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5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过去的基础上，早日迎接新时代的到来。”金大中的说法代表了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本政府和民众的谆谆告诫，但愿它能被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倾听和领悟。
对于日本来说，要想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友好相处，首要的问题是正视历史、深切反省。富裕并不意味着自动地拥有了遗忘历史、轻蔑他人的权力。
日本要想在世界舞台上成为一个政治大国、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就应当先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责任感和尊严感的国家。为使日本今后能在亚洲起到重要作用，从政府到一般舆论，都有必要正视罪恶、唤醒记忆，在日本内部掀起一场道义上的讨论。在向世界呼吁记住广岛和长崎之前，对自身进行道义的清算。日本人需要这样的运动。（待续）
日本为什么不忏悔？（5）
世纪之交，日本自身也面临着价值观念的重大转型。日本著名
企业家稻盛和夫说过：“世界要求日本从利己价值观向利人价值观转变。这是世界潮流。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在金融界、证券界、大建筑公司出现了许多漏洞，暴露了日本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的本性，也暴露了日本社会背后的人际关系，以及过去自私、利己的积弊。必须从自私向与世界协调的方向转变。在这个问题上要恰如其分地去做。世界形势迫使日本要大大转换价值观。日本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不打算大幅度转换价值观，就要成为世界的孤儿。”
日本的孤立不是日本的光荣。日本既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说过，地球上有两个饥饿地带，一是非洲，一是日本。前者是物质上的饥饿，后者是精神上的饥饿。有多少日本人意识到了这种精神上的饥饿呢？
没有真心的忏悔和实际的赔偿，就没有牢固的和平和深切的信任，这是日本与亚洲各国交往的一个基本常识和前提。日本学者尾村太一郎在《与暧昧的五十年诀别》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日本现在剩下的只是一伙脱下昔日军装、以篡改历史为己任的国贼财团和披着社会民主主义外衣却没有骨头的行尸走肉了。承担国家责任的主体不见了，负责组建这一主体的国会也堕落到只会讨论税金问题的程度。日本应该明白，和平是由无数人的死亡换来的，如果忘记这段历史和这个道理，那么和平之树就将枯萎。”日本有没有这样一种清理自身历史垃圾的勇气呢？我们拭目以待。
在新世纪的曙光中，日本民族进行深刻而真诚的忏悔，对于日本自己、对于亚洲、对于世界，都是一道绕不过去的门槛。这场忏悔将是日本建立崭新的国际形象的起点，这场忏悔将是日本与相邻各国友好相处的保证。
但愿“日本，是我们的朋友”的说法，最终成为亚洲各国人民真实的感受和深切的认知。
但愿“日本，你为什么不忏悔”的追问，再也不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了。
后页
前页
目录
后页
前页
目录
在爱中永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本来是《论语》中的一句话，但是中国人有几个在老老实实地实行它呢？实行这句话的，却是一个已经九十岁的匈牙利籍老人——叶由根神父。
叶由根神父把他一生中六十五年的光阴都奉献给了中国人——前面二十年在大陆，后面四十五年在台湾。到台湾以后，他创办了华光智能开发中心，专门收养被社会歧视或遗弃的智障人士。在过九十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最大的梦想是为孩子们建立一个永久的家园——华光福利山庄，让他们在里面过有尊严的生活。”现在由叶由根神父主持的华光智能开发中心，收容了两百多名智障人士，每三人配备一名“导师”。这些人全都是神父的“孩子”，年纪最大的是五十六岁的江妈妈，这一天，她哭了，泪流满面，却不知道去伸手去擦一下。
叶由根的童年是在一战后困苦的匈牙利度过的。那时，虽然经常吃不饱饭，他却得到了母亲最大限度的爱护。他回忆说：“母亲让我感到我值得被爱。我把苦难作为神的恩宠，因为吃过苦，知道了受苦者的况味，便知道了该怎样承担别人的苦难。”当他二十五岁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还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就在战火硝烟里，他开始了对困乏者、病痛者、残疾者的精心救护。他发现，世界上还有比他的祖国还要多灾多难的土地。他决心一辈子留在中国，帮助这些受苦的人民。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汉文的名字——“叶由根”，也就是“由此生根”的意思。六十五年了，他的足迹到过中国的万水千山，由大陆来到台湾，来到新竹县关西镇一片山清水秀的土地上。岁月流逝，世界的变化越来越快，而始终不变的是叶由根神父拳拳的爱心。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老人的照片。他的白发和白胡须在微风中飘动着，他的怀里抱着一个因弱智而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就像抱着一个天使。他深情地注视着孩子，微笑着——在这些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的眼里，微笑是老人的标志。孩子是老人在垃圾堆中捡到的，每一个生命都体现着上帝的爱，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呵护，因此他成了孩子们的父亲。
老人戴着一副远远落伍于“时尚”的眼镜，好多年没有换过了。他的目光跟孩子一样纯净，纯净得超过了水晶。老人哈哈笑着谈论自己的死亡，“我把身体捐献给了医院。这样连出殡费用都节省了。”面对这样一个生命，死神难道还敢前来吗？死神夺走的只能是他的肉体，而他的灵魂将在天国里永生。《圣经》中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各书》二：二十六）《圣经》中又说：“要爱人如己。”（《马可福音》十二：三十一）特蕾莎修女也说过，要活出基督来。怎样才能够活出基督来呢？那就是：“爱，直到受到伤害。”叶由根老人每天都在实践着他的爱。正是在无边的爱中，他的灵魂获得了永生。他每天都在操劳着——想想看，两百多个弱智的、长不大的“孩子”，该有多少操心的事情啊！小到一日三餐，大到兴修建筑，老人堪称“鞠躬尽瘁”。
这是一种“大爱”，这种“大爱”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匮乏的品质。我们至多爱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同胞，我们可曾爱过那些遥远的异乡人？我们可曾为非洲的难民而哀痛？我们很难理解跑到非洲去奉献一生的史怀哲，我们也很难理解为中国人服务的叶由根。在我们看来，爱是有目的、有企图的——世界上怎么会有纯粹的爱呢？父母爱孩子是希望他以后“光宗耀祖”，或者至少能够指望他养老送终；而孩子爱父亲，则是为了报答“养育之恩”、尽所谓的“孝心”而已。同时，我们把人分为许多等级和种类，我们认为，只有某些等级和种类的人才是“值得”爱的。我们的爱是有选择的爱、没有根基的爱，因此很容易变成冷漠和怨恨。而叶由根老人的爱不会，他爱所有的人，尤其爱那些被常人认为是不值得爱的人，因为上帝不会遗弃一个人。
在这位老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史怀哲所说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史怀者指出：“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一切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生物产生了联系。关心它们的命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避免伤害它们，在危难中帮助它们。”没有这种文化理念和生命意识的民族是可悲的，不管其经济如何发达、技术如何先进，其社会成员仅仅是一堆僵硬而冰冷的石头而已。我们需要过一种与阳光和大地拥抱的生活，这种生活需要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来支撑，正如史怀哲所说：“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与宇宙建立了一种精神关系。我们由此而体验到的内心生活，给予我们创造了一种精神的、伦理的文化的意志和能力，这种文化将使我们以一种比过去更高的方式生存和活动于世。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成了另一种人。”叶由根神父在他平凡的生命里，谦卑地实践了这样的准则，他成了“另一种人”。但他从来不以此作为骄傲的资本。
叶由根神父用他的行为告诉我们：爱是生命的本质。这让我想起加缪的一段文学札记来，加缪模仿沙皇的口吻说：“我开始相信自己的无知。我曾是沙皇。我统治万物，统治众生，一切都受我支配（等等）。后来，我发现自己没有一颗真正的爱心，我认为我极端地蔑视自己。后来，我承认别人也没有真正地爱过，应该差不多跟别人一样生活。后来，我决定不能这样，我应该靠近自我，不做那么伟大的人，不甘心生活在绝望之中，去等待所谓成为伟人的机会。”这也许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然经历的几个阶段，我们都能够抵达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生活在爱中的那个阶段吗？我们能够像叶由根神父那样生活，哪怕是三天五天吗？
叶由根神父不求获得任何的回报，那些“孩子”也不可能给他世俗意义上的回报。他也不需要扬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不到公众场合露面，除非为了募集福利院所必须的资金。对于那些捐献了一块硬币的人和那些捐献了大笔金钱的人，他一视同仁地给予感激。他只是像一个仆人一样做自己份内的事。他不觉得自己崇高，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而骄傲，他认为这一切像清风明月一样自然而然。
我对着老人的照片沉默了很久很久。我把这则报道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到自己的笔记本里。
我相信，有一样法宝可以战胜死亡，那就是爱。
不信，你尝试着像叶由根老人那样去爱这个世界吧。
后页
前页
目录
后页
前页
目录
对自由的恐惧
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了一则关于电冰箱的广告。画面是一个温馨的现代小家庭，男主人高声喊：“我要自由！”于是，一台电冰箱凌空飞来，一家人从里面取出五花八门的食品和饮料，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这本来是一则创意和画面都十分平庸的产品广告，没有想到却引起了□□部的注意。主管意识形态的有关人士尖锐地指出：“怎么能够公开喊要自由呢？作为党的喉舌，你们宣传的是什么样的思想？我们宁可少收入几百万，也不能够播放这样的广告！”于是，中央电视台受到了严厉的指责，立刻将次广告停播了。一位消息灵通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这件天方夜谭般的趣事。我打开电视看了大半个晚上，果然在原来那个时间段里，那则广告不翼而飞了。
某些人为什么如此惧怕“自由”这个词呢？在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批判者创造出“自由化”这个奇怪的词语，并在它的前面加上了“资产阶级”的定语。而这种严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居然在一个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国度里流行起来，并进而成为杀人不见血的“血滴子”。谁一旦被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谁就立刻变成没有人敢接近的“另类”（绝不是今天人人都在标榜的“另类”），几乎就像艾滋病人一样处处受到歧视。实际上，在马克思伟大著作里，谈及“自由”的地方比比皆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打破身上的锁链，目的不就是为了获得自由吗？如果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语作语义分析，首先，“化”表示一种趋向、趋势，也就是说正在朝著自由的方向发展变化，这难道不正是马克思所希望发生的情况吗？马克思一生参与社会实践、著书立说，不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吗？“自由”不仅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也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为什么要把这样美好的词汇拱手奉献给资产阶级呢？我认为，“自由”是所有国度、所有种族的人都热爱的一种生命的“基本元素”。“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喊响彻每一寸有生命呼吸的土地。从更加广义的角度来看，不仅是人类，就是一些低等动物，它们也有著对自由最本能的渴望。没有不热爱天空的老鹰，没有不热爱海洋的鲸鱼，也没有不热爱平原的猎豹。要飞翔，要游泳，要奔跑，这都是它们的天性使然。作为人类，当然还要求更高级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新闻出版的自由以及其他很多的自由。这是天经地义的，不容质疑也不容剥夺的。
那些人恐惧自由，闻自由而色变，根本的原因是对自己手中掌握的所谓“真理”感到心虚。因为一旦人民有了自由，能够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言说、自由地写作，他们所宣扬的“真理”立刻就会蜕去糖衣，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对于自由的本质，罗莎卢森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