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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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组织者找我谈话，要我参加战斗，揭发邵荃麟。
对于大连会议来说，我自然算个知情人，不发言似乎难以过关。我只好应命，连夜准备，我又重翻我的笔记本上保存的大连会议部分原始记录，发现由于所处位置不同，周扬的讲话与邵荃麟的讲话有些微的差异。比如对农村形势的看法，周扬除同荃麟一样批评浮夸风，还赞扬了大跃进的精神；在人物创造上，周扬着重强调创造马克思所呼唤的那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创作方法上他仍然重申“二革”结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但是周扬也说了作者要写他所感所见所信的，这不同荃麟一样是贯彻求实精神的吗？但我却将周和邵的讲话对比起来作了保周批邵的发言，而这正是会议组织者所愿望的。此后多少年，我一直为这不实事求是的批邵发言而深感羞愧。
我是“过关”了。但与我同样做大连会议记录的唐达成处境却比我要糟得多。他本已错划为右派，1961年摘掉帽子，安排在“作协”新成立的创作研究室工作。1962年8月作为工作人员，我们同去大连。但他仍遭歧视，除了担任会议记录，只能沉默寡言。1964年光年同志主持的《文艺报》在该年最后一期以“本刊资料室”的名义发表一篇“资料”：《十五年来资产阶级是怎样反对创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除了将胡风、冯雪峰、丁玲、陈企霞、秦兆阳等人再次揪出来鞭打，又新添了一个邵荃麟；也没有忘记将已摘掉帽子的“右派”、原《文艺报》编辑唐达成牵出来示众。其罪过仍然是1957年发表的那篇批评周扬的文章《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在这之前，在开始批判邵荃麟后，作协的创作研究室实际已被取消。刘白羽同志说了一句话：“像唐达成这样和大连会议‘有牵连’的人（他说得也对。做记录的人能不跟会议‘有牵连’吗？）不能留在北京。”于是唐达成立即被下放山西。没有单位愿意要这个摘帽右派，他只好暂在妻子所在单位待着。正在这时，《文艺报》的文章却重又公布了他1957年的“罪行”。这对唐达成真是雪上加霜啊。“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唐达成在山西矿区，艰难地生活了9年。1979年，党中央为错划右派彻底改正后，唐达成才重返北京。
5。 周扬敲打另三条汉子和齐燕铭、陈荒煤等人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5）
1964年10月，中央宣传部组成以周扬为首，成员有林默涵、刘白羽等同志的整风检查组进驻文化部。在1963年、1964年，毛主席除发出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还一再严厉批评文化部。1963年11月，他说：“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还批评说：“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很多，文化部不管。”1964年同毛远新谈话时说：“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权，资产阶级当权。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呢？”因此文化部也是检查整顿的重点。首当其冲的是主持文化部常务、在戏曲改革工作上出过大力的副部长齐燕铭和分工管电影的副部长夏衍、陈荒煤。齐燕铭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夏衍、陈荒煤在电影工作上经常聆听周总理的指示。这三个人跟总理的关系都比较密切，而罪名如此之大———他们领导的文化部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这就有点蹊跷了。看来，这不光是毛主席在批评，还有江青、康生的魔影在闪动。康生这人一向阴阳怪气、鬼谲多变。1961年6月，他在中南海紫光阁同戏剧工作者谈话时，主张连《十八扯》、《胭脂虎》这样一些戏也可以演。他走得比谁都远。这在文艺界已是很多人知晓的公开的秘密。孟超的昆曲《李慧娘》写作前、演出后得到过他支持赞扬。而现在他却成了反对封建坏戏、鬼戏，主张对文艺界大加惩处的急先锋。在1964年7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总结会上，康生和江青一唱一和点名批评田汉的京剧《谢瑶环》、孟超的昆曲《李慧娘》和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舞台姐妹》、《逆风千里》，把这些作品打成大毒草。文化部整风中，齐燕铭承担着戏曲中“宣传封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牛鬼蛇神的罪过。而夏衍最大的“罪行”被周扬在文化部的整风报告中说成是“离经叛道”———“离革命之经，叛战争之道”，这是周扬同志的概括。后来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江青炮制的“纪要”中就成为“黑八论”之一的“离经叛道”论。其实夏衍的原话是说的“老一套”的“革命经”、“战争道”，不能起到好的艺术效果。并非从根本上否定革命经、战争道。（请参看夏衍1959年在故事片会议上的讲话。）否则怎么解释夏衍自己改编导演的赞颂革命战争和地下斗争，很富感染力的好影片《革命家庭》的出世呢？陈荒煤则被批评在电影界“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他们三人先是被停职检查，而在1965年4月整风结束后被调离文化部，离开了领导戏剧、电影的岗位。夏衍被调亚非研究所，齐燕铭安排去济南，陈荒煤发配到重庆。关于文化部，我还想起一件往事。它因1963年、1964年一再被点名，就连挂名部长、毛主席、周总理的老朋友，著名左翼作家茅盾，也被文化部和作协整风检查组的领导人，“顺理成章”地送了一顶“资产阶级”帽子。在作协整风中，一位领导人讲话说：资产阶级在争夺青年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他举的例子是说，江苏青年作家陆文夫写了些新作，茅盾写文章赞扬了。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在《文汇报》上发表一篇谈美感的文章，茅盾也写信赞扬。1965年5月，文化部领导改组，部长由中宣部长陆定一兼任，取代沈雁冰（茅盾）。部领导成员大换班，新任副部长有萧望东、石西民、林默涵、刘白羽等人，还调来其他两位将军和一位省委书记。
后来，“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说作协和文化部1964年、1965年的整风是假的，我心中总是纳闷：那会儿周扬他们执行毛主席和上级（包括康生等人）的指示是很认真的，对文化部和文联、作协的主要领导人从思想批判到采取组织措施（人事调动），怎么能说是假的呢？记得1965年4月某天，召集了文化部系统和文联各协会的党员，听周扬在沙滩中宣部教育楼作整风总结报告。周扬的报告从天黑开始直讲到将近午夜，听报告的人，差一点赶不上回家的电车了。这真个是废寝忘食、不舍昼夜啊！周扬在会上点名批评另三条汉子田汉、阳翰笙，还有夏衍。“田汉同志，你写《谢瑶环》，你‘为民请命’，你把我们党跟人民对立了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是反动的啊！”“翰笙同志，你在《北国江南》里，写了个瞎眼睛的共产党员；你宣传虚伪的人道主义……”“夏衍，你要‘离经叛道’……”田汉是剧协主席，阳翰笙是全国文联负责人。此外，会上被点名的还有作协负责人邵荃麟（鼓吹“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论，占江青后来在“纪要”中归纳的“文艺黑线”“黑八论”中之两论。邵荃麟在整风后，也被调离作协，改行去世界经济研究所当一名研究员）、写昆曲《李慧娘》的孟超、剧评家张庚等。看来，周扬对在文艺界的长期合作者和伙伴，不得不站在舞台上一一指斥他们。周扬有他的难处。他面对毛主席的批示，又面对康生、江青等人的强大压力和挑战，作为文艺界的主要负责人，他内心可能会有矛盾、痛苦。一些颇负盛名的左翼老文艺家，一个一个被推到了批判位置，他快成了孤家寡人。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上）（6）
6。“洪洞县里，已无好人”
因为批判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不可避免地又找出许多作家、作品来陪绑。仅从1964年下半年至1966年初《文艺报》的版面来看，点名批评的便有山西作家马烽和他的短篇小说《三年早知道》，西戎和他的短篇小说《赖大嫂》，河北作家康濯的短篇《代理人》和发表在《收获》杂志的长篇《水滴石穿》，张庆田的短篇《“老坚决”外传》和《对手》，云南作家刘澍德的小说《老牛筋》。据我所知，这些作家都非常了解农民和农村生活，而且多年坚持深入农村，勤奋写作，为读者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产品。像马烽的短篇《三年早知道》，康濯的长篇《水滴石穿》都是早有定评的佳作，只不过因为或者所写人物是从落后到进步的转变，就附会为所谓写“中间人物”，或者真实地写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涉及了阴暗面，就附会为所谓“现实主义深化论”的创作实践。有的作品，则因为邵荃麟在大连会上举例提到了，也就大加挞伐。这样的批评所起的作用，只能是对创作界健康力量的打击，同时窒息创作的活力。
在文艺界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运动中，除了批判邵荃麟，历史学家、美学家周谷城，批判“三条汉子”田汉、夏衍、阳翰笙的作品和言论；还拿出一批作家的小说和文章示众，以证明这些作家确实是站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立场来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进攻”的。仍以1964—1966年初的《文艺报》版面为例，点名批判的有作家欧阳山和他的长篇小说《三家巷》、《苦斗》，短篇小说《在软席卧车里》，舒群的短篇小说《在厂史以外》，陈翔鹤的历史短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菡子的短篇小说《父子》，羽山和徐昌霖的长篇小说《东风化雨》，刘澍德的中篇小说《归家》，汉水的长篇小说《勇往直前》，黄秋耘的杂文《破水瓢的启示》和《人尽其才》，孟超的《剧苑管窥录》等等。并不是说作家的作品不可以批评，但一上纲便成了毒草，对作家的辛勤劳作不仅一笔抹煞，还示众挞伐，岂不令所有从事创作的人寒心。
1966年4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专业创作座谈会，会上印发了新编选的16开两大册60年代文学界新的毒草集，分门别类地共收作品数十篇，包括上述一些全国著名作家和地方作家的部分小说作品。这自然是为了上送和继续扩大批判他们用的。而在专业作家创作座谈会上，对邵荃麟的批判进一步升级，“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已经不仅仅是文学主张，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鼓吹，是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进攻”。会上还重点批评作家赵树理和周立波。批评赵树理，是因为荃麟在大连会议上表扬了他具有求实精神的小说创作。而批评者认为老赵也是写中间、落后人物的一个代表人物。批评周立波的《韶山的节日》这篇颂扬毛主席回故乡的散文，仅仅因为江青、康生说了话。
1964—1966年初的《文艺报》不仅依照上级意图对作家的创作大施挞伐，而且还走向了自我否定。如1961年的《题材问题》专论本来是正确的，是执行当时党中央的“调整”方针和贯彻“双百”方针的总的精神的，对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好的影响；可是在1966年初该刊发表的大批判文章中，却被指为“反对描写重大题材”、“为牛鬼蛇神”开路。结果被江青在“纪要”中作为黑八论之一的“反题材决定论”收纳了。还有1961年发表的《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通过评析茹志鹃小说而撰写的提倡作家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多样化的文章，也横遭粗暴批评，说作家茹志鹃的作品“很少创造高大的英雄人物形象”，因而肯定她的创作个性、艺术特色，“岂不是提倡了与时代精神不相适应的艺术风格吗？”《文艺报》甚至刊登读者的文章质问：“谁的《文艺报》？”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章，好些是以“工农兵评论”的名义发表的。《文艺报》的短评、评论还不断为工农兵“登上意识形态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