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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腥∨�设备，冬天得自己生煤炉。我由于估计错误，最后才在简易楼群里，发现周立波的住处。叫个“宇宙红”，实际是北京平民、贫民的住房，这真是绝妙的讽刺，自然是“四人帮”时期的做派。但我见到立波夫妇，仍是同以前一样朴素、亲切。立波穿着布衣，敞开领、足登圆口布鞋，坐在普通的椅上。楼梯口堆放着蜂窝煤、烧柴，室内陈设颇为简陋，看不见以前那些书。而立波似乎对这种平民的待遇处之泰然，言谈中丝毫没有表示不满，这正是立波的平民本色。他关心的是文艺的前途、命运，如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使文艺复苏繁荣。不久，他身体力行，写出了《湘江一夜》这篇佳作。宝刀不老，保持他过去那生动、幽默、风趣、从容有致的风格，写了一代老革命家，写了人民的军队。作品于1978年7月号《人民文学》发表后，立即受到好评，1979年初被评为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名列前茅。在短篇小说评选中，立波被聘为评委，积极参加评选活动，用他丰富的写作经验、生活阅历，热情支持鼓励文学界的新生力量。谁知在这之后不久，立波突然得了重病并一病不起，这真是重大的损失和不幸。　　　
　　韩北屏的尊严　　　
　　韩北屏离开人间已经26年，他在世时是我的邻居。那时他在作协外委会主事，接待外国作家，经常出国访问。作为作家、诗人，他从未放弃笔耕。那阵子他写得最多的是游记散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但在创作上他还有更大更多的抱负，想出手更有分量的作品。他曾跟随渔民出海体验生活遭遇大风暴，在海上漂流九天九夜，在他参与指挥下，九死一生，船员们终于全部安全脱离险境。这番亲身经历，他曾向许多人讲过，期以时间，他完全可能写出像麦尔维尔《白鲸》那样的传世作品。我最早知道韩北屏是50年代初期在汉口召开的第一次中南文代会上，他是华南的代表，任华南文艺学院教授，刚从香港返回不久。这之前，他有很长一段生活、工作阅历：早年在江苏家乡药行当学徒时开始学习写作。30年代起，编报纸副刊。抗战军兴，他参加抗敌宣传队赴前线战区活动并担任报纸的记者、编辑。抗战胜利后他去广州与周钢鸣等合编《国民周刊》，不久却遭反动当局查禁，他遂去香港。60年代来全国作协工作前，他已是广州作协的副秘书长。北屏其人性情温和，家庭和睦，善待左邻右舍。邢台地震时，我和爱人均不在家，半夜，他去楼下敲开我家的门领着我家老奶奶带着三个小孙女去场院中避震。事后我母亲提起这事对韩北屏感谢不尽。　
　　“文化大革命”浊浪乍起，韩北屏从亚非作家会议回来，立即被揪进黑窝，他当时情绪还是开朗的，虽说年纪已50出头，仍是作为少壮派同我这样的“小黑帮”一起干倒腾家具等重活。没想到在1968年某天，他却遭遇一场意外的大灾。那几天，我们见他面色发黑，不知是什么缘故，他也不告诉我们。后来我才知道是一个造反者数年前因历史问题受审查，他心存不快，“文化大革命”中伺机对韩北屏作了一次恶狠狠的报复。“文化大革命”罪过之一，便是诱发人们灵魂中最恶劣的情感，并转化为巨大的破坏力量。打着造反的旗号徇私报复，便是其中一例，江青报复她的“仇人”王莹、孙维世等等人。那个造反小人物便报复审查他历史的韩北屏。他不便公开报复，就趁无人之时将韩北屏叫至办公室内，他关上门便喝令韩摘下眼镜，说时迟那时快，他左右开弓，连搧韩北屏三记耳光，韩立即倒在地上。那人完成了报复，可是韩北屏向谁诉说呢？这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他精神上所受的伤害比肉体的创伤更重。从此他长期抑郁，面色发灰。1969年军工宣队进驻后，虽然宣布解放了他。这时他已得了重病，一年后死于癌症，终年56岁。一个颇有抱负的作家、活跃的工作者，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1996年2月24日　
　　（载1996年南京《新华日报》）　　　
　　不屈的文人（1）　　　
　　——诗人李季在“文化大革命”后期　
　　诗人李季过早地离开我们，正像近一两年某些突然得了不治之症的作家艺术家突然离开我们那样，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某种疾病导致他们去世，而究其深因呢，不能不说是“十年浩劫”对他们残酷迫害的结果。　
　　1966年8月，李季和中国作协的主要负责人刚刚结束了紧张繁忙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工作，回到作协机关，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撕下”了“大红袍”，作为“牛鬼蛇神”、“黑帮”，放在作协大院示众批斗了，而且还罚跪。昨天还是中国著名的作家、诗人，报上发表他们的行踪、消息，忽然一夜之间，统统变成革命的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真像是儿戏。　
　　但这绝不是儿戏。家被抄了，书籍、画册、唱片等等，被洗劫一空。以后的几个月，局势更加严重，人被看管起来，失去了自由。这年冬天，我也被关进“黑窝”，与李季同居一室，当时我对这种遭遇极不理解，简直不知该如何生活下去。心情郁闷。而李季呢，他以延安时期自己在审干运动中的一番亲身经历（被当作反革命；这种错误的处置，不久即被纠正）告诉我们：党即使犯了错误，也会迅速纠正的。我们顶多是犯了路线错误，而路线错误的性质是党内问题，人民内部矛盾，根本不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因此要有信心，还要有耐心。李季这番话当时对我起了极大的作用，我有信心耐心等待乌云散去，迎来一个澄碧的天空。那时我们天天劳动改造。记得逢到李季值日———清晨打扫楼道、厕所，他总是穿着一身劳动服，来得早早地，甚至有几分兴致勃勃，好像这不是一种处罚，而是他应做的为人民服务的光荣工作。我看到他这兴致勃勃的样子，情绪上受到一种感染、鼓舞，但是也有几分心酸和痛苦，想到像他这样的人，假使能够正常地写作和工作，那岂不是对党对人民会做出更大更有益的贡献吗？而现在却无端地横遭折磨摧残。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这“黑窝”、“牛棚”的生活，似乎看不到出头的一天，相反的是愈加频繁、无休止地示众、批斗，特别对李季这样的所谓“黑帮干将”更是如此。这种情形，在他们近二十年的政治生活经历中，是没有的。因为过去的政治运动嘛，即使搞偏了，搞“左”了，也是几个月，顶多半年时间就可以纠正了，谁像这次这般“史无前例”，越搞越歪，越搞越邪，真是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重重苦难和灾难，这一切对于一个正直的爱国爱民的人、更何况是共产党员，谁能再沉得住气呢！而沉不住气又有什么解决的办法？记得1967年、1968年夏季，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被送到北京郊区去，不但白天要参加紧张繁忙的麦收劳动，有时下午或晚上还要挨几场批斗、示众。有一次，李季和别的一些著名的作家、艺术家、诗人，被揪去和农村的地主、富农同台批斗，在烈日下弯腰、低头、罚跪。这一次他们受的刺激太深了，因为侮辱、污蔑、攻击之词像粪便一样倾倒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革命几十年，现在竟成了所谓“没有土地的地主、富农”、“吸血鬼”、“寄生虫”！那一晚上，我发现李季辗转反侧，一夜未眠，想一想，有多少痛苦、愤怒，压抑在诗人心头，而又没个宣泄处！这以后，每次挨批斗，我发现，只要条件允许，李季总是悄悄吞服两片白药片，这当然是镇定的药片。这是李季设法控制他那极度愤懑、痛苦、激动而又难以平抑的共产党员兼诗人的心脏！他再也没有运动初期那种比较轻松的情调了。我想李季那致命的心脏病，大约就是这个时期肇始的吧？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李季是位身体健康、活跃的，文艺界有名的“少壮派”，他爱好游泳、打球等多种体育运动。　
　　后来，全国文联和作协的全体干部，便被“一窝端”地送去了干校。记得我们初去湖北咸宁的一个荒湖边围湖造田，那生活条件是多么艰苦！极“左”的当政者甚至卡去了我们干部的食用油。正是在这时候，李季担任我们连队管后勤的副连长。我还没听说过哪个诗人管过众人的伙食，而且干得那样认真、那样出色！李季真是拿出了全副精力，千方百计搞好这一二百人（连家属带小孩）的伙食。在艰苦的条件下，蔬菜种起来了，猪养起来了，而且还喂鸡养鸭，大面积种植油菜、芝麻……只不过一两年时间，我们连队的生活面貌完全改观了，肉类、蔬菜自给有余，油料还上缴了几千斤给国家呢。这同李季这个管后勤的连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样，就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保护了一大批干部的身体健康，使他们在往后的一些年，在“四人帮”粉碎之后，还能为人民，为文学事业做一些工作。而李季自己的身心，却在多年折磨、劳损之后，大不如前了。在夏收大忙中，有一次他晕倒在稻田里。　
　　1972年冬，在周总理和国务院亲切关怀下，干校的干部有一些开始上调北京。李季这时也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那时他很高兴，憧憬着再办一个文学刊物。我们大家欢送他，也是兴致很高，相信他办的刊物，会很快出刊的。那时我们太单纯了，对“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对他们的诡谲、阴险、毒辣，还是估计不足，非常估计不足！　　　
　　不屈的文人（2）　　　
　　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了期刊筹备组，李季向上面打了报告，可是一年过去了，毫无获准出刊的消息。这期间，李季曾随当时一个大型的友好访问团访问日本。在出访日本期间，恰好同当时文化组的一个“大人物”住一个房间。当日本友人问中国的大型文学期刊是否复刊、何日复刊时，李季“请示”了这位“大人物”，“大人物”告以可以给予“将复刊”的肯定回答。事后“大人物”告诉李季，回国后可以再写个期刊复刊的报告，直送文化组某某人收。回国后李季即抓紧再次送去了复刊的报告，期待着回音，谁知泥牛入海音讯渺渺，连个收条也不见。以后在某几次公共场合，李季碰见了这位“大人物”，“大人物”竟高抬眼皮，装作连认识也不认识。李季愤慨极了，看出这个“四人帮”的党羽、江青的红人是个善于玩弄阴谋诡计的“巧伪人”。不久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搞起来了，李季因为搞了些期刊筹备的工作，反而再次无端地受到诬陷、攻击，什么“黑线回潮”啊，“复旧”啊，“组织黑班底”啊，“举逸民”、“组织复辟队伍”啊，连期刊组内的同志，也株连着受到攻击。那些人不顾他生病住院，还一再逼他写什么检查啊，交代啊。面对这些诬蔑、攻击和围攻，李季愤然地辞去期刊筹备组的工作，以有病之躯，到石油工地深入生活去了。　
　　1975年7月，毛主席作关于电影《创业》问题的批示的同时还说现在缺少小说，缺少诗歌，百花齐放没有了。狡猾的张春桥、姚文元企图逃避历史和人民的审判，这时候改变策略，姚文元装模作样地批复了几件要求《诗刊》复刊的群众来信，张春桥接见文化部的一位拍马文人，说是要复刊《人民文学》，并私下告诉拍马文人，《人民文学》复刊的班子，“不要原来的人，不要老人”，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鬼蜮之心。李季一而再送去的期刊复刊报告，他们为何根本不批复，从这里可以找到原因。但是当这位拍马文人奉“四人帮”的旨意，去医院游说李季，要他担任《诗刊》主编时，李季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你们这是搞的欺骗毛主席，欺骗党中央，欺骗人民的鬼把戏，我不参加你们的大合唱。当这位文人说：文艺的春天已经来到。李季愤慨地驳斥他说：那是你们的春天，我们的春天还没来到！什么春天？现在是严冬！这事后来被人向江青告密了，江青后来在一个会上，点了李季的名。这期间，我同一个朋友去看望李季，李季愤慨地指斥“四人帮”搞文艺期刊复刊，制造假的“新气象”的鬼蜮伎俩。他公开指斥文痞姚文元，当初那样多的请示报告，也包括大量的群众来信，要求复刊《诗刊》、《人民文学》，你为何不批，怎么这下几封来信就批了？后来因为《诗刊》的领导班子是党中央批准的，李季才接受了这一任命。　　　
　　三个坚强的女性（1）　　　
　　——胡风夫人梅志、路翎夫人余明英、李克异夫人姚锦　
　　50年代初，读俄国大诗人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女人》，印象极深。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伏尔龚斯卡雅公爵夫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