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4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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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答案不需要经过周密的演算才能够得出来：“斯大林不简单是历史上几百个暴君中的又一个暴君，他建立了暴政体制、全面镇压个人和社会的体制。但是斯大林主义不仅是靠流血、而且是靠神话来维持的。”
神话之一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历史教科书上说：正是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才翻身做了主人，“从此站了起来”。在经济建设上，俄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国，斯大林死后卫星也上了天。这一切似乎头头是道。但是，雅科夫列夫追问道：这一切是靠什么手段获得的呢？“原来，靠的是几百万人因饥饿而死亡，靠的是消灭农民，靠的是奴隶集中营，靠的是河流、森林的毁灭。”
神话之二是“斯大林领导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对此，雅科夫列夫的质问同样是有力的：难道离开独裁者人民就不能取胜吗？为什么发动进攻的希特勒只损失了五百万人，而苏联人进行防御、战斗在自己的领土上却死亡了三千万人？正是因为斯大林发起的清洗运动杀害了军队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指挥官，才导致战争初期苏联军队的溃败。作为一名曾经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并终身残疾的士兵，雅科夫列夫的结论是确凿的：“全体人民高度紧张、英雄气概和忘我精神的结果实质上被人掠夺去了，被人利用来神话篡夺胜利的权力体制了。”
从斯大林到契尔年科，丑角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关于苏联政坛上最后一具僵尸契尔年科，雅科夫列夫写道：“契尔年科是我们这个制度即将覆灭及毫无生命力和完全不合格的最耀眼的信号。他在事业上毫无作为，他最喜爱的是读劳动群众的来信。我不敢说他是位‘眼睛里充满着布尔什维克热情’的有坚定信念的活动家。他多半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保住权力的手段，当然这也是习惯促成的。”契尔年科之流的平庸人物之所以成为最高领袖，得益于苏联平庸的干部选拔制度。安插在上层的人相当一部分是目光短浅、见风使舵，然而“政治可靠”的人物。雅科夫列夫充满嘲讽地写道：“较有远见的党的活动家们懂得，新‘领袖’的荒唐可笑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制度全面结构性崩溃的反映。荒诞剧院继续上演自己的戏，但导演的无能越来越明显。”这一时刻，即便是普通民众也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戏就要演完了。
然而，苏联的历史中不仅仅活跃着“斯大林”们。在那些最黑暗、最邪恶的时代里，俄罗斯的“莫扎特”们、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完全停止他们的呐喊与呼号。雅科夫列夫充满崇敬之情地写到了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以及他们的同伴们，“那是一些具有巨大能力、渊博知识以及高尚道德和公民积极性的人们，他们确实向同胞说出了真相，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遭到了迫害。”可以说，没有这群“莫扎特”，也就没有极权主义的垮台和民主的实现。他们顽强不屈的存在，成为老百姓拷问自身灵魂时的一个参照系。
雅科夫列夫高度评价了苏联所谓的“不同政见现象”，他认为这些知识分子“整体上是我们所需要的，确实是我们的财富，是一种看得见的精神源泉”。尽管这个词语遭到了诬蔑和扭曲，被党的宣传机器“妖魔化”了，但在雅科夫列夫看来，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其实就是“有不同思想的人”。那么，“有不同的思想”难道是什么天大的罪过吗？他反问道：“为什么思想不一样就等于犯法和反社会，至少是等于做了某种可耻的罪过？谁根据什么权力可以规定出一种规矩，即所有人必须而且只能同样地思考？”
然而，苏联领导人一贯的做法是以蛮横的方式消灭一切“有不同思想的人”，并把“统一思想”作为教育的重要任务。等待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这样一批“莫扎特”式的人物的是悲剧性的命运：进行政治审判、利用精神病院、驱逐出境、剥夺工作、在大众媒体上（首先是通过《真理报》）进行暴风骤雨般的攻击和辱骂。对一个具体的知识分子的迫害，也就是对自由思考和主动精神的迫害，这种丑恶行径引发了另外一种十分可怕的现象：“冷漠无情、不问政治和消极情绪不断增长，双重道德标准开始泛滥，社会维系开始瓦解。而所有这一切又使道德、社会、工艺和经济方面的许多病变现象越来越深重。”这就是苏联瓦解的原因，所有的崩溃都是从内部的腐朽开始的。
雅科夫列夫把俄罗斯的希望寄托于“莫扎特”们身上。他认为，伟大的俄罗斯不是靠帝国的野心和军事实力，而是靠人民的美德和生活的质量。俄罗斯是只能在自由的条件下，在法律至上和人的权利高于国家利益时才能达到这种伟大。一切都是相对的，只有人、人的生活、死亡和不朽是绝对的。
但愿他的希望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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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自由与伊拉克的自由
美国的自由与伊拉克的自由——兼驳陈永苗“恐怖主义有理论”
关于伊拉克战争的争论，彰显出国内知识分子基本价值立场的对立，即对人权与主权之关系的不同理解。近日陈永苗一篇《骂声恐怖主义太沉重》，让我遗憾地看到陈永苗这位三心二意的自由主义者，在经历了今年春天的反日狂潮之后，已经滑落为丧失理智的民族主义者了。由此也可以看出，是否直面伊战、直面恐怖主义、直面自由价值，乃是知识分子理智的试金石。
伊战出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伊战出于反对恐怖主义，伊战出于推广自由价值，此三个目的乃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布什在第二个任期的就职演说中，将“自由”作为核心词语，先后二十七次提及。“自由”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反恐”——布什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美国的自由，乃是全球的自由。当所有人都自由的时候，恐怖主义方能失去其生长的根基。因为恐怖分子们都是为恐惧和仇恨所控制的奴隶，他们仇恨一切生活在自由之中的人。在此意义上，自由不仅是美国自开国以来所坚信的首要价值，亦是全球和平的坚实基础；“自由外交”不仅是威尔逊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理想主义的激情，而且与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
美国的历史可看作自由的种子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的历史，亦可看作一群虔诚的基督徒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历史。从华盛顿到杰斐逊，从爱默生到林肯，从罗斯福到从马丁？路德？金，所谓的“美国精神”不断嬗变、充实和丰富，但其自由之内核则始终如一：这个国家是一群寻求宗教信仰自由的人所建立的国家，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基点，其他若干自由得以一一实现。诚如布什所说：“虽然，在历史的长河里，公正有过潮起潮落，但是历史的发展方向清晰可见，那是自由本身的轨迹，也是自由的创造者留给我们的路标。”美国的历史中亦有逆流与顿挫，有对印第安人的杀戮，有对黑人的歧视，有南北战争的血与火，有麦卡锡主义的泛滥，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自由最终成为美国的立国之本。
当自由仅仅被美国人或西方世界所享受的时候，自由就是残缺不全的。因此，先获得自由的国族对于推广自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自由是需要分享的。布什在就职演说中明确指出：“今天，美国向世界各国人民重申：那些生活在专制之下，绝望之中的人们应该知道：美利坚合众国不会漠视你们遭受的压迫，也不会姑息那些压迫者。当你们挺起胸膛争取自由时，美国将和你们站在一起。那些面临着压制、监禁和和流放的民主改革者应该知道：美国对你们的作为了然于心——你们是未来自由国家的领袖。那些践踏法律的统治者应该明白——美国仍然坚守林肯总统的信念：‘剥夺别人的自由者不配享有自由，在公正的上帝面前，这种人的统治不可能长久。’那些习惯于控制人民的政府领导人应该明白：为了服务人民，你必须学会信任人民。当你踏上这条通往进步和正义的道路，美国将与你同行。”这些话语是对那些深陷于困厄之中的“爱自由者”的最大安慰，那些因追求自由而失去自由的人听到这样的话语之后他们将不再孤独。在过去的岁月里，美国没有忽视萨哈罗夫、金大中、哈维尔、曼德拉这些伟大的“爱自由者”的存在。正是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之下，这些伟人才得以在独裁政权的枪口下幸存下来，并最终领导他们的人民无畏地走向自由。
小布什是当代最富争议的美国总统之一。美国总统同时兼任 “世界领袖”的角色——不管你喜不喜欢，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事实。有些杞人忧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布什“先发制人”的战略将导致美国走向“法西斯化”，并认为美国的国内政治固然是民主制度，但其外交政策却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陈永苗甚至将布什看作“黑暗魔王”，这种疯狂的攻击只能表明攻击者本人内心的黑暗。在我看来，这些看法完全不了解美国的政治格局和清教传统。美国人选择宗教信仰虔诚的布什为总统，显然不是“一时兴起”——布什与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从《圣经》中寻求自由的源泉。学者唐逸分析说，《圣经》里反复宣讲人是自由的，自由价值是基督教教义的必要条件。基督教的救赎论认为，每个人出于自由意志认基督为救主、悔罪、因信称义。如果人不是自由的，亚当不会犯罪，人不会有原罪，也不会有认信和救赎，也就没有基督教及其文明。从一诞生起，基督教便是奴隶的宗教，是解除奴隶身上重轭的宗教，让奴隶获得自由与尊严的宗教，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便是“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正是藉着《圣经》的力量，美洲殖民地人民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正是藉着《圣经》的力量，黑奴们亦从南方种植园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基于这样一部鲜血与光荣并存的“自由史”，布什在今天的演说中宣告，自由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必将为更多的国族共享。自由不是“美国特色”，自由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宝贵礼物。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内政与外交是合一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美国并不是在傲慢地向全世界强制推销自由价值，而是热忱地帮助那些热爱自由的人民更快地走向自由。美国在战后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是自由世界的中流砥柱：美国成功地在德国和日本“移植”了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迄今为止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前法西斯国家一直安享着由自由带来的繁荣和富足；美国带领西方世界对抗苏联极权主义的扩张，在全球范围内保障了近一半左右的人口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当然，另一方面，美国也成为某些邪恶国家及其被愚弄的人民“深仇大恨”的对象——令人遗憾的是，曾经受过相当的法学训练陈永苗先生也堕落成为可怜的“愚民”之一。
美国不是造成恐怖主义的“罪魁祸首”，与其说那些恐怖分子仇恨美国，不如说他们仇恨自由——他们就是不能看到有人沐浴在自由的阳光下，他们希望所有人都向他们那样躲在黑暗的洞穴里。对于恐怖主义没有什么值得“理解”的地方，正如对自由的热爱乃是一个具有健全的理性和情感的人的天性一样。在此意义上，美国的自由与伊拉克的自由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经过战争的考验，伊拉克人民终于在美国的帮助下获得了来之不易的自由。当年，面对萨达姆残暴的统治，手无寸铁的伊拉克民众没有力量自己来争取自由。当美军摧毁萨达姆政权、自由回到伊拉克人民手中之后，作为被解放者的伊拉克民众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他们要选举议会和政府，他们要投票通过新宪法，他们要恢复经济和工业。伊拉克新的政治制度也在酝酿和研讨之中，此次全国大选即是一重要步骤。在联邦制、多党制、议会制及政教分离的政治架构下，一个崭新的伊拉克呼之欲出，可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正如学者约瑟夫？西格勒所说，“向着政治自由化艰难迈步的国家正投身于我们时代最具有挑战性和最重要的政治进程之一。”在恐怖分子的炸弹声中，伊拉克人还远未达到能安享自由的阶段。但是，大部分民众都坚信：和平终将在自由的旗帜下得以实现，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馅饼，自由需要每一个希望享受自由的人去珍惜、呵护和捍卫。在伊拉克大选日，不计其数的伊拉克民众毫不畏惧恐怖分子“杀死投票者”的威胁，勇敢地走向了投票站。占人口百分之四十的妇女们，虽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