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1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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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组工作时，我为什么数次去沈阳拜访周桓将军呢？是听作家王愿坚说，他写短篇小说受了周桓将军很大的启发。周桓希望他写作品注意三点，第一、写得短点。小说作品往往是工作劳累了一天的人们睡觉前翻一翻，要让他们在睡前一口气读完。第二、要有好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第三、语言要生动、简练。王愿坚说他写短篇常常遵守着周桓提醒的这三点。我觉得周桓挺了不起，真是个儒将，自然想请他写文学评论文章。在沈阳他的寓所第一次去见这位将军，一进门便听见钢琴声，原来是他的爱女在弹奏。将军个儿不高，穿一身合体的深蓝色呢料便服，显得很精干。他喜欢来回走动，说话爱用手势，人很随和，没有一点架子。那时他不到50岁，精力旺盛，正处盛年。他一方面处理繁忙的军务，另一方面酷爱戏剧，常挤出时间亲自辅导南京军区的一些剧作家编戏、排戏。1964年我最后一次在沈阳见到他时，他已调任辽宁省委的文教书记，他亲自抓辽宁省的话剧会演剧目，同剧作家们一起讨论剧本，下剧场看排练；他还满有兴趣地同我谈洋歌剧《茶花女》的排练。你很难设想，这位深谙西洋歌剧、外表平常的小个子是共和国的一位上将，他有几十年极不平凡、富含传奇色彩的戎马生涯。在刚满20岁的时候，他从遥远的东北去到南方中央根据地参加红军。他曾长期担任红军中的敌工部长、统战部长，八路军中的组织部长、军法处长这些职务，但他一直保持着懦雅风度、浪漫情怀，酷爱文艺、戏剧，也欣赏外国的洋歌剧，这在解放军将领中实属少见！我想去拜访张爱萍将军，是在全国文联听他给文艺工作者作报告讲了几回上海之战以后。张将军在总参谋部他的会客厅里接待了我和评论组一位编辑。将军是全军闻名的一位儒将，喜欢写诗、书法，毛笔字写得很帅。他的大名，最初听起来有点像女性，其实“萍”字是指“青萍”，古代的一种锋利的剑。张将军谈锋很健，与我们谈了一下午，谈早年在苏北组织武装暴动的经历，谈长征路上毛主席的用兵，谈抗日时期少奇在淮北，谈1949年他怎样进上海……我们欲告辞，将军执意留我们同他共进晚餐。晚餐席上将军的谈话更是风趣横生，说他同苏联将军们在一起时，他们笑中国有小脚女人。将军说，我对他们说，你们的夫人穿高跟鞋，不也是一样的意思吗？并且走路同样不方便……说罢将军哈哈大笑。将军劝我们多用一些菜，他说，我们军人有句话“吃饭打冲锋”，吃饭讲客气要不得！自此以后我再没有去看张将军。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时，张将军受命整顿、振兴国防工业。他那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带着氧气瓶忘我工作的形象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粉碎“四人帮”后，张将军身担国务委员、国防部长等重任，犹不忘关心文艺事业，在国防工业系统组织了神剑学会，将军曾亲任会长。萧华将军是一位早慧的军事人才，不到20岁便担任少共国际师的政治委员。60年代初期我去山西太行山区恰逢老诗人阮章竞旧地重游，他带我去看一个叫龙门口的地方。那是抗战初期萧华将军率领先遣纵队东进、胜利地伏击了日本鬼子的战场。那时身任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萧将军才不过二十来岁。萧将军能武又能文，解放后曾长期任总政治部主任，写了著名的长征组歌歌词。我见到他时是1978年，时任兰州军区政委。那年我随一个作家代表团访问大西北。萧将军设宴款待了我们。将军亲切地向我们每个人祝酒，我们向他敬酒。将军在宴席上即兴地用略带兴国口音的普通话，向大家热情地推荐中国的“新（疆）、西（西宁、青海）、兰（兰州、甘肃）”。他说：“作为祖国的儿女，假使没有到过祖国‘新’、‘西’、‘兰’，那是很大的遗憾。”他这番话给大家的印象很深。据说将军自己在军区政委的任上，经常深入基层，足迹遍及西北五省。数年后将军不幸早逝，那时他还不足70岁。
我与《人民文学》（5）
在《人民文学》因组稿之便，我不仅有幸接触将军，还有幸见过一些省的领导同志。1958年、1959年我因组织革命回忆录稿件，曾两次去江西。见过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书记刘俊秀、方志纯，副省长邓洪，省监委书记罗孟文，省委秘书长黄知真。当时省委机关联系群众的好作风给我印象颇深。省委分工管农业的书记刘俊秀是位长征干部，战争年代九死一生。而今主管江西的农业，他不辞辛劳一个一个县地去跑，逐一搞调查研究，由此制定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政策措施，使江西省的农业得到稳步发展。刘书记在他办公室里指着江西省的分县大挂图，向我讲说江西省的农业情况（我本来是想了解他传奇式的革命经历，他顾不上给我谈这个）。他人长得黑而瘦，很像一个朴实的农民。江西省委机关那时没有门卫，一般老百姓可以自由进出，这在各省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我一个普通编辑，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答应见我，平常人似的同我交谈，这在我的经历中也是少有的。1964年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的杨植霖，也是位作风异常朴实、联系群众的好干部。他在省委办公室接见我，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我在《人民文学》上编发的一组“青海速写”（1964年6月号），很多选题是他出的点子。他也是位业余作家，曾出版很畅销的《王若飞在狱中》一书。他喜欢打篮球，也许跟他个子高有关系。下班之后，我常看见他活跃在篮球场上，同机关干部一起奔跑跳跃，抢篮板球。这样的省委书记在当时恐怕也是少见的。
1965年，作为《人民文学》的编辑我参加了军委总政治部组织的文化工作队随铁道兵部队入越南援越抗美，这也是平生一大幸事，难得的机遇。我们5月中旬集中，去江西樟树接受军事训练。一身戎装、佩带手枪，俨然像一个军官。8月初自友谊关列队入越，凭祥市一带的居民自发拥挤着欢送，其情景令人感动，我心中也洋溢着一个中国军人的自豪感。其后在越南北方随铁道兵抢修被美国飞机炸坏的铁路、桥梁，改越南的窄轨为能走大火车的宽轨，新建和扩建车站。那时美国对越南北方实施连续的突袭式轰炸，尤其中国军人集中的铁道线上更是成为一个焦点。我们的团部曾遭轰炸，1965年10月31日我们营区遭受轮番轰炸。我在阵地的壕沟中，同我们连的干部、战士一样，一齐举枪向低飞的美国轰炸机射击。美国飞机则发出恐怖的、威慑式的啸声，伴着震耳欲聋的炸弹爆炸声。而山林后边苏联的导弹也向美机发射，金色的导弹在空中旋转着呼啸着。当天，我们营击落一架美机，当场击毙一飞行员。次晨我所在连队的副连长接受任务，带着极简单的工具———活动搬手和小锤子去拆卸美机投下的躺在稻田里一颗未爆炸的炸弹。我获准与他同去，并走到炸弹跟前抄录炸弹的出厂日期、型号等有关的英文资料，以便上报上级单位。这炸弹有750磅重，装载的是TNT烈性炸药，据说如爆炸，可使平地变成一个湖。李代恒副连长无所畏惧地从容地拆卸、分解了炸弹，等着接应的我所在二班的全体战士一齐拥过来拿着战利品乘上汽车，我们胜利返回驻地。从此我跟李代恒副连长（现为杭州一家工厂的干部）结成了生死之交。我们在越南丛林中昼伏（白天睡觉）夜行（夜间施工），对付美机的轰炸。当然也付出了代价，我们连队死伤7人，牺牲的年轻战士多为福建、江西籍，是我很熟悉的朋友。年底，我们文化工作队奉命撤出，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连队战友。在铁道兵部队的大半年，我有幸接触过率部队入越的老红军、老八路出身的一些将军，如一支队政委郭延林将军，指挥部主任龙桂林将军。他们身经百战，十几年前在朝鲜组织了钢铁运输线同美国佬较量。他们仍保持战争年代那样一股劲，他们身上闪耀着指挥若定的智慧和不老的青春风采，令人敬慕。在越南的日子，我亲身体验了战争，而且是现代化的战争。我在一个修路的连队里同干部战士朝夕相处、生死与共。通过我的眼睛观察，我感觉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的确是了不起，没有经历战争的连长、指导员和战士在这个大熔炉里，可以很快学会战争，适应战争环境。我亲眼看见美机第一次飞临头顶大轰炸那天，在战壕里的我和小战士们不无恐惧心理；但是我很快发现了同样没有战争经验的我们的指导员，面对敌机的轰炸和随时可能发生的扫射，他没有躲进壕沟里，而是站在壕沟边上指挥我们向敌机射击。中国军官的责任感荣誉感使他忘记了恐惧而奋不顾身地履行职责。我难道不也是一个“军官”吗？我立即举枪向美机瞄准，连续射击，那些小战士们也拿着各自的武器，向空中射击。在越南的半年，那是豪情激荡的岁月，与我同行的诗人、好友李学鳌曾写诗赞美我们的部队：“将军百战不服老，后生万千又参军。”
在《人民文学》还有一桩难忘的事儿，便是我曾在1964年初参加作协组织的作家访问团赴大庆参观访问。我们同石油部的领导人余秋里、康世恩同乘一列火车前往，在大庆停留了二十余天。5月份我又受命同《文艺报》的黄秋耘等五位同志去大港油田劳动，我们曾做了长期的准备。可是不久传达毛主席关于文艺的第二个批示，又令我们撤回。这两次去油田，使我亲见了余秋里、康世恩这两位领导人出色的组织指挥、创造才能和务实、身先士卒的好作风。因有这样得力的领导者，才使我国石油工业打了翻身仗。可见，要将国家的事情办好，称职、尽职的第一流人才是至关重要的。再则，石油工人，像铁人王进喜那样为国家尽职尽责的精神，也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我曾有幸同铁人王进喜交谈数次并到他的钻井队作客。在国家最困难的60年代初期，我国的石油工业却上去了。这的确是最值得身为一个中国人而自豪的中国的“志气篇”。
我与《人民文学》（6）
我还想说一句，在《人民文学》每年外出组稿，使我有机会走遍了祖国东西南北中：内陆腹地，少数民族聚居区，边疆、海洋，革命老区，名山大川，名城古刹，荒漠戈壁，穷乡僻壤……神州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添我以灵气，她的贫穷、落后，给我以沉思……可以说，神州之旅，开阔了我的襟怀，重造了我的心灵。我对她愈来愈增眷恋之情，我成了个不倦的神州梦寻者。因之，所写散文、游记，层出不穷。
我感谢《人民文学》，使我有幸见识了中国文坛好几代人：“五四”以来的文坛宿将，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冰心、巴金、靳以、老舍、郑振铎、李人、冯至、陈翔鹤、沈从文、胡风、魏金枝；30年代崛起的中国最活跃的一批作家：丁玲、张天翼、曹禺、沙汀、艾芜、聂绀弩、艾青、田间、臧克家、萧乾、姚雪垠、师陀、柯灵、王西彦、碧野、陈白尘、骆宾基、徐迟……；40年代以来最著名的一批作家：赵树理、周立波、刘白羽、柳青、孙犁、魏巍、胡征、康濯、何其芳、严文井、李季、严辰、欧阳山、舒群、路翎、李克异、马烽、西戎、草明、菡子、杨朔、马加、雷加、阮章竞、贺敬之、郭小川、方纪、柳溪、秦兆阳、韦君宜……；解放后成名的作家：梁斌、杜鹏程、王汶石、孙峻青、古立高、闻捷、袁鹰、陈登科、王安友、鲁彦周、李準、徐怀中、王愿坚、徐光耀、陆文夫、王蒙、刘绍棠、宋萧平、白桦、公刘、张弦、邓友梅、从维熙、浩然、林斤澜、宗璞、柯岩、茹志鹃、何南丁、郑秉谦、胡万春、任大霖、高缨、严阵、未央、胡昭、杨苏、谢璞、赵燕翼、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扎拉嘎胡、艾克拜 尔·米吉提以及新时期成名的最活跃的一批新作家。当然，还有文艺界的领导人胡乔木、周扬、林默涵、冯雪峰、邵荃麟等同志。
感谢《人民文学》，让我有机会亲历了文艺界几十年风风雨雨，亲自观察感受了中国文坛各式各样的人物。正面的、反面的、美好的、丑恶的、令人心悸的……各种各样的现象，无不铭刻于心。因而也许我有可能写一部有关中国文坛的小说。
我还要感谢历届《人民文学》的领导人：1953年上半年的陈涌、萧殷；1953年下半年至1955年底的邵荃麟、严文井、葛洛；1956年至1957年的秦兆阳、李清泉；1958年至1966年的张天翼、陈白尘、李季。在编辑工作、文字工作、文学写作以及为人处世上，他们曾给过我许多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