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1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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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累多了，经过他形象思维的想像，再提炼、概括、创造，那么他笔下的形象，总是非常准确而生动的，这样的很生动的形象，就容易让人过目不忘。也可以说具备一定的造型的稳定性、永久性（如老蒋的形象、猪八戒的形象、某些官僚主义者的形象等）。他用自己一枝很简单的画笔（很多时候就是一枝毛笔），简单的线条勾勒，就能使笔下的人物、生活，活起来，如此之生动，触发人们的笑神经；再配以他独特书法写下的幽默、风趣文字，三者更是相得益彰，妙趣横生，浑成一体，形成他独创的画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天赋才能。当然跟他后天的刻苦敬业也分不开。　　　
　　《人民文学》美术顾问（5）　　　
　　艺术生命长，关心和了解国情、民心，　
　　拥有最多读者群的漫画家　
　　2004年5月14日，我与老伴应约去看了华君武同志，89岁的老人，虽说腿脚有点不大方便，但头脑依然清晰，眼睛能看字，笔下仍能写作。他告诉我，一天要给人写三四封信。读者寄给他的信不少，他一般每信必复。其实与他有书信来往的，多是些中青年普通人，有军人，铁路职工、农民、知识分子，不属于艺术界，而是爱看他的漫画或正在学画漫画的人。而他乐此不疲，觉得对健康有益。　
　　君武送给我2003年5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华君武集》共十卷，其中五卷是漫画作品，四卷是文集，还有最后一卷是影集。这是一份珍贵厚礼。他听说我老伴学画自娱，还送她画册。临别他站立宅院门口，慈祥的眼睛久久地望着我们，直至我们上了车，老人才离去。这份情谊真是沉甸甸的。　
　　回到家，我爱不释手地，翻阅十卷本《华君武集》。我统计一下，五卷本漫画集1426面共收漫画1426幅。这样多产，是勤奋创作的果实。我还想到华君武可能是现仍健在的艺术生命最长的一位画家。从1930年他在《浙江日报》发表第一幅漫画起始，到五卷漫画集所收最后一幅他2003年1月画的彩色漫画《一览众山小》，他的艺术生命长达73年仍未衰竭。影集后面有一《华君武漫画展统计》引起我兴趣。上世纪90年代起，全国许多地方陆续举办华君武个人漫画展。这时华君武已近八旬高龄，仍然应邀参加，他爱他的读者、观众，愿意与他们直接交流，倾听他们对他的漫画的观感。一些大、中城市展览的情形不必细说。最让我感动的是君武关心着可能不容易看到他画展的工农兵大众，他惦着这样的群体。因之在这些城市展出后，他总是设法将画展直接送到这些人生产、战斗的地方去，如在上海，去了上钢三厂；在天津，去了塘沽盐场，华君武还向工人们讲解漫画；在黑龙江，展览除在哈尔滨，还去了大庆油田（展览在一个食堂展出，职工们端着饭碗，高兴地一边吃饭一边欣赏华君武漫画），佳木斯农垦局；在大连，华君武将漫画送到北海舰队，给海军官兵们观看；在成都，他将画展送到德阳县太阳村，开幕式时农民们以舞狮来欢迎他。他还参观双流县实验小学，接受小学生献给他的红领巾，看小作者们的“爱祖国，迎回归”画展，为小作者签名；在福州，华君武将漫画展送到了南平造纸厂，他还为他们作画。华君武跟工农大众的关系水乳交融，这正是漫画家华君武创作生命的源泉和力量所在。　
　　华君武爱他的观众、读者；读者、观众们也爱看他的漫画。于是华君武成了最关心了解中国国情、民心的一位漫画家，一位拥有最多观众、读者的漫画家。　
　　我认为他是继丰子恺先生之后，作品最普及，最为广大读者易看易懂，喜闻乐见，因而也是我国近现代自有漫画创作以来最成功最普及最具影响的一个中国漫画家。　
　　2004年5月7日写完　
　　12月13日再修订　
　　（载《炎黄春秋》杂志）　　　
　　我与《人民文学》（1）　　　
　　我觉得写自己最困难，因为当事者迷。但这题目是一位朋友出的。想想还有可写的。然究竟能写出些什么，只有天知道了。　
　　我是1953年1月5日到《人民文学》报到的，时年20岁。离开时是1982年3月，49岁。倏忽之间，三十个年头过去了（应该说明的是这期间仅有三年不在《人民文学》，那是1973年起，被从“五七”干校分配到《体育报》工作）。三十年是一个甲子的一半，超过了四分之一的世纪。我有时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三十年间发生的事情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有时又觉得时间过得真慢，我简直要失去耐心。对我来说，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全部献给了《人民文学》，那是挥汗如雨、没明没夜地工作；那是如饥似渴地学习，扩充知识。一生中璀璨的壮年，也全部献给了《人民文学》，那是殚精竭虑地为文学的拨乱反正效劳，为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使劲，为一批文学新人的面世创造机会……　
　　记得吗？我是从最普通平凡的工作做起的。1953年刚到《人民文学》，我在评论组处理读者来信。读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简单的文学常识到深奥的文学理论问题。其中有个读者写了一份长篇小说的提纲，问“这样的题材能不能写”。此人就是上海卢湾区委的姚文元。我不腻烦这些读者的提问，而是设法答复他们。有时答复不了，我就去借阅有关参考书，现“贩”现“卖”地回答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就不断增加新知识。1953年下半年，我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文章《漫谈青年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问题》，即是综合读者来信的提问而写出的。这段时间给我印象深的是何其芳认真、严细的作风。他是编委，负责审读评论稿件。评论组常常读他的审读意见或写给某个作者的信，密密麻麻的小字工工整整、条理分明地写满了几页纸。还有茅盾、叶圣陶、老舍、张天翼等作家的手稿和信件也是写得工工整整，一丝不苟。这些名家的手稿和信件评论组一直保存着，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知去向，被造反的邪火毁灭了。1953年下半年我离开评论组被调去做版式、美术编辑兼做一点编辑部的秘书杂务。《人民文学》月刊的发稿、画版式、跑印刷厂，同出版部门和印刷厂打交道，每期18万字的三校通读，由我一个人包揽。除此以外，跑华君武（时任《人民文学》美术顾问）那儿，跑美院、美协找画家设计封面、约画稿（那时《人民文学》每期至少有两张单幅画的插页），也是我的事儿。我常常在夜间去找画家，雅宝胡同的画家宿舍、中央美院，是我去得勤的地方。我因而有幸不时观摩各种各样的画，有幸见到当代中国最活跃的一批画家：张光宇、张仃、蔡若虹、吴作人夫妇、董希文、李桦、艾中信、蒋兆和、彦涵、古元、丁聪、黄永玉、王琦、王逊（理论家）、邵宇、李宗津、李平凡等等人。我不光联系北京的画家，还联系全国各地的画家。比如浙江美术学院版画家洪世清、赵宗藻两位，我代表编辑部常同他们联系，并数次发表他们的版画新作。黑龙江最出名的版画家晁楣也是。那时编辑同作家的联系从不署名，估计这些画家至今不知道《人民文学》同他们联系的编辑姓甚名谁。为了增加一点美术常识，我通读了当时能找见的中外绘画史、美术史，得益不少。尽管工作杂乱，我仍有余闲时间，曾经一再向领导请求加一点工作量，领导遂要我兼读地方文艺报刊，从中选拔可供转载的佳作。1955年下半年我调到小说散文组，不再做版式编辑仍兼美术编辑。在《人民文学》的最初两三年，我学会了干一行学一行，不拒绝细小工作这样一种精神；学会了耐心地处理群众来稿。1955年《人民文学》首次举办工业建设征文，我从中选发了不少无名作者的佳作。和谷岩第一篇受到好评的写抗美援朝的散文《枫》，是我从来稿中发现的。当时我推荐转载的地方报刊作品有李準的《不能走那条路》、郑秉谦的《柳金刀和他的妻子》等等。往往在《人民文学》上选载一篇小说，就等于推出一个新作家。　
　　1955年12月秦兆阳调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后，作协领导期望《人民文学》办得更活跃，增强“现实性、群众性、战斗性”。也就是这时候，领导让我做《人民文学》的代理小说散文组长，直至1957年5月的反右前夕。秦兆阳任职的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是《人民文学》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期间首次认真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刊物确实加强了现实性、群众性，佳作迭出，新人不断涌现。一批建国以来最活跃的新作家如王蒙、邓友梅、张弦、宗璞、宋肖平、林斤澜、任大霖、刘克以及诗人公刘、闻捷、梁上泉、柯岩、杨星火等等，正是这一两年崭露头角，而刊物也以显著地位发表他们的作品。刊物的发行份数翻了一番，从十来万份，跃至二十余万份。我在这段时间的体会是只要认真执行双百方针，广泛团结作家，创作的气氛宽松、活跃，就会出人才，出好作品。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向刚回国不久的电影演员王莹组稿，她曾将手稿《两种美国人》整理出一段交给我们。有位老干部、驻外大使王森也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电影剧本。此外还有画家张仃的夫人布文，作为一个读者被《人民文学》这本刊物所吸引，也写短篇小说向《人民文学》投稿，均被采用，并获好评。这样的事例很多。但随着1957年下半年反右扩大化，一批活跃的年轻作家被划“右”，许多作者保持沉默。王莹写美国生活的小说只好由我去退稿。《人民文学》的小说版面，由稿挤转为缺稿。　　　
　　我与《人民文学》（2）　　　
　　1957年下半年我调《人民文学》评论组工作，直至1960年底。1959年起任《人民文学》评论组长。那时主编张天翼抓评论组的工作，评论组几个人常去他家开会。天翼主张《人民文学》不要搞纯理论而要多发创作谈和作家谈创作的文章。这样较易为青年作者接受。天翼反复强调作家的功力在于从平凡生活中去发掘、表现不平凡，这正是现实主义理论的精髓，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于是我们下工夫组织发表了梁斌谈《红旗谱》，杨沫谈《青春之歌》，吴强谈《红日》的长文。所谓下工夫是指组稿前深入研究了作家和作品（评论组曾就这几部作品的艺术特色和作家的创作个性进行了多次讨论），在此基础上，才去向作家提出组稿的具体要求并和作家交换意见。作家的思路打开了，思考缜密细致，写成的文章便是自身生活经验、创作经验恰当的总结，并能提出一系列创见。如梁斌谈《红旗谱》的文章便对长篇小说如何民族化群众化等问题讲了很深刻的体会和看法。这些文章发出后遂受到评论界、作家和读者较广泛的欢迎，也曾被有的创作部门编印成小册子发送。此外还分期发表一批名家如荃麟、默涵、唐彛�等的创作谈短文。我们整理当前创作问题的材料，提供给作家、评论家参考，又邀请他们去公园开“神仙会”，由主编主持，喝茶、神聊，会后就产生了这些短文。当时我还做了个尝试，就是约请关心和爱好文艺的老干部包括将军、省长等写文学评论文章，为此走访了两位儒将张爱萍（时任副总参谋长）和周桓（时任沈阳军区政委）。结果张将军谈革命回忆录写作的文章由我们整理发表。我数次去山西太原，请作家赵树理的老友、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谈赵树理的小说，历时数目，整理成《谈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一文在《人民文学》发表。该文发出后，因其独到见解，受到文学界重视，全国作协立即发展王中青为会员。　
　　1961年初，领导任我为《人民文学》小说组长（兼复审诗稿），直至“文化大革命”发动的１９６６年５月。６０年代开始，时值三年暂时困难期间，中央的总方针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文艺界再次重申贯彻双百方针，广泛团结作家，《人民文学》遂迎来第二个“放”的时期。在这样的气氛下，虽说物质生活比较艰难，作家的心情却转向宽松、舒畅，而这是出好作品的前提条件，短篇小说生机复苏肯定有望。《人民文学》执行副主编陈白尘积极推进双百方针的实现，我们小说组八个人也协同动作，同他配合默契。于是６０年代初期《人民文学》的版面上，一方面是老作家创作的活跃，沙汀、艾芜、魏金枝、舒群、周立波、欧阳山、徐迟、骆宾基、谷斯范等都有新作发表。其中不乏佳作，如艾芜的《野牛寨》，欧阳山的《在软席卧车里》、《金牛和笑女》，徐迟的《祁连山下》，周立波的《张满贞》，舒群的《在厂史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