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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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实际生活之中，言行接近天使的人很少，接近禽兽的人却很多。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一生致力于和平事业的瑞典女政治家阿尔瓦&＃8226；米达尔，曾经严峻地指出，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处在一个“被兽性化”的过程中。她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当代的传媒：“如今效率相当高地促进暴力的一个文化因素就是大众传媒，尤其是通过视觉性的媒介传入我们脑中的每一件事情。”传媒上传播、鼓励和赞赏暴力精神，对公众产生了重大影响。阿尔瓦&＃8226；米达尔进一步指出，由于对信息缺乏过滤的能力，“儿童与青年更容易接受残忍的行为方式”。她准确地抓住了我们时代的主要症结。
以前我听说过，在日本的一些大公司里，专门设计有一个房间，里面安放着按照老板模样制作的充气人。在下班的时候，工作压力巨大的员工们，都可以走进这间屋子里，戴上拳击手套，狠狠地把假人揍上一顿，以发泄心中对老板的怨恨。我原来以为，只有心理阴暗的小日本才会有这样的“发明创造”，却没有想到，国人的想象力更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进入了“真人秀”的境界。这种所谓的“真人秀”表现了我们时代的病态：如果因为自己的心理处于压抑状态，就要通过殴打他人来发泄和舒缓；那么，要是自己挨了别人的殴打，是不是就要将暴力升级、乃至到将对方杀死的地步呢？“顾客”先生和“顾客”小姐们，你们想到过没有：在你们辱骂别人的时候，你们同时辱骂的还是自己的人格；在你们在殴打别人的时候，你们同时殴打的还是自己的尊严。你们在实施暴力行为的时候，已然表明自己处于一种“失控状态”。虽然你们为自己的暴力行为付出了相应的金钱，但这并不能够改变事情的性质——暴力表明了人内在的怯懦和卑劣，诉诸于暴力的人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并且对自己的未来完全绝望。
今天，由于法律和社会秩序的威慑，这些人还只能选择出钱打人的办法来发泄自己内心的邪恶；明天，假如“王纲解纽”、法律松弛，这些人一定会成为新时代的“义和团拳民”，打着诸如“爱国”和“正义”的幌子实施烧杀抢掠的卑鄙行径。“文革”不是一个领袖就可以发动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领袖迎合了我们残酷嗜血的“国民性”。
在中国，儒家文化只是一张面具，其实中国人从来就只相信“成王败寇”的铁血原则。儒家的经典中说“仁者爱人”，但中国却很少出现这样有爱心的“仁者”——朱熹、王阳明、曾国藩这些“大儒”个个都是“冷血杀手”。在这片土地上，人们既是暴力行为的实施者，又是暴力行为的承受者。非暴力的文化和精神一直遭到嘲笑和漠视。中国人深重的苦难，只有黑人才堪与之对比，中国却没有诞生自己的马丁&＃8226；路德&＃8226；金和与之类似的精神——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人们会把马丁&＃8226；路德&＃8226；金和甘地这样的人物当作傻子和疯子，没有多少人尊重他们，也没有多少人会爱戴他们；没有多少人倾听他们的话语，也没有多少人接受他们的理念。马丁&＃8226；路德&＃8226；金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上说过这样一段话：“非暴力是对我们时代的至关重要的政治与道德问题的回答——人类必须克服压迫与暴力，而不是诉诸暴力与压迫。文明与暴力是势不两立的观念。继印度人民之后，美国黑人表明：非暴力并非毫无结果的消极被动，而是一种导致社会变迁的强大的道德力量。世界上所有的人或迟或早都要找到一种和平共处的办法，从而将这首即将来临的茫茫哀歌变成兄弟情谊的赞歌。如果这就是要实现的目标，那么，人们就必须为所有的人类冲突找到一种解决办法，一种排除复仇、侵略和报复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爱。”我想，马丁&＃8226；路德&＃8226；金的这番话不仅是说给美国的黑人和白人听的，也是说给我们中国人听的，尤其是说给那些以打人为乐的人听的。我们应当为打人的冲动而感到耻辱——这与是否付钱无关，付钱改变不了打人的实质。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由于贫富悬殊的加剧和制度的不公正性，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正在形成一股强大的暗流。杀人越货的张君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但如果我们不对我们的制度和文明进行彻底的反省和改良，像张君这样的凶徒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后来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没有办法改变整个社会现实，但我认为，在谴责特权阶层的不义的同时，必须将非暴力和仁爱的精神嫁接到中国当代文化中来——让“打人者”成为“爱人者”。这是一种“脱胎换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样，发生这种转变也不是瞬间就能实现的。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盼望着那一天的到来——无论是有钱的人还是没有钱的人，都不再有打人的欲望，而只有“爱人如己”的心态。
我祝愿成都的那家“我有钱，我打人”的“真人秀”早日关门，否则它始终是成都这个城市的一个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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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牛筋”一样的牛津致敬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五日，牛津大学各学院的学监们以二百五十九票对二百一十四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瓦菲支塞义德的提议。后者建议向牛津捐款三百四十万美元，让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级的工商管理学院”。
过似乎是天方夜谭。哪有拒绝送上门来的捐款的道理，牛津究竟是富得流油还是疯了？然而，牛津人自有牛津人的想法。牛津人认为，教育是让学生对公众服务，而不是对赚钱有所准备。他们担心，工商教育无非是讲授如何在六个月内赚取五十万美元。所以，校监们决定：“有著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该远离沾满铜臭味的工商教育”。
塞义德对牛津的决定迷惑不解，新闻界也有指责牛津“保守”的，但牛津人则认为：这一决定是“牛津大学历史价值观念的胜利”。在某些问题上，牛津确实像固执坚韧的“老牛筋”，决不作半点退让。现在，连某些非洲国家刚建立的大学也设置了规模庞大的工商管理学院，但有著近千年历史的牛津，却依然不为所动，将“花里胡哨”的工商管理学院拒之于门外。在牛津，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What do you think？”他们把思想创见看得最为重要。这里产生过星光灿烂的、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学者：托马斯摩尔在这里写《乌托邦》、亚当斯密在这里写《国富论》、艾略特在这里写《荒原》、汤因比在这里写《历史研究》……作为世界学术的圣城，“牛津本来就是为杰出的人才而存在”。
牛津人真正理解了“大学”含义。“大学”的目的是人格，而不是人力。它是一种通才教育。
令人能够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在任何环境之下都有价值，使青少年过求学求仁的生活，促使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使人人获得机会参与讨论其本国以及世界的共同福利。它使人类消除成见，并奠定理智的基础。这样的大学，方成其为“大”学，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蔡校长真正理解了大学之“大”，他发展了前校长严复的思想，“大学理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进一步提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资格而已。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事机关”。
令人遗憾的是，八十多年后，教育界仿佛没有人懂得什么叫“大学”了。北京大学一位地位显赫的负责人如是说：“北大要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照他看来，办大学同办工厂、办商店、办公司差不多了。北大那些并没有多少优势和底蕴的实用学科红红火火，而真正的根柢──基础学科却江河日下，文史哲、数理化奄奄一息。面对这样的状况，教育官员们居然还拍手称快，其短视程度，令人不寒而栗。与牛津大学的“牛筋”脾气相比，北大的“俯就”姿态多少有点不堪入目。
美国加州的教育部门制定了这样的人才计画：要求中学毕业中，列在前面八分之一的学生，要培养成真正的专家和研究人才，所以这八之一的人可以进入加州大学；从八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的学生，则进入加州州立大学，成为一般的律师、医生等脑力劳动者；最后，三分之一以下的学生就进入加州机械学院这类的学校，成为机械工、电工等技术人士。州政府在分配教育经费时，综合性大学比专业学院高出十倍，加上私人基金，两者相差超过二十倍。
然而，我们教育界有的人却糊涂到了连“大学”与“学院”都分不清的地步。一时间，“邮电大学”、“建工大学”、“体育大学”、“化工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匆匆忙忙地摘掉“学院”的旧帽子。虽然有了新帽子，它却显得不伦不类：不具备学科的“广谱性”、没有雄厚的基础学科的设置，也算是“大学”？与其名不副实，不如实至名归。
牛津的执拗背后，是对现代教育出现的偏差的纠正和反思。今天的教育朝著制造技术人员的特定目标前进。结果，教育趋向功利义务，教育所产生的“智识分子”逐渐沦为技术团体唯命是从的工具。教育家艾禾指出：“教育不复是启迪人类智慧，揭开人心茅塞的伟业。它不再引人入胜。它的结果也不难预测：教育只是附和依从的例行课业，教人在工艺世界中当学徒，学习精巧的设计而已。”丧失了锐气的北大，正在沿著这条危险的道路大步迈进。
牛津大学拒绝的不仅仅是金钱，而是某种世俗化的思想和理念。牛津的学生可以由贵族向平民转化，但牛津的精神绝不放弃“贵族化”的精髓。它为英国、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贡献的，不是熟练的技术工人、精明能干的老板、长袖善舞的政客，而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科学家与艺术大师。这才是牛津的魅力所在，这种魅力岂是金钱所能买到的？牛津人最可贵的是有牛脾气，因而能够坚守受到攻击的传统；北大人却学会了舍弃本就不多的传统，自以为能轻装上阵，殊不知最可怕的不是“重荷”而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柳湘莲曾经说过，贾府里除了门前的一对石狮子乾净，再没有别的乾净东西了。我则发现，今日，北大除了门前一对石狮子沉重，再没有别的沉重的东西了。作为一名正随著大潮变得越来越卑琐的北大人，我只能对像“老牛筋”一样的牛津大学表示深深的敬意。最后，我想起了杜威的一段名言：“在今日，一种真正自由解放的教育，不会将任何程度的职业训练，与社会、道德、科学方面的教育隔离，因为各种高尚的职业，倘若管理完善，必须在具有社会、道德与科学意义的环境中从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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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的天国
就在中央电视台热炒电视连续剧《天平天国》的时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复旦大学教授潘旭澜所著的《太平杂说》一书。这是迄今为止对太平天国作出最深刻剖析的一本著作（有意思的是，作者的专业并非历史）。该书在正式出版之前，先后在《随笔》、《黄河》等国内一流的文化刊物上连载，在知识界获得好评如潮。结集出版之后，更是不胫而走，洛阳纸贵。
《太平杂说》的作者以扎实的史料、透彻的分析和流畅的文字，对半个世纪以来塑造出的太平天国是“可歌可泣的农民起义”、是“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的神话，作了一次成功的颠覆──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还原”。在中国，对历史事实的还原甚至比虚构一本宏大的小说还要困难。
作者在后记中引用了“老祖宗”马克思的有关论述，这些论述对太平天国作了尖锐的批评，并揭示出这场所谓的“农民起义”的“反动本质”。一八六二年，马克思对太平天国有这样一番深刻的论述：“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述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马克思的这段话让那些教条主义者们哭笑不得。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厌恶超过了对满清王朝的厌恶。虽然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个喜欢憧憬美好乌托邦的思想家，但连他也完全不认同太平天国的基本理念和主要政策，而愤怒地斥之为“魔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