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1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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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人民文学》小说编辑的岗位上，他焕发了极大的工作热情。我印象深的是，经过他手选，不断地推出小说佳作。有些后来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些作品可以开列一长串名单。如张有德的《辣椒》，李栋、王云高的《彩云归》，刘心武的《我爱每一片绿叶》，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有些获奖作品，则在当初编辑部内意见存在分歧的情况下，朝垠被邀参加复审，投了肯定的一票，并对有的作品加工修改。这一点，作为那时小说组的一个负责人，我永远感谢朝垠竭诚的合作和对稿件公正的评估。这样的获奖作品有王亚军的《神圣的使命》，张弦的《记忆》，柯云路的《三千万》等。有些作品虽说后来没获奖，但仍然是好作品，在当时读者中产生不小的影响，如萧育轩的《心声》、《希望》，叶文玲的《丹梅》，敦德、祖慰的《电话选官记》，白桦的《地上的神仙》，李陀的《带五线谱的花环》，未央的《心中充满阳光》等。这些作品主要是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怀念和对优良传统的呼唤，对“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切齿痛恨与嘲讽，在文学的拨乱反正中也起了一些推动或开拓的作用。这些都是朝垠花力气组的稿或从来稿中选出的。朝垠在工作中一个最显著特点，是始终关注从无名作者浩如烟海的来稿中发现有才华、有“亮点”之作。他的头脑便像一只灵敏的海底“声纳器”，能准确、灵敏地探出“鱼”之所在。这经常是靠日积月累，而非一朝一夕之功。自然，一篇好作品，有时在编辑者，也是妙手偶得之。这两种情形，可以举些例子。在1976年、1977年之际，叶文玲还是郑州一家小工厂的统计员。还在“四人帮”被打倒前，朝垠便注意了这个字写得娟秀整齐，文笔流畅，投稿甚勤的普通女工，他没有怠慢她，而是每稿必复，写上自己对稿件的亲切中肯的意见。自然是以编辑部名义而非个人署名写的信。就这样直到1977年准备发她的第一篇小说《丹梅》，叶文玲闯进北京的编辑部，拿着朝垠手写给她的信才认识了朝垠这个指点她许久的编辑。韩少功也是这样。在1977年，他是湖南汨罗县文化馆的一个干部。在湖南初次结识时，他对生活的见解和才华给朝垠留下了印象。　
　　1978年初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七月洪峰》，下半年又发表《夜宿青江铺》，作品一篇比一篇写得好，作者也考进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上半年经朝垠手发表赢得了许多读者的优秀短篇《月兰》（原题《最后四只鸡》），青年作家韩少功从此脱颖而出。其后《人民文学》又发表他的《风吹唢呐声》、《西望茅草地》等佳作。《西望茅草地》终于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奖。朝垠对于那些曾经是无名而确有才能的作者，真可说是做到了如《人民文学》一位老主编张天翼所说：“放长线，钓大鱼”，竭诚扶植。对叶文玲、韩少功初期的写作是这样，又何止是对叶、韩。这样的例子举不完。例如广西有位小说作者李栋，他于1979年与王云高合写一篇小说《彩云归》，在《人民文学》发表后获全国优秀短篇奖并被改编成电影。但是远在1965年，朝垠便记下了李栋这个名字。因为当时他曾手选一篇他投来的稿件，原题《阿迈》，经他改名为《高高的银杉树》，推荐给执行主编李季发在《人民文学》的显著地位。《彩云归》是朝垠第二次推荐李栋这个对许多人仍然是陌生的作者的作品。《彩云归》发表并获奖，朝垠比自己获得奖赏还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默默的编辑劳动没有白费。佳作的出世和作者的获奖，不也是对编辑最大的褒奖吗？叶蔚林的小说《蓝蓝的木兰溪》1979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奖使其获得了荣誉。但是有谁知道在一年前还经王朝垠之手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他的第一篇小说《地下亮光》呢？是表现煤矿工人生活的。《地下亮光》显得平平常常。但是王朝垠却从作品凡庸的外貌中，看出了作者的文学表现能力和潜在的真正的亮点。可以说，没有《地下亮光》的被发现，也就没有后来的《蓝蓝的木兰溪》等佳作在《人民文学》问世。还有小说作家张斌，最早投稿的一篇很短的小说《串门儿》，也是1978年夏天被朝垠编辑发现的。这篇小说的构思结尾都很妙：一个农民有事进城去找他在乡下结识的作风朴实的县委李书记。谁知这个县有两个李书记。这个农民串错了门儿，找见的却是另一个他十分陌生，官派十足的李书记。这样够水平的短篇，《人民文学》自然是应该发表的。但是当时作者无名，小说是来自一个偏远小县城的人送来的几页“不起眼”的手稿，在堆积如山的作者投稿中，很有可能被编辑忽略、漏掉。朝垠却将它抽出来看了，并及时推荐，可见他读稿之细心、精心。有了《串门儿》发表，才有作家张斌后来许多篇有影响的作品经过《人民文学》而面世。如1979年的短篇《青春插曲》，1981年的中篇《柳叶桃》。我可以说，朝垠这个编辑，他从不怠慢无名者，而是以发现他们的才华，并尽自己一份力量推荐他们有才华之作为乐，这或许是他人生乐趣中最大的一桩，即事业的乐趣吧。我还记得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时常找王朝垠求教，有时找到他家里去。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李功达（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编剧之一），我至今没有见过他。有一天，朝垠给我一篇小说手稿，他说这是北京一个年轻大学生写的（那时朝垠并未分工联系北京的作者），你看看写得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发表？这小说的题目叫《小路》，我看后觉得作者文笔好，小说写青年的爱情遭遇委婉可读，有意境、余韵，就像一首小小叙事诗或奏鸣曲。于是我推荐给我的同事许以和其他编辑看。大家都觉得很好。小说发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9期，这就是李功达的处女作。隔了半年多后，他又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蓝围巾》，仍是写年轻人的心理、生活，清新之气扑面而来，同样还带着几分沉郁和感伤的情绪。可以看出这个作者了解年轻人很深，正在形成自己独有的小说风格。作者有幸在他文学创作起步时，遇见了朝垠这样的编辑。我还想起天津作家吴若增，他后来发表出版了许多篇小说，有名的有短篇《翡翠烟嘴》、长篇小说《离异———一个当代中国男人的内心独白》等。但在1980年，他还是天津美术出版社一个无名的编辑。1980年初秋，朝垠向我推荐李功达的《小路》时，也向我推荐了吴若增的《盲点》。他说：“这两篇小说稿都在我床头放了好几天，我心想，要是《人民文学》能同时发表这两个新作者的小说，那该多好！”朝垠无疑是欣赏这两位新作者的小说的，但是他放了好几天，也在揣度着他的同事是否能够通过。尤其《盲点》，角度新、构思新、它是否会撞着了编辑审稿的“盲点”而不被通过？但是朝垠揣度错了，我和许以都欣赏《盲点》这篇作品。我尤其欣赏小说所写女主人公（一个普通的村姑）对美和美的生活的渴求，那是令人感动得心疼的。而这类题材却常常是一般作者视野中的“盲点”。朝垠如愿，《盲点》和《小路》同时发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9期。处女作发出后，吴若增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很快成为天津市、也是全国知名的专业作家。我信手拈来这些例子，无非是讲朝垠在发现和扶植文学创作新军这方面的远见卓识，热情和细心，以及耕耘之深，用心之苦。我并不是说朝垠这个编辑在工作中没有缺点。有时他在改稿时文字、语言上没有完全遵从作者的风格，却表现了他个人文风的特性，这是编辑之忌，也是有风格的作者不愿意的。但这样的缺点，比起他慧眼识人，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而在几十年漫长合作共事中，我和许以、朝垠，我们几个人之间，始终是非常融洽、愉快的，留下的是美好的记忆。正像朝垠所说：“在一种良好的气氛中工作是幸福的，工作得愈多愈感幸福。”　　　
　　优秀文学编辑王朝垠（4）　　　
　　1982年、1983年，我和许以先后离开了《人民文学》。但是朝垠在1983年起的《人民文学》编委和其后的副主编任上，经他发现复审推荐的文学新人及佳作，仍可列出一长串单子，如刘震云的《塔铺》、沈海深的《圣事》、李锐的《厚土》、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田中禾的《最后一场秋雨》等等。　
　　1978年暑假，朝垠个人生活遭遇了严重不幸，他的爱妻赵延明离家数天，朝垠四出找寻，却在她教书的那所大学一间单人宿舍里发现了她。但她心脏已停止跳动。是吃安眠药过量所致，已来不及抢救。留下一个一岁多的女孩丹妮。这事给朝垠的打击是沉重的。但在领导和同事们关怀下（1978年冬天，主编李季派他去岭南，1979年春天又派他去云南，除了组稿，均含有帮他散散心的意思），朝垠终于挺过来了。数年后又同他现在的妻子苏巧勤喜结良缘，并生女孩丹娜。夫妻两人和谐地共同抚养丹妮和丹娜两个幼女。虽说物质生活仍较艰难，但朝垠总算有了个安定的家庭后方。　
　　从1981年至1984年，朝垠由《人民文学》小说组长而编辑部副主任、编委、副主编，一个一个台阶很快地得到提升，说明领导和历届的主编是信任他的。在作协各部门领导干部“四化”进程中，他终于走上了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编辑专长的岗位。这期间，他也入党了，虽然经过了一番波折，据说“群众意见”不少。我觉得这是一种复杂的状况，跟朝垠其人性格的耿直，书卷气，某种程度的“迂”以及某种程度的孤傲不无关系。　
　　1989年下半年，作协领导班子改组，《人民文学》和作协其他刊物也面临换班子或停刊（如《小说选刊》），这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包括对原领导班子中的成员的考察。在1990年新主编上任后，王朝垠是暂时留用了。在另一个较年轻主编和另一个留用副主编一齐患病住院后，朝垠受命主持具体编辑两位新主编上任后的第一期刊物，也即《人民文学》1990年七、八月合刊号。新任年迈的主编亲切地拉着他的手关照、勉励，使朝垠全力投入了工作，包括勇敢地向这位资深的主编负责地、直率地提出建议，如讥讽忧患意识的短文不宜登，歌赞主编本人上任的短文最好不登，都被主编采纳了。朝垠终于编出了各方面尚称满意的那期刊物。接着新任较年轻主编，另一位留用副主编康复出院。老主编召集会议，突然宣布：“……还应该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对这一期合刊号，我行使主编应有的否决权，撤了一篇稿子……”静场、沉默，大家莫名其妙。老主编又突然提高嗓门说：“……谁最残酷？希特勒最残酷？”又是沉默、静场。在座多数人仍然莫名其妙，就是朝垠心里清楚，是说他送给老主编终审的稿件中，有篇小说《不分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而朝垠没有看出和发现这样严重的原则性的重大问题。但这篇出自一个业余作者之手并非写战争生活而是写边陲一位连长和他七岁的儿子及连长婚姻生活的小说，并未涉及战争，只是写了连长的儿子在连长和他的新妈妈举行婚礼时，他躲到别处穷极无聊地玩着斗螳螂的游戏。他最后厌烦胜者的残忍，便连胜者也惩罚，一脚将取胜的螳螂踩死。这件事怎么讲也是顽童的心理行为，透出为人父者应给孩子更多的关爱，这层意思。跟战争的正义，非正义无涉，更不用说跟法西斯头子希特勒有什么瓜葛。不过老主编的判断是权威的。或许这是某种明白无误的信号或一个借口？朝垠预感到了事态的不寻常性。　
　　1990年11月，上级单位正式通知：　
　　“停聘王朝垠同志《人民文学》副主编职。”　
　　是年王朝垠54岁。但是如此热爱着人民文学编辑事业的王朝垠怎么能够骤然停止呢？他再也找不着自己心理的平衡了。外地好些文学界的朋友仍然热心地请他这位富有经验的编辑审稿、编稿。1993年10月15日早晨在湖南某地突发心脏病去世前，他刚刚审读完一篇稿子。朝垠身后萧条，留下年轻体弱的妻和两个年幼的孤女。　　　
　　礼平雪地里打滚　　　
　　作为读者，礼平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是我在80年代初期读到的我认为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篇小说。它的诗意，它的意境，它的写实风格与浪漫精神相结合，它对国、共两党两代人物准确、精当的描写，它对历史悲剧的戏剧化表现，它对环境气氛的渲染，它的动人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