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74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世纪”，我却要将这句话改动为“二十一世纪将是上帝惩罚三千年不断犯罪的中国人的世纪”。郑义曾经调查过“文革”时期发生在广西的大规模的吃人事件，他写道：“我们企图以人性的代价来换取一个美好的社会，我们以为跋涉过血与尸体的泥淖之后会迎来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黎明。结果那灿烂的黎明没有到来，我们却堕落为丧失人性的群兽，一步步走入地狱的黑暗！中国人，我的手足同胞，请想想吧，请扪心自问吧：广西仅仅是广西吗？食人者仅仅是那几千几万吗？——不，广西不是广西，广西是中国！食人者不是食人者，食人者是我们整个民族！而且，我们不仅食人，我们还自食。所谓自食，并非仅指我们自相残杀，自食父老兄弟、同胞姐妹，更指我们自食灵魂，自食一个民族所赖以生存，并与全人类共建人间乐园所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人性。”
那时，郑义还心存几分希望，他在文章的末尾祈祷说：“愿上帝宽恕我们！”然而，十多年后，面对着今日之中国，面对着“已纯是闹剧、丑剧以及文字难以指称之公然堕落”的中国，郑义那最后一丁点的希望也破灭了。我想，郑义是含着眼泪写下这段话的：“我感到，冥冥中，有一股巨大的邪恶正在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毁灭！我不再祈求上帝宽恕我们。我誓与我的同代人为敌。我站在被剥夺了生存权利的不幸的子孙一边。我站在那些被烹食、被遗弃天涯的女婴一边。”
《圣经》中三次提到这句话——“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出埃及记》23：19、《出埃及记》34：26、《申命记》14：21）。在这句话中，我感受到了一种大慈悲、大同情、大怜悯。万能的上帝是那样深切地爱着这个他创造的世界。上帝不能纵容类似于“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的事情的发生，当然更不能纵容人类吃掉自己后代的事情的发生。
那么，我们这个堕落到地狱最底层的民族，等待最后的审判的来临吧！
后页
前页
目录
后页
前页
目录
面对中国的国难
上帝，请让我成为你和平的工具
让我用爱去消除仇恨
以理解回敬伤害
以忠诚解除怀疑
以希望根除绝望
以光明照亮黑暗
以欢乐融解哀愁
神圣的主啊，能否无需过多追求就能
让我不求被人安慰，而去安慰人
让我不求被人理解，而去理解人
让我不求被爱，而去爱
因为只有给予才会得到
正是在谅解别人中我们得到谅解
正是在自身的消亡中我们得到永生
——圣·方济各《和平祈祷词》
在《丧钟为我们而鸣》一文中，我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九·一一’恐怖事件不仅是美国的国难，而且更是中国的国难”。该文发布以后，我的观点受到了普遍的攻击和辱骂。面对这无边的邪恶，我尽量克制自己的愤怒，因为正如《犹太教法典》中所说：“世界的存在，只应感谢那些控制自己愤怒的人们”。然而，无论受到怎样的质疑和责难，我也将坚持这一观点——这不仅是中国的国难，而且是中国自身邪恶的又一次严重的溃疡。
在中国，打着“爱国”的旗号明确支持恐怖主义、对别国平民遭受的灾难幸灾乐祸的民众数量之多又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这是一个身处苦难而被苦难所异化的民族必然的反应，这是一个身处邪恶而被邪恶所吞没的民族唯一的发泄。经历了这次事件，中国的国际
形象再次一落千丈，中国的未来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国难已经产生，溃疡已经产生，我们无法视而不见。下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面对它们？还有没有疗救的希望？既然“爱离中国有多远，民主就离中国有多远”，那么，如何从头建构我们自己的充满爱的现实生活？
我们为什么幸灾乐祸？
恐怖事件之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大部分的中国民众表现出了漠不关心和幸灾乐祸两种心态，有些人的这两种心态还相互交织在一起。密德拉施说：“落到一个人身上的痛苦，没有不被另一个人从中利用的。”打个比喻：这种心态宛如一个长期以来嫉妒富有邻居的穷人，他经常虐待自己的老婆，而邻居却多管闲事地干涉他。突然有一天，邻居的老婆被坏人强奸了，于是，穷人立即兴高采烈地吆喝起来：“看，这就是你的下场，看你以后还敢干涉我的家务事！看你以后还敢在我的面前摆阔气！”
请原谅我使用这样一个粗俗的比喻。在这个比喻之后，我试图更深入地探究那些幸灾乐祸的中国人心理状态的成因。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如果用两个词语来概括，那就是“专制”与“暴力”。几千年来，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的民主，我们也并非“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就像一堆蛆虫一样，挤占一个狭小的茅坑里。在粪便熏天的臭气中，我们相互仇恨、相互撕咬、相互扼杀，却从来不会伸出头去仰望苍天以及苍天上的神。蛆虫们以为这种存在方式就是最文明、最高尚、最自然的存在方式，蛆虫们无法了解世界上还可能有其他的生存方式。
晚近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风云突变。然而，戊戌变法、辛亥共和、抗战胜利……好几次走向文明社会的契机都被我们错过了。最后，我们选择了纳粹法西斯主义、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中国最顽固的东方专制主义以及流氓无产主义交媾而产生的怪胎——毛泽东主义。于是，中国人有了一个更加肮脏、更加丑恶、更加血腥的茅坑，并在这个茅坑中更加残忍、更加暴虐、更加不自知地撕咬着。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茅坑选择了我们，而是我们选择了茅坑；同样的道理：不是做蛆虫的命运降临到了我们的身上，而是我们愚昧而固执
地捍卫着蛆虫的“尊严”。
我们成了一群幸灾乐祸的蛆虫。因为自己生活得太悲惨了，当观察到更为悲惨的事件发生在旁人身上的时候，便会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一个访美的中国记者团就是这样做的：在听到灾难发生的消息之后，他们在一个公众场合全体起身鼓掌。他们确实“情不自禁”，他们兴奋地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他们太可怜了，可怜得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显示自己“不那么可怜”。这些蛆虫唯一的快乐就是：开心地观察别人的苦难。“看客”是鲁迅注意到的中国人最显著的国民性之一。这一次，唯一的不同就是：原来那群流着唾液拥挤在观察街头乞丐的没有多少文化的人，摇身一变成了另一群争先恐后地在网络上发泄怨恨的“有文化的人”。“幸福”就是悠然地旁观别人的遭殃——这就是大部分中国人对“幸福”这个词语的全部理解！尽管别人的苦难并没有给这些人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但这已足以让他们喜出望外了。这些人怎么也理解不了世界上还有其他类型的“幸福”，正如安德烈·纪德在《希望哺育我们》中说的：“世上存在着贫困、绝望、痛苦和恐惧上的不可估量性，致使一位幸福的人想到自己已经拥有了幸福而羞愧。……我的幸福在于增加他人的幸福。为了我成为幸福的，我需要一切人都幸福。”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嘲笑纪德的“天真”，或者指责他的“虚伪”。这些人拒绝一切他们理解不了的事物。他们会猜测：纪德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沽名钓誉，或者瞒天过海。他们最善于挖掘那些“幕后”的东西，因为他们自己从小就生长在黑暗里，不知光明为何物。
我们成了一群铁石心肠的蛆虫。我们对身边消逝的生命熟视无睹——我们都是“文革”的儿子，尽管许多比我更加年轻的人是在“文革”之后出生的。在这个国度里，生命不是“自主”和“自足”的，生命只有在从属于某种意识形态、某种党派、某种族群的时候，才有其意义和价值。正是这种思路导致了我们的铁石心肠。克莱瓦赫在《训诫》中说：“对于铁石心肠来说，不存在值得记忆的事物，除了牵连到的痛苦外，在当前不存在重要的事物，在它可能守望的或者准备的未来什么也不存在，除了它阴谋进行的某种报复行动外。简言之，把这一切可怕疾病的一切恶行归之于一个基本点：铁石心肠是遗失了对上帝的敬畏和人类的气息。”当我浏览完一个又一个的网站以后，我无法掩盖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是一群值得悲悯的蛆虫——尽管我们自己已然习惯了罪恶，尽管我们自己已然丧失了同情心。
叔本华说：“对于一切有生命之物的同情是对品行端正的最牢固和最可靠的保证。谁满怀这种同情，谁就肯定不会伤害人、损害人、使人痛苦，而是只要他能够，就宽容地对待任何人、宽恕任何人、帮助任何人，并且他的行动会带有公正和博爱的印记。”然而，“九·一一”恐怖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的同胞的所作所为，却与之截然相反。
我们如何学习“爱国”？
仅仅因为表达对恐怖分子的谴责、仅仅因为表达对死难者的同情，我与一些朋友就被戴上“汉奸”的帽子。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难道对恐怖分子表示热烈支持、对死难者表示幸灾乐祸，就是伟大的“爱国”行为？
关于“爱国”，长期以来我们陷入了一个可怕的误区。我们究竟是爱一个抽象的、理念化的国家，还是爱身边每一个受苦受难的同胞？我们究竟是爱一个寿命短暂的领袖、政党和政权，还是爱永恒的山水与土地？
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然而，在我们这里，这一常识却没有能够理所当然地成为“常识”。那些在网络上和在现实生活中发表丑恶言论的“爱国者”们，你们口口声声地说自己“爱国”，你们为“六·四”惨案中被自己的政权杀害的公民们呐喊过吗？你们为江西芳林小学中因鞭炮爆炸而丧生的孩子们呐喊过吗？你们为广西南丹被活埋在矿井下的矿工们呐喊过吗？在河南郑州，有一位名叫曹海鑫的农民，就因为替村民说了几句话，被贪官污吏枪杀了；在广州火车站，一位名叫苏萍的、抱着布娃娃充满憧憬地进城的农村女孩，被警察关进收容站，并遭到了流氓们的轮奸；在深圳的一家工厂里，一群女工被怀疑偷窃，而被脱光衣接受服检查……顶天立地的“爱国者”们，你们关心过他们的命运吗？你们有没有对这些凄惨的同胞实施过一点点实际的帮助，甚至仅仅是表达一下口头上的支援、同情和悲悯？如果没有，请收起你们的堂而皇之的“爱国”招牌来吧！说“爱国”这两个字，
你们还不配！
相反，在我的身边，我的朋友们、那些有良知和勇气的知识分子们、那些被你们辱骂为“卖国贼”和“汉奸”的人们，却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斥责最高领导人的谎言、斥责地方官员的残暴、斥责整个社会制度的不公正。因为发出自己的声音，许多人招致了直接或者间接的迫害：有的人漂流海外有家不能归，有的人承受了漫长的牢狱之灾，有的人失去了工作和家庭，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破……
我是一个爱国者，但是我坚决地反对以支持恐怖主义的方式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我绝不接受那种因为爱国就得像野兽那样生活、就得放弃人类普遍的道义、放弃天赋的人权的理论。对法西斯的统治有着深刻了解的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说过：“我们想用武器干什么？我们应当永远像野兽那样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至少要像这些野兽显示出同样的节制，因为它们从不在群内斗争，只是由于饥饿和其他困厄的驱使才相互战斗。相反地，人们为了一件小事而开始争斗。他们处于纯粹的轻率态度相互进入战场，不是一个人反对一个人，而是上万人反对上万人地进行斗争，并且面对堆得高高的尸体和血沃平原的景象而兴高采烈。”爱国、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我是一个爱国者，我更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世界主义者。九月十八日那天，我一边写下《丧钟为我们而鸣》来纪念“九·一一”恐怖事件中的死难者，一边接连写了三篇文章痛斥阴魂不散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恬不知耻的日本政界人士。我清醒地知道，如果不对这些潜在的威胁世界和平的力量保持警惕，所谓的“捍卫国家利益”只能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
在我看来，爱国与追求世界的和平、反对现存的极权主义（包括本国的专制统治）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统一的。叫嚣战争、炫耀武力易；追求和平、传播爱心难。我愿意选择后者，正如克莱瓦赫在《论皈依》中所说的那样：“爱好和平的人像孩子那样容易使自己陷入狼狈的处境；这样的人在当今恶劣的和有那么多使人恼怒事件的世界里不容易获得幸福。有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