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1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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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山的《在软席卧车里》、《金牛和笑女》，徐迟的《祁连山下》，周立波的《张满贞》，舒群的《在厂史以外》，骆宾基的《山区收购站》，魏金枝的《礼物》，谷斯范的《新战士小蓝》。就连多年不写小说的陈翔鹤、冯至也拿起笔来写出《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和《白发生黑丝》，重开历史短篇的新河。美术家蔡若虹试笔以雷萌笔名发表短篇《路遇》，也获好评。另一方面中年作家、青年作家也很活跃，一时佳作纷呈，如王汶石的《严重的时刻》，汪曾祺（曾被错划右，此时提起笔）的《羊舍一夕》，陆文夫的《葛师傅》、《二遇周泰》，谢璞的《二月兰》，方之的《岁交春》，林斤澜的《新生》，刘真的《长长的流水》，张天民的《路考》，肖平的《圣水宫》，宋词的《落霞一青年》等等。１９６２年下半年李季被任命为《人民文学》执行副主编，接替请创作假的陈白尘。不久十中全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这一精神传达下来，《人民文学》小说组首当其冲。我们曾受命选发女作家李建彤写陕北革命领导人刘志丹的长篇小说新作，选好的一段已经发稿，立即被抽下来。因小说已被定性为“反党小说”。编辑、作家原有的宽松心情再也没有了，而是变得战战兢兢。接着在１９６３年下半年和１９６４年上半年毛主席发出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文学界发动批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论，短篇小说创作的路子遂越来越窄了，几乎走向绝路。李季紧跟形势发动“大写社会主义新英雄”的征文，小说组为此做了努力，然而除了萧育轩的《迎冰曲》、王家斌的《聚鲸洋》、王以平的《志气》，好像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深刻的作品。但他提出的举办“故事会”、组织反映一个地区剪影的速写，如“延安速写”、“青海速写”、“西昌速写”、“大庆速写”等，尚能对活泼版面起着一定作用。此外，主编张天翼提出的为青年作者举办读书会的办法，也收获了一些作品。
１９６６年出了第５期后，《人民文学》被迫自动停刊，直到第十个年头的１９７６年，才复刊。我于１９７６年２月回到《人民文学》任小说散文副组长，我原来的副手任组长，我们两人换了个个儿，但仍相处很好，合作愉快。这时的主编是袁水拍，常务副主编是从上海调来的施燕平。我们为“四人帮”一伙人提出的文艺要写“跟走资派作斗争”忙活了大半年，直到１０月初粉碎“四人帮”，才算松了口气。这时主编倒台，副主编靠边，由张光年暂时代理主编，刘剑青负责编辑部的日常工作。但不久我的同事、组长被安排临时离开工作岗位。自１９７７年末直至１９７８年上半年，小说散文组的工作便由我一人负责。我拼全力地执行邓小平“完整、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在文教战线上拨乱反正”、“尊重知识分子”等讲话的精神，率先在《人民文学》的版面上组织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体裁的“拨乱反正”的作品。小说如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７８年轰劝一时的《班主任》、《窗口》、《神圣的使命》等佳作，报告文学如《地质之光》（写科学家李四光的）、《哥德巴赫猜想》（写中年科学家陈景润的）；散文，则是大量的回忆老一代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等人的作品。这个时候，文联、作协的组织尚未恢复，编辑部的领导也不能说是很完善。编刊物很大程度是靠了工作人员的自主精神和首创精神。我和我的几位老同事周明、崔道怡、王朝垠等合作良好，重大的选题一起讨论、商量，商定了便各自发挥主动性去促其实现。如周明在散文、报告文学方面，崔、王在小说方面。此外，几位较年轻的新调来的编辑也很努力。我一向认为要做好编辑工作不在人多，而在于人精干、又团结协作，这就造成强势。再则刘剑青作为编辑部领导虽说弱一点，但他作风较民主，有事好商量，也为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我还记得那时我们发出一篇又一篇为“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工程师）和领导干部（“四人帮”所谓的“走资派”）说话的小说，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得到广大读者热烈拥护，读者来信雪片般飞向编辑部。另一方面，在有些人眼中这简直是犯了“天条”。那位靠边的副主编曾对人说：现在发的小说，要在前些日子（指“四人帮”掌权时期），可以说，篇篇都犯了杀头罪！平心而论，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人民文学》作为“潮头”刊物发的小说、报告文学等，的确对国家在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起了配合的作用。从文学意义来说，这些小说不仅仅恢复了文学自“五四”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而且进一步突破了“文化大革命”前“左”的指导思想为文学创作规定的种种禁区，例如写“大墙内”（监狱）的生活；接触生活的阴暗面、落后面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我与《人民文学》（3）
回想起来，那些对社会生活的前进、对文学创作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的短篇佳作的出世，从1977—1978年的《班主任》、《神圣的使命》、《眼镜》（刘富道作，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以幽默风趣笔法，写生产岗位上正直知识分子反抗“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倒行逆施）、《弦上的梦》（宗璞作，以1976年天安门事件为背景的第一篇小说）等作，到1979年的《记忆》（张弦作，第一篇写“文化大革命”后，领导干部对过去所犯“左”的错误反思）、《月兰》（韩少功作，第一篇写“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极“左”路线对农民群众的损害）、《我爱每一片绿叶》（刘心武作，第一个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对人的个性的毁灭和尊重人的人格、个性这一严肃的问题），1980年的《夏》（张抗抗作，提出了在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清除极“左”思潮影响，发展健康个性）、《西望茅草地》（韩少功作，剖析了在一个老革命身上正确的革命的东西和以“左”的面貌出现的保守、狭隘的小农意识以至封建残余意识相混杂的复杂矛盾心态），它们的出世，决非一帆风顺的。这是因为在社会的急速变革之中，一些人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形势，暂时还未能跟上、适应新的形势。文艺界，像我们这些普通编辑是如此，而我们的上司，主编、副主编等也难例外。这些对稿件有终审权、拍板权的人，他们富有经验，自然也比我们初审、二审的人更慎重，考虑问题更周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们对每一篇作品的鉴定，都是正确的，不会发生失误。作为充当承上启下的二审角色的我，既非常尊重他们，也尊重第一个负责稿件初审的编辑同仁。而在对稿件的评价发生分歧、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这常常是难免的，在社会急骤变化的时期尤其如此），该如何对待处理呢？因为一篇稿件如何处置———发表还是退还作者修改，还是根本否定，退稿———关系作者，也关系作品的命运。我的做法是，对上司是据理力争，方式委婉，接受必要的妥协，以争取作品出世（如果我认为我对稿件的评估是正确的，而它确实又是一篇佳作的话）；对下，仍是方式委婉，采取平等讨论，商量说服的办法。他们对稿件的评估错了，我指出来，我该坚持的还得坚持；如果是我错了，我也公开检讨、改正，不掩盖自己的失误。总之，不断为佳作的出世，开通道路，而不是将它扼杀于未面世之时，这对刊物，对作者、读者，是至关紧要的。也是一个有作为的编辑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这些佳作出世，并非一帆风顺的过程，我不想详说，只举一些例子。《班主任》这篇稿件来到编辑部后，责任编辑觉得它对“四人帮”的揭批是深的，但问题提得太尖锐（指谢惠敏这样的好学生也中毒受害，“小流氓”宋得宝的父亲却是一位园林工人），是不是属暴露文学，能不能发出，没有把握。我也写了很长的意见，认为作品写的是实事求是的，符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文教战线也要拨乱反正的总的精神，因之作品可以发表。但稿件送到编辑部负责人那里，他也说没有把握，这才送到主编张光年那儿，请他拍板定夺。光年看了稿件后有针对性地说，“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他是肯定这作品的，认为细节上小作修改后（如对园林工人形象的处理等）即可发表。这才为《班主任》的出世开了道。刘心武有幸遇见了主编拍板正确。当然责任编辑怕它是“暴露文学”的担心也可以理解，因为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将一些触及社会阴暗面的作品一概打成“暴露文学”———“反党”毒草，谁不害怕放出了“暴露文学”呢？《神圣的使命》曾被我们小说组两位有经验的编辑两次退稿，因为它触及了最尖锐的公、检、法部门（专政机关）的拨乱反正问题。而在过去，在“文化大革命”前，一般是不允许文艺作品触及公、检、法部门（专政机关）的缺点、问题的。因之，那位有经验的编辑还劝说作者将稿件收起来，别再去投稿要求发表了。幸亏作者不甘心，又通过冯至同志将稿件介绍给了我们编辑部负责人刘剑青。剑青将这稿件交给我处理。我既然知道了这稿件是被我们编辑两次退掉的，自然很认真阅读，以避免发生可能的失误。我读完稿件后，感觉作者的文笔虽说稚嫩、粗疏些，但这是第一个写公、检、法战线拨乱反正的好题材，且作品主人公、主持正义的老警察王公伯的形象还是基本勾勒出来了，这作品可以请作者进一步修改，使艺术上完善一点以便能在刊物上发出。但如再从我们手里漏掉，实在可惜！我将上述意见告诉了刘剑青，于是刚上任（1978年7月）不久的主编李季、作协的文学评论家冯牧传阅了这份稿件，也予以基本肯定。最后冯牧建议我去找找公安部政研室的陆石同志，请他审读、鉴定以避免在政策、生活细节等方面出现失误。这些工作都做完了，又在作协负责人、文艺评论家张光年家里，具体讨论作品的修改方案，责成王朝垠编辑具体修改此稿，我最后定稿（当然在这之前我们也同作者王亚平打了招呼，交谈了）。我将定稿交给李季后，出发去西北了。回来才看见新出的《人民文学》1978年9月号，那期只有两篇小说，怎么我们重点抓的小说《神圣的使命》反而排在第二篇，屈居于一篇较一般的正面写农村“新气象”的小说后边呢？我猜这是主编李季经过最后一分钟的犹豫后做出的安排，多少有点“怕”作品题材的“尖锐”吧？不如让它往后捎一点好，我觉得有点可惜。说到“尖锐”问题，我还想起了张光年同志对修改这篇作品的一条具体建议：同志们，我们党这么多年的形象被一些人糟蹋得不像样子了！我请大家笔下留情，将那个紧跟“四人帮”的省委徐书记，改成省革委会副主任吧！我感觉光年这个意见不一定有道理，省委书记怎样，中央还出了“四人帮”呢！难道能够不正视“四人帮”钻进党的肝脏里来造成的严重危害吗？但领导同志的意见，我们表示尊重，便接受了这个具体建议，以使作品能够顺利的面世。《神圣的使命》发出后，因为反映了千千万万受“四人帮”迫害的人民的心声，读者才不管作品发在刊物的什么位置上，叫好的信件照样雪片似的飞来。而那第一题“头题”小说发出后，却是无声无息。《眼镜》1978年初被责任编辑推荐上来后，我予以肯定，对其幽默风趣和湖北地方风味尤为欣赏。然而小说到了编辑部负责人那儿，他的批语是：“此作思想上艺术上均无可取。”这使我和责任编辑很纳闷，是退稿呢？还是争取？我们觉得退了可惜，我只好向编辑部负责人申述了这篇作品思想上艺术上的可取之处，说打算修改（编辑修改）后予以发出。所谓“编辑修改”，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动，是对编辑部负责人保全面子的妥协办法。小说终于在1978年第2期顺利发出，同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奖。宗璞的《弦上的梦》是我们向她约稿，她自己拿来的。责任编辑看后，觉得难以发出。他说，小说不是对着毛主席吗？谁都知道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定性的，怎么能够这样写？（因为作品赞美的是一位干部子女在经历了“四人帮”一手策划的“天安门事件”后的觉醒。）我和我的同事许以看了，觉得这是一篇好小说，那时已经批评了两个“凡是”，天安门事件迟早要平反，我们刊物要早点作准备。但稿件送到主编那儿，他和责任编辑一样，是采取否定的态度。不过他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