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6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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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最根本的弱点：“马克思主义中最邪恶的教条是关于暴力的教条，以及构筑于其上的阶级斗争的观点。”然而，在以列宁为首的俄国革命者们手中，玩弄得最为得心应手的正是“阶级斗争”这一威力无比的武器。马克思建立了一个严密而庞大的、真理与谬误共存的思想体系，而列宁却将其化繁为简、彻底“俄罗斯化”了。列宁选择的大多是马克思学说中的糟粕部分，却恰恰是能够在俄罗斯现实中发挥出巨大能量的部分。列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谁的理论有利于自己获得权力，他便顺手拿来。因此，雅科夫列夫认为，对于大部分俄罗斯人来说，“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仅把它当作新的学术流派，而是作为一种指出摆脱绝望和困境的学说”。
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暴力被放大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即使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也望尘莫及。在担任“为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期间，雅科夫列夫接触到浩如烟海的秘密材料，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历次镇压，其规模之浩大、手段之残暴、组织之严密，让他不寒而栗。他提到一九五四年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给赫鲁晓夫的一份报告，报告指出：仅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遭到镇压的人数就达三百七十万。他认为，在官方的数字之外还应当追加集体化时期的三百四十万人以及遭到镇压的三百三十万少数民族，这样的话总数至少不下于一千万。
那么，这一切又是如何堂而皇之地发生的呢？雅科夫列夫认为：“问题不仅在于列宁或斯大林。当然，对于千百万无辜蒙难者的生命他们负有个人责任。这一点是明确的。问题的实质在于他们所建立的布尔什维主义制度，在于构筑在暴力意识形态之上的制度。”关于这套曾经被人民憧憬、却又已经被人民抛弃了的制度，他一针见血地分析说：“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人不可能不明白，凡是布尔什维主义一经确立的地方，就必然出现诛除异己、血腥镇压、精神奴役和政治迫害等现象；而超乎寻常和冷酷无情的党和国家的垄断压力更使人们透不过气来。所有这些耽误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拉大了与世界文明进程的差距，败坏了道德风尚，丧失了固有的传统。”暴力的作用仅仅在于捍卫当权者的权力，它消灭人的肉体、摧毁人的尊严、贬低人的价值，最后导致国民整体素质的急剧下降，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死气沉沉。
在雅科夫列夫看来，专制制度的建立和暴力手段的泛滥，“是罪恶昭彰的党和国家黑手党肆虐的结果，是政治意识形态偏执狂热的结果，又是我们全体殷勤地参与了恶行的结果”。在这里，他尖锐地提出了大家共同来承担罪孽的论点，因为绝大部分人都是有罪的——无论是罪恶的参与者、实施者，还是罪恶的旁观者、沉默者。没有人能够改变过去的历史、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先知先觉的聪明人。雅科夫列夫痛心疾首地指出：“不要逃避现实——正是我们自己泯灭了人格和良知，冷酷无情地中伤戕害并将子弹射向了与自己相仿的人们；是我们告发了邻居和同事；在党的会议或别的集会上，或通过报刊、电影和戏剧舞台，揭发了那些‘思想不纯正分子’。有人会说：‘这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也许不是你。但是大家都有份。难道是外星人在我们土地上散播仇恨？”外部的邪恶固然面目狰狞，但我们的内心为什么没有康德所说的那种“神圣的道的律令”呢？
一场全民共同的忏悔是必要的。三十多年以前，赫鲁晓夫已经率先忏悔了——他是那个时代的领导人中唯一为自己做过的错事进行忏悔的人。今天，更多的人应当开始他们的忏悔。没有经过对罪恶的忏悔而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只能是一个摇摇晃晃的纸房子，因为“布尔什维主义既存在于制度之中，也存在于我们中间”。雅科夫列夫发现，即使在民主化之后的俄罗斯，在大众媒体上、在议院里，依然存在着严重的暴力倾向和独裁思想。这不是民主带来的病毒，而恰恰是极权主义时代的顽疾，“不能不看到：几千年来俄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暴力模式还能重新产生疯狂的独裁者和觊觎王位的人”。因此，他发出了并非杞人忧天的警告——斯大林主义之“死”尚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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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大地深处的兄弟
春节回家，正在团圆的时候，家里突然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一老一少两个男子，都穿着臃肿的、样式陈旧的军大衣，类似于我军训时候穿过的那种，不过质地可差多了。老的那位，站在门口怯生生地询问着父亲的名字。父亲走上前去仔细一辨认，立刻高兴地喊出声来，并与对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原来，来客是父亲当年在矿井工作时候的好朋友伍大叔，年少的那位是他的儿子。
吃过饭，聊起以前的往事来，父亲和伍大叔都唏嘘不已。有一次矿井塌方，作为工程师的父亲和十多位矿工一起被困在井下，其中就有伍大叔。他们一起度过了人生中最黑暗、也最恐惧的那几个小时。几个小时长过一年。后来，父亲受伤住院，那时母亲还在外地工作，无法赶回来，矿上的领导便派伍大叔到医院照料父亲。从此，两人便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伍大叔告诉父亲，去年矿上已经停产，工人们都失业了。即使是像他这样的“元老”，也只能一次性地领取几千元的退休金，这几千元就“买断了工龄”。虽然大家心里都不情愿，但这是上面的定的“政策”，工人们的意见改变不了决策——有人还威胁说，不要拉倒，否则让你们空手而归。于是，老工人们都含着眼泪签了字，离开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他们在井下劳动了三十多年，浑身上下都落下病根，却就这样被抛弃了。伍大叔没有别的挣钱的技术和技能，“下岗”之后能干点什么呢？他只好蹬起了三轮车，每天好歹还有一二十元的收入。不过，最近蹬三轮车的失业工人越来越多，生意变得越来越不好做。蹬三轮车的年轻人还因为相互之间抢客人而打架，而他一个老人家，没有办法跟年轻人竞争，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还能坚持多久。不过，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也只好坚持一天算一天了。
伍大叔的孩子小强是我童年的玩伴，当年我们还一起下过矿井，一起到山下的农田里抓青蛙。高中毕业之后，小强没有考上大学。伍大叔告诉我们，即使孩子考上了家里也供不起他念书。于是，小强到外边闯荡了好几年，在深圳当过保安，在北京当过建筑工人。后来，外边钱越来越不好挣，他又回到了家里。可是，父亲无权无势，没有门路给他找一份工作。说着说着，伍大叔的泪水情不自禁地就流淌在布满沟壑的脸上，而小强的脸上却是一副萧瑟而麻木的神情，全然没有了童年时候的聪明和调皮。伍大叔的模样使我想起了画家罗中立的那幅著名的油画——《父亲》。画中的父亲是一位老农民，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矿工也是农民。在与土地的关系上，农民和矿工同样是“修地球的人”，他们与土地之间保持着一种亲密而深沉的联系。他们所有的汗水和老茧，他们一切的幸福和苦难，最初都是土地所赐予的。
伍大叔的到来，让我又回到了忧伤的童年时代。那段矿上的岁月，始终是我关于童年最鲜活的记忆。铁矿的腥味、矿工的脸庞以及深邃的轨道、刺目的手电，还是提心吊胆的母亲和笑声朗朗的父亲，一切都好像在昨天。成年以后，从南到北，我到过各种各样的矿井，煤矿、铁矿以及其他金属矿。每当见到从井下鱼贯而出的矿工，我都无比亲切地感到，他们就是我的父辈、就是我的兄弟。这与“阶级”成分的分析无关，这是深埋在血液里的某种神秘的呼应。这些矿工们像蚂蚁一样卑微，又像大象一样坚韧。他们的肌肉像钢铁一样致密，他们的心灵像花朵一样柔软。他们的皮肤无比黝黑，他们的眼睛却闪闪发亮。他们在没有阳光的大地深处劳作，却深味了阳光的价值。他们散落在大地的深处，离都市斑斓的灯火是那样遥远。
看到他们，我就想起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那是一本生命之书，在被商业与权力所支配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它是个不可思议的异数。在那个平凡的世界里面，活着一群平凡的矿工兄弟们。坦率地说，《平凡的世界》在艺术上还显得相当粗糙，看得出来，路遥承受着某种黑暗势力的压迫，他喘不过气来，他无暇精心打磨自己的作品。果然，写完了这本书，也就耗尽了路遥的生命——他一个人的亮光，照不透那漆黑的矿井。他无能为力，只好将自己如同蜡烛一样燃尽。路遥死了，《平凡的世界》也被有意无意地淡忘了，里面的那些主人公们更是被驱逐出高级人士的视野之中。
我却无论如何也忘不了他们。这些年来，在媒体上喧嚣浮躁的各种新闻报道中，我最关心的是那些关于矿井事故的消息。每一次遭遇到这样的消息，我都像手腕上被割了一刀般的疼痛。然而，这样的坏消息越来越多。
近几年来，贵州、广西、河南、山西、内蒙、陕西、东北等地的矿井多次发生重大恶性事故，死伤惨重的瓦斯爆炸、透水、塌方呈现“遍地开花”的势态。虽然各级政府机关屡屡下文督促加强生产安全，但每一次的下文反倒又引发新一轮的事故潮。那些措辞严厉的行政命令，不仅没有起到“预警器”的作用，相反却成为更多的、可怜的民工的“催命符”。
贵州省木冲沟煤矿四采区发生的瓦斯煤尘爆炸事故，造成了一百六十二人死亡、三十七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一千二百二十七余万元人民币。事故发生之后，贵州省煤炭工业局局长张显荣、副局长何刚被给予行政降级处分，并被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水城矿务局局长赵安国等人也分别受到相应的处分。
与之相似，内蒙大雁二矿发生的瓦斯爆炸事故，造成了五十一人死亡、十二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二百七十七万元。事故发生之后，上级的对策是什么呢？新闻里是播音员那一贯冷静而平缓的声音：“对呼伦贝尔煤业集团党委书记何清海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副总经理陈文生等人也分别受到处分。”与贵州木冲沟煤矿相比，这次事故死亡的人数少了一些，官员的处分也就相应地轻了一些。还真是赏罚分明呢。
山西天龙煤矿发生事故之后，地方领导与煤矿经营者串通起来，精心编织谎言，企图瞒天过海、逃避事故责任。当时，工队长李三带领四十三名中班工人下井作业，由于矿井主扇长时间不开，井下经常处于无风、微风状态，瓦斯通过第三联络巷进入东二巷，造成东二巷瓦斯积聚，达到爆炸界限。下午三点，工人正在交接班的过程中，突然发生瓦斯爆炸。经过数小时的抢救，挖出尸体三十八具，救出伤员多人。天龙煤矿股东贺勤赶到事故现场后，立刻伙同南桑峪村村委会副主任李社龙组织策划将伤亡人员转移外地，企图隐瞒事故。他们指使车队司机分两次将找到的三十八具尸体分别转移到陕西韩城、澄城和河南三门峡。此后，矿主向当地有关部门汇报事故情况，谎称事故只死亡四人。
当这个弥天大谎被揭穿之后，上级部门开出了一张长长的惩处官员的名单：“河津市市长霍拴孩被给予行政降级处分；分管工业和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市长赵有发、分管科技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市长韩绍臣、河津市煤炭工业局局长史全中、副局长谭文魁等被行政撤职；河津市煤炭工业局及下化乡其他有关负责人员分别被给予撤职、记过、警告等行政处分；运城地区煤炭工业局局长丁志良、副局长高安囤、谢肃增分别被给予行政记过、记大过处分；运城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李天祥、协助行署专员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运城地区行署党组成员、体改委主任被给予行政警告处分；责令运城地区行署向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写出深刻的书面检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同时建议受到记大过以上处分的人员所在党组织给予其相应的党纪处分。”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引用这张名单，是想让读者们看到并记住这些丑恶的名字——虽然他们只是罪恶的一部分、甚至还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但他们却是使得罪恶成为事实的重要环节。他们不仅仅是疏忽和大意，下面的所有情况他们都心知肚明，但是他们享有着利益，他们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此大规模地惩治有关的官员，死难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应该知足了吧？我不知道死难工人们是否能够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