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10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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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却不要赔偿！”50年代初期，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以日本为最大后方基地，那些老财阀的新继承人掌握的钢铁、电机、石油等工业得以快速复兴。大的工厂制造枪炮、坦克，小的工厂接到制造手铐的定货。60年代的越南战争，又给日本财阀、老板们一次发战争财的机会。所以战后日本的政治制度，除了表面引进西方的代议制民主，以大财团为后台的保守政治体制，并没有真正革新。因之对侵略战争的认识，日本一些人根本没解决问题，这跟统治集团大有关系。日本的经济实力走在世界前列，这又给日本人以骄傲的资本。这样一个国家的上层，究竟要把国家带到何方，那是一个未知数。文章末尾，作者慨叹道：“这大都市正在夸耀着资本主义的无上的繁荣。但是你正向着一个什么方向在突进呢？你自己不能回答，我也没有办法替你回答。”作者用大量事实材料来展开的对这个邻邦的精辟分析真是振聋发聩，值得人们深思。当然这样的作品也将为中、日之间架起一座深入沟通、理解之桥。沈鸿老人将这书读了三遍，还做了笔记。他盛赞此文“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张宗植其人
我与张宗植先生神交已久。假使以三言两句来说这个人，他确实是一介书生，他的谈吐非常文雅，时时充满书卷之气；但他又是个精通世界局势和商业贸易的大专家。他赚钱，但决不为赚钱而生活。他是道地的文人，能用炽热、精细的感情，写出美的文学作品。但他绝不是中国传统儒生，说他是“儒生”或“儒商”之类，这是亵渎了他，他是彻底的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斗士。他在青年时期就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走出封建家庭樊笼。他选择了自己独特的反帝反封建之路，坐标不变，但生存方式，他似认同西方的个人独立自主式。张先生已85岁高龄，但他精神年轻，且还没有退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还没有到老年。我祈愿他将有更多更精彩的洞察、烛照这个世界的作品贡献于人们，这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不平凡的人生（7）
1998年12月15日，初稿
1999年6月7日，略作修改
（载《百年潮》杂志）
很特别的女人（1）
——香港女作家夏婕
近年旅游文学作品盛行。香港则出了一位活跃的、写了许多旅游文学著作的女作家夏婕。
80年代初期，她用写作收入作旅费，每年都用几个月时间回内地旅行。从内蒙东面的锡林郭勒盟草原到西边的巴丹吉林沙漠；从新疆北部边城伊宁穿越天山，再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去最南部、最偏远的叶城、和田、于田、且末、若羌等地；从新藏公路入藏，到达西藏最西部的阿里地区，横穿整个西藏高原，再从川藏公路出藏……她是以普通旅游者的身份去到这些地方的，往往孤身单旅，独自背着沉重的背囊（自带生活用品及摄影器材），乘坐的是普通的长途公共汽车，甚至骑马、骑骆驼。住的是普通的旅舍。
正因为如此，她有机会深入体察少数民族的实际生活，跟当地的普通干部、群众打成一片，每到一处，都结交了一批真诚相助的各族朋友，所见也广，所闻也多，得着了无尽的乐趣。在荒漠客舍、煤油灯下，她坚持笔耕不辍，惨淡经营，于是结出了累累硕果。
她的写作起步是1979年，数年工夫，在香港出版了八九本书，计有中、长篇小说《天山梦》、《伶仃的驼铃》，游记《漫漫新疆路》、《丝路万里行》、《带你游内蒙》、《长城内外》（《塞外云影》之一），《沙漠奇遇》（《塞外云影》之二），《再游新疆》（《塞外云影》之三）等等。
我是先从作品，了解、认识她这个人的。总是一口气读完她的作品。她的文笔优美、娴熟、活泼、轻松、自然晓畅，富有文学意味，却无半点忸怩作态。她往往触景生情，随手而拈，直抒胸臆。而内蒙、新疆的山川、原野、沙漠、戈壁……在她的笔底，显得那样生机勃勃，引人入胜。这是我随手抄下的句子：
一片广袤无垠的原野，地上长着寸来高的茸草，金亮的小黄花只有我的小指甲盖那么大，然而，它瓣瓣清晰明朗，别有一种美丽。
四周静悄悄的，了无人影，屏心静息的聆听着疾风有规律的笑声……
无语地让双脚胡乱的踯着碎步，心情与长空一样清爽无尘，人生难得有着这么一个忘却了任何烦恼的时刻———不知什么是愁闷，也记不起困惑……甚至连喜悦也忘了！思绪只是一片干干净净的空白。（写白云鄂博荒野。）
是烟波浩渺么？不，不是！我站在黑色的沙岸上，深深的呼吸着这博斯腾湖之水，只能用‘奇妙’去形容它———近沙岸的一长条湖水，大约是含有泥沙呈灰黑色；十来公尺开外那片绿水，像最纯净的那片翡翠；柔润迷人与天幕相接，遥遥的那条如蓝带般的湖水，比蔚蓝色的晴空更加明丽……
一切又是那样的清晰，不会被灰、白色层云填满的蓝天和三色秀水之间，白色的水鸟在上下窜飞，而且完全没有隐隐约约的烟雾水气———这就是博斯腾湖，它安然地在阵阵劲风中摇荡……（写新疆博斯腾湖。）
至于中国古代诗、词、歌、赋的那些佳句，在她笔端则是招之即来，运用自如，给她的游记添色，造就种种旖旎、难忘的意境：
“何处明驼先系？一片悲笳，数声断角，吹落斜阳紫。”美吗？此时的斜阳，却是满眼闪亮的金黄。……（写百灵庙风光。）
更加值得称道的是，她写边疆少数民族，是怀着一颗爱心，满腔尊重，善于发现、发掘民族性格中各自独特的，善良、纯朴的美。蒙古民族的豪放、率真、好客，新疆维吾尔族中那些上进、好学、谦虚、有教养的一代年轻人———在她笔下一一入画、入神，令读者如亲闻历见。小说《伶仃的驼铃》，写的是个明显不过的虚构的爱情故事，但对维族人民、维族青年美好、丰富的心灵境界和他们那独特的生活世界，却有相当生动的开掘、表现，灌注了作者的真情、深情。通过维、汉族两位青年人的恋爱故事，这样深入地表现维、汉两大民族心灵交流、感情交流的作品，是难能可贵的。
有时一颗海外赤子之心，跃然纸上，正像作者在一处地方写的：“……城洞外门上的四个大字———‘大好河山’，却看得人心头发热。只要是中国人，一眼见到这看来平凡但寓意深切的几个醒目大字，无不为之感慨万千……我万里迢迢地由南向北，走东往西的，不也正是为着这四个大字而来的吗？”（见《长城内外》）
作者满怀热爱地写大好河山之美，写她在边疆遇见的各民族可爱的人物，但并不讳言阳光中的阴影，前进道路上亟待改正的缺点。这同样是出自一颗关怀、热爱祖国之心。而且使她这些旅游作品，显得愈加朴素而拙真，更加具有魅力和说服力。
今年6月，夏婕来北京，我们有机会见面，她比我想像的更加年轻、活泼。我陪她去看望几位前辈作家，她的真诚的谦恭，不俗的谈吐，却又表现了她深厚的文化涵养。作为一个现代的作家，她敏锐地、广泛地关注着中国的事情和世界的事情。她乐于同我去挤乘北京市的公共汽车，与广大市民为伍，这使我理解，她为什么屡次去边疆，而又能过那些风餐露宿，“艰苦”为伴的日子。
其实，她从小就经受了生活的坎坷。她是湖北武汉人，1949年解放后出生，在汉口上的小学、中学。因是个书香世家子弟，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虽年纪小而仍难免受牵连。不满16岁，便离开父母，只身去新疆农垦兵团劳动。几年后病退回家。1971年含泪随家去了香港。但她不甘心做一个碌碌无为的家庭主妇，1979年开始给报刊投稿，数年以后便成为一位有影响的旅游文学新作家。她回祖国大陆，第一个去的地方，便是她曾在那儿下放劳动，她视同第二故乡的新疆。她的生活节奏极为紧张，每年回祖国大陆的几个月，一面是艰苦的旅途，积累、感受生活，一面还从不中断写作。回香港后，白天往往参加紧张、繁忙的社交活动，深夜才读书、写作。有时一晚上需写一万多字。两个多月写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书，在她是平常的事。
很特别的女人（2）
香港的舆论、出版界，称夏婕是个“很特别的女人”：她是如何可以抛下她的家庭、她的子女，间关万里，攀山涉水地去闯？一次又一次地上路，去丝绸之路，去大漠黄沙？她真的了无牵挂吗？是什么摄取了她，使她魂牵梦萦？
夏婕自己回答的好：
“像一叶扁舟，在时代的狂风巨浪中，我飘摇四处；有机会去了解中国之大和中国之美，也有了希望更深一层地去认识它们的意念。
“无论我血液中是否真有（夏）禹王的遗传因子，我也有那种不达目的誓不休的顽韧；所以，我能带着自己的思想上路。”（见《塞外云影》第二辑自序）
夏婕，她将为祖国大陆更多的读者所认识。
写于1993年
同代人的伤痛（1）
——悼念唐达成
不少，这是人所共知的。达成那个时期的文稿，也难幸免，当然并非全都是这样。１９５６年党中央、毛主席首次提出在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还提倡青年人要像牛一样，头上长个犄角，为了斗争。还要善于独立思考。我记得达成是这年下半年参加共产党的，同时他已被提为《文艺报》的编辑部副主任，还被推选为中直机关团委委员。从某种角度看，他是一帆风顺的。但达成从来不是个骄傲、浮躁的人，他的专业是文学评论，他也是个爱思考问题的人。１９５７年５月初，当时文艺界领导同志的调子是鼓励大家鸣放，说：不要小鸣小放，不要“迎风户半开”，而要大鸣大放，对文艺领导和文艺工作，有什么意见都讲出来，我们欢迎批评。达成经过一番研究、酝酿，在这个时候写成一篇发表自己文艺见解的文章，题目叫《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副题是“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发于６月９日出版的《文艺报》１９５７年第１０期显著地位，这却引来轩然大波。提拔他的单位领导人不可能高兴，唐达成你是不是太狂妄，你居然冒犯周扬同志了，他是代表党领导文艺界的，你还是个入党不久的新党员，这不是“对党的领导抱着严重的对抗情绪”（见当年《文艺报》批唐的文章）吗？那年月就是这样，学术问题一般文艺干部很难跟文艺领导人展开平等讨论，且很容易弄成政治问题。其实，达成这类对文艺创作中某些理论问题看法，在我们这样年龄层的人，所在多有，只是不一定都愿意讲出来。我们大多受过解放前争取民主、自由、人格平等等思潮的影响，给上级领导人提点当提的意见、建议，在我们看来应当不成为一个问题。上级领导人也是人，在学术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他们身上并没有那样多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既然周扬等领导人鼓励大家对文艺问题和文艺领导人谈意见，为何不可写成文章呢？但是唐达成错了，这被看成“犯上作乱”了。在很快开展起来的反右派斗争中，沉重的一击落到他身上，他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长期到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这些去劳改的人，不久就从机关中消失，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60年代初期，邵荃麟主持“作协”的工作，重新成立创作研究室，他请《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兼任室主任，吸收丁宁参加，但人手仍缺。这时候，他们想起了老实敬业，会写文章的唐达成。达成遂于１９６１年摘掉右派帽子，调回作协刚成立的这个研究室工作。达成之调回，跟上述几位爱惜人才者的善意分不开，这在当年作协是个特例。１９６２年８月，经过创作研究室一番酝酿准备，邵荃麟带领作协有关工作人员赴大连主持全国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达成和我都在这个会议上做会议记录，但达成的处境并不好。虽然摘掉了帽子，除了埋头记录，只能沉默寡言；平日里待在我们工作人员圈里，没事就一人独处。其他参加会议的人们，很少理会他，就像没有这个人似的。我深感歧视的气氛像座山，沉重地压在这个好人的头上。
１９６２年９月，八届十中全会开过后，阶级斗争的弦重又绷紧。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及１９６４年６月，毛主席对文艺工作连续发了两次批示。于是１９６４夏天，作协开始党内整风，刘白羽取代邵荃麟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