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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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亭案。同朱学逵一样，张振亭也是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不过他是《文艺报》从山东挑来的一个优等生。他出生在农村，性格较朴实，一向沉静少语。同朱学逵不大一样，他的观点大概比较偏“保守”。有人在张振亭的毛主席著作上也发现了类似朱学逵那样一些批语。这样的“现行反革命”还能够放过？于是很快地将张振亭揪出来，送入“牛棚”。不过张振亭比朱学逵沉稳些，他不乏判断力，知道像自己那些批语算不上是攻击毛主席，自己的问题终究会澄清的。后来作协的工、军宣队进驻后他的问题很快澄清、解决了。三年干校劳动，张振亭表现出色。后来分配到国家体委《体育报》社工作。如今是《体育报》副社长兼总编辑。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13）
9。 被专政的滋味
1967年五一节前夕，作协造反派负责人通知“牛棚”里所有的人（即被冲击———群众专政的对象）必须自带行李卷和日常生活用品，在文联地下室集中，5月1日、2日两天，集中看管，“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自此以后的两年，凡逢五一、十一这两个政治节日，我们就必须带着行李卷离家到地下室去当几天不折不扣的囚徒。在这准专政的日子，我看见作协所有的难友，如诗人郭小川、李季、臧克家等一个个心情抑郁，面带愁容，还要接受专政者的训话，读指定的毛著，如《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我们成了反动派，无产阶级的敌人。而好些人曾为新中国的创建、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而奋不顾身地努力过。在以往的日子，这些名诗人、作家曾享有登上天安门观礼台，陪着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的荣誉，并写诗赞扬这些人民喜庆的节日。就是像我这样的普通干部，从50年代初期开始差不多每年都要参加五一节和国庆日的游行及焰火晚会，接受毛主席检阅。有时还充当小队伍里带队或举旗的人。而如今呢？“文化大革命”最大的错误，恐怕就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颠倒敌我，一开始就是这样了。青年和人民十分尊敬的开国元勋，无数位功臣、良将即使犯了“路线错误”，为何成了“黑帮分子”甚至被投入监牢呢？就算是敌人，投降了还要实行人道主义的对待———解放军有优待俘虏的政策嘛！为何这些人的待遇连俘虏都不如，要对他们实行体罚、精神和肉体摧残呢？不当专政对象，对这些事情似还朦胧，看不清楚。当了专政对象，尝了被专政的滋味，体验深刻，认识也就有所提高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应当感谢当了一回专政对象。我总相信，牵涉的人愈多，问题就愈大，事情弄到了极端，便有回转的可能，不会总是这样的。这有历史可鉴。因此第一次被关闭在文联地下室那郁闷的日子里我曾默默地在心里吟了四句诗：
昔年越南卸炸弹，（注）
今日北京居囚房。
莫道浮云能遮日，
云气哪有天光长！
注：1965年我随中国援越部队赴越南援越抗美，曾参与连队拆卸美机投下来未爆炸的重磅炸弹的工作，现场记录上级所需的资料。
10。 全面内战何日了？
作协的文化大革命到1968年便成了造反团与“革联”（我至今不知它的全名，是否叫革命造反联合会？）的对峙，一为“天”派（“新北大公社”与“北航红旗”为代表的）观点，一为“地”派（地院“东方红”为代表的）观点，且愈演愈烈。在一种类似“剥笋”政策的导向下，两派互相揪人，难以休止。最后发展到自己争取主动，揪自己派中的人，以免被对方派所揪。如谢永旺（他曾为《文艺报》写有“鼓吹”中间人物的短文）早期参加过造反团，后来被“劝退”。但在江青、陈伯达他们提出“横扫小爬虫”风声中，他还是被造反团的人揪出了。层层剥笋，多数人成了笋衣被剥掉。最后剥得笋心所剩无几了。几乎顾不上“斗黑帮”。被揪进“牛棚”人愈来愈多，“黑帮”的队伍愈来愈扩大，“黑帮”不再感觉孤立，参加打扫厕所的人，也一天天增多了。1969年初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作协前夕，作协总共有员工约118人，而被揪进“牛棚”的竟达52人之多，几占全体人员二分之一，如果再加上两个造反组织内部掌握的审查对象，真正的“革命群众”，就只占三分之一的人了。这成了少数人向多数人的专政。如此局面，如何了结？
11。 工、军宣队进驻“作协”
1969年初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作协受到两派群众热烈欢迎。我们被关在“牛棚”的人，自然没有资格出面欢迎，但我们更是翘首盼望着的。
工、军宣队随即接管了作协的权力。两个宣传队自然是以军宣队为主体。这些军队干部来自张家口地区一个野战军部队，以营、连干部为主。如两位负总责的政委，一位是营教导员，一位是连长，他们有基层政治工作的经验。军宣队在这一阶段的作用，相当于党的领导。有了他们来体现党的领导，方能逐渐解决两派联合问题，同时开始做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没有他们进驻，这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工、军宣队的进驻，其功不可没。正是他们解放了作协遭受冲击的绝大部分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才为1969下半年作协全体人员下放干校创造了条件。当然处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干校有干校的花样，留待下文再说。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下）（1）
中国“作协”“文化大革命”的历程（下）“文化大革命”后期1。 幻想与现实自1969年春天工、军宣队进驻，至1969年9月，全体人员奔赴“五七干校”前夕，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干部、著名作家，除两位（邵荃麟、刘白羽）在卫戍区监管，一位（诗人萧三）归公安部门审理，两位（张光年、陈白尘）属中央专案组审理，两位（侯金镜、冯牧）仍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其他大部分人都已解放。解放是值得庆幸的，因为毕竟将你从受监管的“牛棚”里放了出来，澄清你问题的性质，是犯了错误的干部而不是人民的敌人。这都是些有影响的作家、诗人，是摇笔杆儿的，这是他们从事的专业，也是社会和读者早就承认了的。作家最大的愿望就是写作。但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极“左”路线为虐时期，作家要想提笔依照自己的愿望写作，编辑想要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停办的刊物，按照自己的意愿编辑出版，那简直是幻想。诗人李季和郭小川都是在1969年6月份宣布解放的。我们同处王府大街36号文联大楼的401室。记得将要宣布解放时，小川情绪高昂地对我们说：“我想马上回《人民日报》然后去到中苏边境。叶夫图申科不是写了《乌苏里江上的红雪》吗，我可以写一篇与他针锋相对的诗。”但是小川的愿望完全落空了。“四人帮”亲信把持的《人民日报》竟将他的档案材料退回作家协会。小川去干校后，虽说体力劳动繁重，身体又不好，仍没忘记他的作家公民义务，采访当地劳动模范，应邀赴部队农场，写诗作文，忙至深夜。数年后他又被借调到国家体委，写了一篇《笨鸟先飞》的文章发在《新体育》杂志，引起香港报刊评论，说是“久违了郭小川！”谁知这一切却招来了江青、姚文元的忌恨。江青说：“是谁让郭小川满天飞？”姚文元也作批要查一查是谁让郭小川到体委来的。他们不仅加重了对郭小川的迫害，要他重返干校“接受审查”，连路过丰台都不让回北京。他们还通过整小川整体委的领导并企图整某些老革命家。1973年李季被调回经周总理批准恢复了部分出版业务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他成立期刊筹备组，准备复刊《人民文学》杂志。杂志还没恢复，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李季却作为“文艺黑线回潮”的人物横遭批判。他只好暂时离开了文艺出版界。
2。“原 罪”基督教教义有一条说，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树上的禁果，他们便有罪，被逐出伊甸乐园；他们的子孙后代也有罪，所以人是与生俱来就有罪，这就叫“原罪”。上帝曾对那男子亚当说：“你必终身劳苦，终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终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是的，作协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干部都是有罪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协这样的单位便被定了性，是“黑线专政单位”，是“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因之当军、工宣队宣布解放“作协”那些受冲击的每一个干部，不论是领导，名作家，还是普通干部，其结论中都有共同的一条：“执行文艺黑线，犯了错误（或严重错误）。”这就叫“原罪”，就是说，不论你是领导，是干部，是群众，只要你在文艺单位，只要你工作，你就是执行了“文艺黑线”，你就有罪。江青不是说过吗，从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这条黑线“又粗又长”。你的文艺工龄有多长能超过37年吗？所以你的罪是与生俱来的！记得宣布作协全体人员（老、弱、病、残也无例外）下放五七干校时，军宣队一位政委讲话说：“你们要明白，作协是砸烂单位。你们去的干校———文化部干校属于安置性质。你们就在那儿劳动，改造，安置，不要再幻想回北京。能去的人，包括老、弱、病、残、家属、小孩都去。当然不愿去的，也可以找个地方投亲靠友，我们放行。”作协果然是这样做的。先是身体没病的干部们（包括审查对象）带着他们轻装后的“家当”去了，全体工勤人员（包括在北戴河管理果树的技术工人），炊事班的锅、瓢、碗、盏也跟着去了，那真是和平时期很壮观的一次大迁徙。几个月后，老、弱、病、残，家属、小孩也来了。老、弱、病、残，像沈从文先生（随其夫人）、谢冰心、张天翼、臧克家等都来了。好些家庭是彻底搬家，丧失劳动力的老人，还没进小学的幼儿等，也全都来了。按“原罪”说，“为文艺黑线服务”，那些工勤人员也有“罪”；家属，小孩不能不受牵连，所以也跟着下放。再加上还有林彪发布的一号通令（不宜留在北京的人应迅速疏散）的执行，不想去也得去。但“作协”的作家们和干部们还是满怀热情地对待这件事，因为这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五七”道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尽管我们有“罪”，但是我们还是要改造自己，要革命嘛！有这个想头管着，对于未来的前途，人们似乎考虑得不多。就拿我来说，全家6口人（我们夫妇二人、一个年过70的老人、三个幼小的孩子）全部去干校。我的想法很简单，回湖北农村无异回老家，长期安家落户也未尝不可。作为想搞写作的人，总愿意多体验一点不同往昔的生活，再困难也不怕，只是老人、孩子跟着受些委屈。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下）（2）
下干校后的生活自然是很艰苦的，住房自己盖，在荒湖里面开荒种田，起早贪黑，顶着风雨日晒，劳动强度决不亚于一个普通农民。而伙食呢，就只有咸菜疙瘩、酱豆腐（还是从北京带去的），就大米饭了。湖北虽是鱼米之乡，但在极“左”路线折腾的年月，连食用油也很困难，只发给北京下放干部每人每月一两糠油。这对餐桌上近几年油水还算丰富的作家、文人们，实在是生活水平大降落，一时不大好适应。所以一到大休息天，几乎没有人不走三十里远路进城去，在小餐馆稍事改善生活或买点小点心带回去。对于作协的干部，食用油问题的解决，是在次年收获了油菜籽之后。还有一件事应该永志不忘，文化部和文联、作协的干部、家属、小孩大迁徙至湖北咸宁后，是周总理亲自指示，干部下放只转粮食关系，不转户口。这样才为70年代中后期干部上调回京创造了条件。
说到干部上调，在干校开头的两三年，那也是极其艰难的，正像军代表事先打过招呼的“不用幻想回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