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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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　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　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　反欲望。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　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观已经一代　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　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　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　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　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　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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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我一直坚持这样一种观点：“自由主义”在中国不是一种纸上的理论，乃是一种生命实践方式。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辨析自由主义内部各流派的异同，固然有其价值，但在中国更重要的却是“爲自由而生活”。这是一种与专制抗争，与一切让人不自由的制度抗争的生活姿态，有时需要爲之付出惨痛的代价。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海峡两岸均笼罩在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之中：台湾笼罩在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戡乱条款”的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大陆则持续展开了“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等一系列以知识份子爲整肃物件的运动。然而，尽管外部环境极其险恶，海峡两岸都涌现出了若干“我以我血荐自由”的优秀知识份子，雷震和林昭就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降，中国的自由派知识份子一贯主张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他们相信代议政治、多党政治、民主选举等理念，并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中诚心诚意地身体力行。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迁到了孤岛台湾。第二年，台湾还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著名自由知识份子雷震便邀请了胡适、殷海光、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胡适一直支援《自由中国》，他相信言论自由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因。由于这种自由主义理想的号召和影响，以胡适和雷震爲核心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逐步形成了《自由中国》的强大阵线。他们把直言不讳当作荣誉，对当局措施和时政发表评论时均直抵黄龙，毫不留情，用词遣字针刺当局的痛处，毫无遮掩，极具震撼力。　
一九五四年，《白由中国》刊出《抢救教育危机》，痛批党化教育之害，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下令开除雷震党籍。一九五六年，蒋介石七十寿辰时，《自由中国》出刊“祝寿号”，尖锐批评蒋介石在人格上的缺陷，抨击违宪的国防组织以及特务机构，反对国民党在军队中设立党部。这期刊物轰动一时，一版再版，引起许多国民党官方刊物的围剿。雷震受到了特务的盯梢和恐吓。然而，他毫不退缩，随时准备赴死，并且坚决不请求美国大使馆保护。当时《自由中国》最年轻的编辑、女作家聂华苓在回忆录中写道：“雷震的党籍、官爵、人事关系，一层层像剥笋子一样，全给剥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笋心了，孤立在寒湿的海岛上。真正的雷震挺出来了：诚、真、憨、厚，还加上个倔。”（参阅聂华苓《三生三世》）
一九六零年九月四日，蒋介石终于下令逮捕雷震。雷震被以“知匪不报”和“连续以文字爲有利于叛徒的宣传”等“莫须有”罪名，经国防部军法处审判，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自由中国》停刊。胡适虽然多次向蒋介石进言，均未被采纳。后人因胡适未能爲此案作更多的努力而对其多有垢病，胡适最后也抑郁而终。
最近，我从网上读到雷震长女雷美琳回忆父亲的文章，许多细节让我深有感触。五十年代，雷美琳尚在台湾一所新闻专科学校读书。军训教官出了一道作文题目：谁是你心目中最伟大的人？雷美琳写道，父亲雷震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人。教官大怒，在课堂上大骂雷美琳不要脸，并教育全班同学说：“最伟大的人应该是国父或蒋总统！”教官还威胁要她退学，并说：“不是你走就是我走。”最后，学校开了三天会，决定让教官走人，雷美琳留下。
当时，这所学校的校长是著名报人成舍我。成舍我也是一位不屈不挠的自由主义斗士，在雷震的命运已经不可改变的时刻，他的这一决定真是可钦可佩。同时，我也爲雷美琳的勇敢而感佩不已。在彼岸，张志新的男友向当局揭发其“反革命言论”，顾准的子女与之断绝了父子、父女关系。而雷美琳对亲情的坚守、对父亲的挚爱，让后人爲人性中高贵和温暖的一面而感到欣慰。
雷震在狱中被关押了整整十年。出狱前，狱方藉口打扫房间，要他出去散步，待他回来，发现十年间写的回忆录手稿失踪。他坚持要拿回手稿再出狱。于是，狱方请来“党国元老”陈啓天、王云五等劝说。王云五表示愿意下跪，直到雷震答应出狱爲止。陈啓天是躺在担架上擡来的。雷震无奈，含泪答应离开监狱。出狱后不久，雷震即去世。
雷震回忆录至今不见天日，雷美琳多次向有关当局查询，迄今无下落。她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台湾当局声称，要出五百万新台币悬赏回忆录，说是“不容青史竟成灰”。对此，老作家柏杨说：“雷案至今四十年，如果政府对雷家无补偿，是国家之耻。”雷美琳则表示，她将设立雷震纪念奖学金等公益事业。
雷震爲了捍卫自己的政治理想付出了十年监狱生活的代价，他的身上凝聚了有良知的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特有的“悲情”。他的一生固然以悲剧结束，但是他的事业却成爲台湾民主化的第一块基石。《自由中国》所追求的保障言论自由、反对政党介入军队、教育及司法独立和组织反对党的自由，都已经在台湾成爲现实。台湾学者薛化元对雷震和《自由中国》的贡献有著高度的评价，他论述说：“《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当局间的关系自亲而疏而对立，是与《自由中国》坚持民主自由，以及《自由中国》对民主自由理论由宣传而寻求实践的发展，有其一定程度的内在逻辑，配合著外在国际环境的发展与台湾强人威权体制的建立和巩固，在当时是几乎无可避免的导致了雷震案及《自由中国》停刊悲剧的发生。但相同的逻辑，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却爲台湾民主政治的开展创造了契机。而这也正彰显了《自由中国》在战后台湾发展脉络中的历史角度与意义。”（参阅薛化元《〈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一九五零年代台湾思想史的一个考察》）
彼岸有雷震，此岸有林昭。从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后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纵观大陆的思想文化史，是一个噤若寒蝉的、鸦雀无声、万马齐喑的时代。当一个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已经停止了思想的时候，二十五岁的北大才女林昭却开始了她那勇锐的思考。
美丽而坚强的林昭先是被打爲右派，然后被捕入狱。她在牢狱之中，一边忍受
著残酷的折磨，一边思考著这个民族苦难的来源。监狱的记录《林昭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中说：“她用发夹、竹签等物成百上千次地戳破皮肉，用污血书写几十万字内容极爲反动的信件、笔记和日记。”在林昭的血书中有这样让人目不忍睹的片断：“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被移解而羁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在彼处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寸心悲愤冤苦沈痛激切，不堪追忆，不可回想，不忍言说！忆之如痴，想之欲狂，说之难尽也。呜呼！哀哉！此是何世？！我是何人？！所怀何志？！所遇何事？！天哪，天哪，尚得谓有天理，谓有国法，谓有人情，谓有公道耶？！此衣是一九某某年八月间穿上，时正在桎梏之下，又无纸笔，乃在背上血书‘天日何在？！’四字，聊当窦娥自诔。”
在一个不把政治犯不当人看待的监狱中，在受到各种难以想象的迫害的囚室里，林昭用她那具有穿透力的目光无情揭示了历史迷雾，她发现在革命的旗号下是一场卑劣的骗局。在血书中，最爲惊心动魄的片断是她设想的与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对话。对著这个当时全民无限膜拜的“人间上帝”，林昭斩钉截铁地说道：“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是腥风血雨的、惨厉倍常的、臭名远扬的丑剧，是‘官逼民反’。”而她自豪地把自己定位爲“反对‘暴政’的自由战士和青年反抗者”。在这场虚拟的对话中，林昭淋漓尽致地批判个人崇拜，指出阶级斗争理论的荒谬，深刻阐述了民主、自由、人权、人道、法律和经济的私有化、军队国家化的一系列设想，以及作爲一个基督徒的殉道精神。在血书中，她写道：“信是以自己的鲜血所写的，因爲当时我被非法剥夺了纸笔！──沙皇昔年对于诗人莱尼斯的管制方法之一，尽管它当时行于之于莱尼斯似乎十分有效，而如今行之于这个青年反抗者便更不见得有效。”　经过一九五七年惨烈的反右运动，以及饿死成数千万人的“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文革大浩劫继而降临这片苦难的土地。林昭所反对所批判的邪恶，在这十年间如同溃疡崩决般发作起来。可以说，林昭是我们民族最早的觉醒者，她的思想深度超过了遇罗克和张志新，她的远见卓识直到她殉难二十年后才被后人所理解。
林昭的命运远远比雷震悲惨。林昭的好朋友、同是北大右派的张元勋曾经去探望林昭，林昭说，她每天都遭受到受狱卒唆使的女犯们的撕、掐、踢、打，“我怎麽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掐、又踢、又打，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要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纽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麽无耻，内心是多麽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林昭还告诉张元勋，她面临著被狱卒□辱和强暴的危险，而她唯一能够保护自己的就是用针线将上衣和裤子缝合起来。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林昭被枪杀。据目击者描述，当天下午三时半左右，两辆军车开到上海龙华机场第三跑道，两个武装人员架出一个反手背绑的女子，她口中塞著东西。他们从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开枪，她先中一弹，血溅衣衫，倒地爬起，又开两枪，脑浆涂地，仆于荒原！
更加骇人听闻的是，第二天，一名警察来到林昭母亲家中。当林昭的妹妹惊恐地打开大门的时候，警察脸上的神情是恶棍杀人之后的得意和对犯人家属极端的轻蔑。这个冷血屠夫只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四月二十九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参阅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许觉民编《林昭，不再被遗忘》）
正如后人所说：“林昭精神是我们民族少有的那种高贵灵魂的一部分。”面对著林昭，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几代中国知识份子，那些帮忙、帮凶、帮闲们，那些以学术自诩的逍遥派们，那些所谓的“国学大师”和“功勋科学家”们，倘若你们还有一点良知和血性，你们会不会在闲暇时刻摊开自己的双手，反思一下，自己的手上是否也留有林昭的鲜血？面对林昭高贵的灵魂，我们难道不应当忏悔吗？然而，在一个新世纪的开端，忏悔成爲人们口头的笑料，历史成爲一道遥远的地平线。当金钱成爲狂热的信仰之后，回忆也就成爲一件多余的事情。
与雷震的回忆录不翼而飞相似，时至今日，林昭的诗歌、著作和血书仍然被关在狱中的铁屋里服著没有终结的刑期。林昭的生命被残害了。林昭的思想依旧遭受禁锢。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耻辱。在北大的校史中，我找不到林昭的名字。这本厚厚的校史中，有那麽多御用学者、流氓文人的事迹，却没有林昭的名字。这也是北大的耻辱，也是我的耻辱。
雷震和林昭显示著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灵魂的高度、思想的深度，他们以殉道者“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气，让自己成爲一个燃烧著的火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