6期。茅盾先生是写散文、杂文的能手，建国后却很少施展。《海南杂忆》实际是一篇杂文，它言简意赅，凝重、深沉，艺术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我至今记得，他从海南岛“天涯海角”奇拔的岩石，联想到流放在海南荒岛的宋代诗人苏东坡的《儋耳山》那首五绝：“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遗！”又联想到历代封建王朝的当权者，因听不进逆耳忠言，而对忠臣良将给以贬斥、放逐。自唐、宋以来，国家需要的这些名臣良将，流放到海南岛的真是络绎不绝。他们无缘补天，却“获罪”被放逐到这里来作“道旁石”。茅盾先生写道：千载以下，真叫人读了苏东坡这首诗同声一叹！《海南杂忆》的另一段，是从公路旁的草本植物鸭脚粟，联想到明朝海南岛诗人王佐赞鸭脚粟的诗。王佐诗中写了海南岛的劳苦百姓，大熟、小熟都不能够自己享用哪怕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他们经常借以维持生命的是鸭脚粟。可是王佐还有另一首诗《天南星》：“君看天南星，处处入本草。夫何生南海，而能济饥饱。八月风飕飕，闾阎菜色忧。南星就根发，累累满筐收。”茅盾先生写道：“这就是说，《大熟八月登》以后，老百姓所得，尽被搜括以去，不但靠鸭脚粟过活，也还靠天南星。王佐在这首诗的结尾，用了下列‘含泪微笑’式的两句：海外此美产，中原知味不？”
郭沫若、茅盾往事（5）
茅盾先生60年代初期游海南，无疑对他们这对老夫妇的生活安排、照顾甚是周到。然而此时的茅盾无心游山逛水，他忧国忧民，像他的文学先辈屈原、杜甫那样，心中装的是百姓的冷暖。他在天涯海角发思古的幽情，想到历代被错整“获罪”，由“补天石”变为“路旁石”的良将、名臣，像苏轼那样的优秀士人。想到吏治的腐败，使老百姓忍受饥荒之苦，面有菜色，靠吃野草野菜维持生命。茅盾写的是历史，他期望人们以史为鉴。他心中不会不装着在日益频繁的政治运动中被错整获“罪”的那些由“补天石”变为“路旁石”的开国元勋和那些直率进言的知识分子们，那些在“穷过渡”中曾被折腾得忍饥受寒的人们。
“文化大革命”前后，茅盾先生的处境。茅盾不幸而言中。在此后的年月，他也“获罪”了。1964年的文艺整风，文学界重点是查1962年的大连小说创作座谈会，原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邵荃麟直接获罪，《文艺报》发表大块批判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个“资产阶级”除了被公开点名的邵荃麟，还有被内部点名的茅盾先生。茅盾不仅是“中间人物论”的鼓吹者，他还“代表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他“吹捧”陆文夫，给工人作家写信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是当年一位文学界领导人在1964年下半年一次内部讲话中讲的。1962年以后仍是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化部长的茅盾，几乎不再在中国文学界的活动中露面，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沈雁冰被免去文化部长职务。“文化大革命”中茅盾虽被保护，但在那漫长十年的处境，除了挂着个政协副主席的名，他孤独、寂寞、抑郁，跟被冷落的“路旁石”也差不多。1970年仍有文学爱好者写信向他求助。茅盾在回信中说：“你写了长篇小说，希望我看看，提点意见。但是抱歉得很，我不能满足你的愿望。因为我虽然年逾七十，过去也写过小说，但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旧作错误思想多、极严重 ，言之汗颜。我没有资格给你看稿，或提意见，一个人年纪老了，吸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便衰退。最近十年来我主观上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进步极少，我诚恳地接受任何批评，也请你给我批评，帮助我。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沈雁冰 一月二十六日。”一个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处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种境地，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继续待在一边做“路旁石”了。
四、郭沫若和《人民文学》杂志、政治风雨中的郭沫若
郭沫若给《人民文学》写考古文章。郭老对作协主办的《人民文学》杂志向来关心，除了为刊物题写刊名，《人民文学》向他约稿，他差不多是有求必应。而《人民文学》也愿意有郭老这样的大作家给它写稿，以光篇幅。最早是1953年下半年，编委会改组，邵荃麟就任主编，他请郭老赐稿。没想到郭老给的是篇考古文章，但不长，是讲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最初发掘出来的很精彩、神奇、浪漫的战国时代楚国帛画，漆器等，郭老还请人摹临绘了彩色插图，人、神共舞，非常好看。编辑部有人认为郭老文章不是文学作品，是否有必要发表？主编荃麟主张发表，彩色插图也要制版发表。荃麟说，郭老不论写什么，我们都要发表。荃麟是对的，对郭老的文章应当尊重；何况刊物刊登作品路子广一点，对作家、读者都有好处。我当年兼作杂志的版式、美术发稿编辑，我完全按荃麟的意图作了，对郭老文章破例地配以道林纸单页彩色插图。1956年起郭老开始写他的“百花齐放”诗，到1958年4月9日结束，共写了101种花。郭老说，这是个吉祥的数字，它象征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郭老给《人民日报》写，也给《人民文学》发表过一些。在《人民文学》发出的，我记得当年的执行主编秦兆阳还专门让编辑部的人去请木刻家刘岘为其配插图，使文图并茂。
与严谨现实主义的小说家茅盾不一样，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的郭沫若，什么时候都不中断写作。1958年陈白尘主持《人民文学》的编政，反右扩大化后，刊物出现稿荒，尤其缺好稿。这时白尘（白尘与郭老是老交情了，他是戏剧家，郭老也写戏，从抗战时期，他们就熟了。）向郭老求救。郭老欣然赐给《人民文学》他的抗战回忆录《洪波曲》，在刊物上连载，很受读者欢迎。在当年恐怕是该刊阅读率最高的一篇作品。再就是郭老的新编历史剧《武则天》，也是1962年在《人民文学》发表。郭老不同于坚持严谨现实主义小说写作的茅公。茅公在50年代初期确有继续写小说的念头。但随着政治运动不断（而且往往是文艺界首当其冲，如武训传批判，反胡风运动，等等），1957年反右和随后的“大跃进”（当年文学界也提出了“文学也要大跃进”，甚至也要“放卫星”）以后，茅公肯定断了重写小说的念头。（1959年3月2日，茅公曾有写给《中国青年报》文艺组的信一封，其中就讲到他正在写的小说已经搁笔。）他还说，“本来去秋和你社的同志说，我这部东西即使写起来，也会使人失望的，而且题材又不适合于青年……但现在，则连这一点也拿不出来，真是惭愧而且也十分抱歉。”茅公所讲，符合他当年的实际情况，他在小说创作上只有搁笔的选择。但在郭老这位诗人气质的情感型浪漫派作家，他好像什么时候都能写，不存在搁笔的问题。他建国后的两部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尽管人们的看法有分歧，但我认为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艺术质量，且有郭老个人自己的风格，还不能说是简单配合所谓政治任务的草率之作。而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