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8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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鬃诱馕焕鲜Φ难壑校恳桓鲅际强汕卓山幕钌摹叭恕保皇腔鳌Ｕ馐且恢忠浴叭恕蔽疚坏慕逃Ｈ欢�20世纪的文明社会里，我们的教育者却把学生当作敌人、当作坏人来看待，防范成了教学的基本前提。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警察与小偷的关系，教育还能成其为教育吗？最让人痛心的不是学校领导的警察化和学校本身的监狱化，最让人痛心的是学生的奴隶化。鲁迅先生曾经说，最不可救药的是“奴在心者”。那些“拥护”监视制度的优秀学生们，就是不折不扣的“奴在心者”。自甘囚犯的身份而不自知，阿Q的命运一直延续到今天，还将延续到明天。少女不知监视苦，对镜犹唱颂恩歌。在被监视的处境下没有心理压力，正说明他们从小就丧失了权利的意识；把侵权当作“保护”来欣赏，正说明他们已经被受虐的文化培养成了受虐狂。
报道中还有一个律师的精彩之论。唐山凤凰律师事务所的郑曼律师说：“法律上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但我认为这种监控系统并不侵犯学生个人隐私。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课堂、楼道并非秘密场所，学校的观察室也不属于秘密窃听、偷录，也不是针对某个人，对学生整体是有利的，不存在心理压抑问题，应属于一种现代化的管理方式。”这样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的人也算律师吗？我怀疑郑曼“律师”有没有读过宪法，宪法中保护基本人权的条文写得清清楚楚。他的辩护是苍白无力的，令稍微懂一点法律和逻辑的人啼笑皆非。第一：难道说目的良好就不违反法律吗？难道为了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就可以不择手段吗？那么，每一个罪犯都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我是出于良好的愿望犯罪的，所以我没有罪。第二，针对个人和针对整体难道是判断是否合法的依据？针对个人的侵权行为不允许，难道针对整体的侵权行为反倒允许了？从这样的逻辑出发，希特勒也理直气壮了：我的屠杀不是针对某个人的，而是针对所有犹太人的，所以我的屠杀合情合理。第三，郑律师不是心理医生，凭什么根据作出“不存在心理压抑问题”的判断？如此思维混乱、知识匮乏的人，也能够充任律师，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中国律师的水准来。
福柯在批判权力的时候深刻地指出，在现代社会里，权力作为一种对自由的限制，是以可以被社会成员所接受的一般形式实施的。权力打着代表正义的旗号，将我们由主体变为客体。唐山第一职业中专引进监控系统的实质正是如此。在一片叫好声中，也有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唐山师专教育学教研室主任张亚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从教育理论来讲，安装监控系统是不合适的。师生关系首先应是平等的，相互理解，相信学生，才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教育管理的未来趋势应是自治管理。张亚均的视角仅仅从教育理论切入，还远远没有进入申明现代文明社会公民权利的层面，然而，他这极其微弱的声音又能被几个人听到呢？越来越多的学校正以唐山第一职业中专为样板，安装越来越多的监控系统。这越来越多的监控系统，正在让越来越多的孩子的心灵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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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还是维新派
1999年5月，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轰炸事件发生以后，在中国青年学生中掀起了一轮强劲的反美浪潮。在北京、成都等地，都出现了大学生冲击美国驻华使领馆的事件。此时此刻，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国人民，又面临着一百年前的严峻选择：做义和团，还是做维新派？
在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三角地，反美大字报的张贴持续了近半个月。其中，有很大份量的一类是关于“抵制美货”的。有的大字报表示要“接收麦当劳，砸乱肯德鸡”；有的大字报甚至有板有眼地开出了需要抵制的美国产品的清单，从可口可乐到摩托罗拉应有尽有。
感情全面地压倒了理性，他们在发泄愤怒的同时，没有严肃认真地思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抵制美货究竟可不可能？中国再度闭关锁国可不可能？抵制美货，究竟对美国经济的打击大，还是对中国经济的打击大？北京的大学生围攻麦当劳，使得在麦当劳就餐的顾客不得不离开。固然这一行为会让美国老板腰包里的收入减少一些，但是更加直接的影响却是：在麦当劳餐厅中工作的大量员工——他们都是中国同胞——冒失业的危险。
对于抵制美货的观点，有一位北大学生嘲讽说：“我们应该把所有电脑的主板都拆下来，当作砖头扔向美国大使馆。”假如真的抵制美货，中国所有的电脑都要停止工作。因为没有哪一台电脑里，没有由美国生产的重要零件。再举一个例子，中国外交部派到南联盟接殉难的三位记者的骨灰的飞机，依然是美国生产的波音飞机。我们有自己生产的大型客机吗？
大使馆事件，充分暴露出1989年以来的长达10年的时间里，大陆知识分子放弃启蒙使命所造成的恶果。在80年代曾经被热切呼唤的、代表着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理念，与新一代的中国青年基本隔绝了。尽管新一代青年津津有味地观赏美国进口的“大片”，但是他们对于价值观层面的东西吸收甚少。他们在受了小学、中学、大学漫长的愚化教育之后，丧失了起码的思考能力，一遇到突发事件，便无法进行理智的分析和判断。他们很容易被民族主义的狂热冲昏头脑，他们思维方式与一百年以前的义和团极其相似。一百年以前，以最愚昧落后的底层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被慈禧为首的专制统治者所利用，不仅反对列强的瓜分，而且更把矛头对准代表中国最先进力量的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攻击维新派是“二毛子”、“洋人走狗”。迫害维新派大大延缓了中国的进步。一百年后，这次以反美情绪为主流的“准义和团运动”，参与者居然是受过中国最好的教育、也对西方了解最多的大学生，这一吊诡让人深思。一百年前义和团的农民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而一百年后的号称中国精英阶层的北大学生也写出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见鬼去”的大字报。
有人认为，这次的爱国主义的义举是对80年前的“五四”运动的回应。殊不知，它恰恰走到了“五四”运动的反面。“五四”运动由巴黎和会触发，以拒签和约、罢免卖国贼为切实的目的，但在这些实际操作的背后，是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热切的呼唤。陈独秀先生曾经说，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然而，在5月的一系列抗议浪潮中，出现了泼脏水连带把婴儿也泼掉的现象——有的人认为，中国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对西方国家让步”。这是奴才的思路，自己不把自己当人、当公民看待。真正的爱国，是维新派的爱国，不是义和团的爱国。维新派积极吸取包括西方在内的人类一切的先进的文明成果，以“拿来主义”的态度为我所用；而义和团则主张关上国门，仇视所有与传统不一样的思想观念和物质，竭力维护了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维新派走的是一条强国之路，而义和团走的则是一条害国之路。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要强国，就必须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内生活的民主化，而不是抱残守缺、盲目排外。
今天的我们，是做义和团，还是做维新派？何去何从，并不是一件难于选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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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血性
当日本修改教科书、掩盖侵略罪行之后，中国政府仅仅发表了几声不痛不痒的“声明”，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回应。中国外交部乃至比外交部更高的权力机构，几乎都是由亲日派所主持的，他们当然对“一衣带水”的邻邦搔首弄姿。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没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乃至举行全民公决的前提下，悍然“代表”中国人民宣布：放弃日本的对华战争赔款。而今，中国政府却像乞丐一样眼巴巴地望着日本施舍的日元贷款——为了这点贷款，钓鱼岛也可以不要了。
对于日本的教科书事件，韩国的反应体现出了一个国家的尊严和一个民族的尊严。4月9日，韩国采取了迄今为止最强硬的外交行动——召回了驻日大使。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大使将暂时呆在国内讨论教科书问题”。韩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也指出，日本的教科书是“事关韩日关系基础的非常严重的问题”，韩国政府要求日本纠正被歪曲的史实，为达到此目的，韩国政府“不惜采取强硬的措施”。
与政府的态度相呼应，韩国民众也开展禁用日货运动。汉城和釜山的抗议群众焚烧了一个日本人的肖像，并呼吁韩国人抵制日本生产的卷烟、电子产品和影视制品。
韩国是一个有血性的民族。在战后的半个多世纪当中，韩国对日本的态度从来就是正义凛然的。韩国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即使在经济尚未腾飞的时候，它也没有放过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声讨。相反，作为亚洲大国的中国，却一直对日本态度暧昧。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记载，毛泽东居然对日本侵略中国表示感谢，认为日本的侵略拯救了濒临灭亡的中共。他公然说，当时在中国的土地上是“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人三足鼎立”。毛泽东竟然将党派的利益置于民族的利益之上，他才是最大的卖国贼。所以，毛泽东以下，中国历届领导人对日本外交都显得无比软弱。
古人云，外交应当“远交近攻”，这句话放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之中仍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中国政府却逆其道而行之，搞起了“远攻近交”。一次偶然的中美状机事件可以闹得天翻地覆，而日本军舰强行登上钓鱼岛甚至杀害一名捍卫钓鱼岛主权的香港议员，中国却默不作声。其实，原因很简单：与中国政府一样，日本政府也是一个没有原则的政府，它只需要同中国做生意赚钱；而美国人就讨厌了，他们老是要谈论人权问题——中国政府忍无可忍了：人权是我们自己的人权，“干卿何事”？为什么非得让中国在国际上颜面扫地？
所以，与韩国有血性的、真实的民族主义相比，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虚伪的民族主义。中国不敢用民族主义来应对面目日益狰狞的日本，却用民族主义来回击美国的民主和权、人权价值观。最后，酿成的苦果还得自己来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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