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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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的流言蜚语，甚至密室中的密谋誓言，最终都会传到这个不时地摇晃着脑袋、半开半闭着眼睛、两只老是不停地摇动着的手总是戴着咖啡色丝织手套的人的耳中。对这一切，他只是听着，有时似乎连听也不听。但过不了多久，他会出其不意地口授一道命令，其内容正是针对着他听到过的那些好像已被他忘怀了的事情。“这个人是什么事也不会忘记的。”《河湾》中的总统也一样精通于玩弄各种手腕：他要处决一个手下，便让官员们一起去看行刑的场面。可是，被处死的那个人就在去观看的人当中，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将被处死，他还以为自己也是去看的。总统用这种方式谋杀了所有人的良心，从此以后他们都成为恐惧的奴隶，也就是总统本人的奴隶。
在整部《河湾》中，总统始终没有正式露面，但他控制着书中的每一个人物。无论是以“总统的老师”自诩的欧洲人、“非洲问题专家”雷蒙德，还是希望经营一家小商店、发一笔横财的萨姆林，都被总统那海浪般的力量冲离了原来的人生轨迹。更不用说本地的人民了，他们不得不承受比殖民时期更多的压迫和折磨。总统用利益和权力收买了少数受过教育的“知识青年”，也消除了他们要改变祖国面貌的真诚梦想。昔日单纯的黑人青年费尔迪南读完了书，当上了地区专员，但他并没有“功成名就”的快乐，他哀叹说：“大家都在干等着，在等死，大家内心深处都知道。我们在被人谋杀。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所以每个人都变得这么狂热。大家都想捞一把就走。但是往哪里走呢？这就是令人疯狂的原因所在。”这样的牢骚他只敢同最亲近的朋友说，从来不敢公开表述。因为，质疑和反抗是不可能的，流露这种端倪的人立刻就会莫名其妙地从世界上消失。总统的力量无所不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河湾》真正的主人公不是萨姆林而是总统先生。对付“持不同政见”的青年，彼特里笔下的独裁者佩莱斯也有一套相似的办法：当佩莱斯发现“敌人的腔调变了，在前台表演的人也变了。现在他们已不再是那些凶相毕露、口中骂骂咧咧的地方军事首脑，现在他们都是一些手无寸铁却满嘴新名词的学生。”的时候，他便以慈父的模样出现，苦口婆心地教育青年人：你们了解这个国家的过去吗？你们了解过去地方军事首脑之间的混战和盗贼蜂起吗？是谁给了你们安定的生活？是我，是你们的父亲。你们想破坏这种安定团结的局面，就是与全体人民为敌；而我只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来将你们消灭。通过这样一套逻辑严密的叙述，“一九八四”成为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它被永恒地定格下来。
在“革命”中真正获得“解放”的，其实只是总统和他们少数的亲信们。用“公民”这样的新词去称呼奴隶，丝毫改变不了奴隶的本质；用“共和国”这样的名称去更改国名，丝毫改变不了专制的实质。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涌现出了形形色色的“总统先生”们，如蒙博托、戈麦斯、博卡萨、庇隆、诺列加、皮诺切特、马科斯、朴正熙、波尔布特、苏哈托、齐奥塞斯库、奥玛尔、萨达姆（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他们既深受国民的“爱戴”，却又是最孤立的“孤家寡人”。他们的帝国既固若金汤，又像纸糊的房子一夜就倾覆了。奈保尔用他那刻薄而忧伤的笔调向我们揭示道：当独裁者攫取了所有的资源和权力的时候，“国家”也就成了一无所有的空壳。独裁者成功地让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包括他自己在内。他本人何尝享有过幸福与安宁？彼特里笔下的独裁者佩莱斯出现在国家的每个地方，国家的每个角落都是“一九八四”“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与他有关。像在蜘蛛在它的网里一样，只要网的边上的什么地方动一下，他在‘网’的中央也会感到震动。他要是走出家门，整个国家便好像跟在他的后面。即便是那些远在农村的人，也通过一条无形的丝线，通过希望、计划和恐惧，与他接近，与他联系，仿佛处处都有他的存在。他在这儿，也在那儿，也同时存在更远的地方；他存在于他的言论中，也存在于他的不言中；他存在于他做的事情中，也存在于他不做的事情中。”权力成了吞噬所有人的一张网络，殖民者们没有实现的绝对统治却被本民族的独裁者实现了。对于教主一般的“总统先生”们来说，村子里某一村长说的话，也就是他说的话；某一边境地区当局的代理人的存在，也就是他本人的存在。与奈保尔的《河湾》一样，彼特里的《独裁者的葬礼》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纪实”，他对“大人物”的形容并没有丝毫的夸张之处：“小镇上某一醉汉因酗酒而被逮捕，需要得到将军的同意，他的释放也要他佩莱斯的批准。构成最高权力的无数个细小环节中的每个环节都与他相联。尽管他不加干预，不说话，甚至他都不了解，但每项政令都与他有密切的联系。”对于独裁者来说，“收放自如”是运用权力的最高境界。奈保尔也发现，天天宣讲“现代化”和“文明”的总统先生，时时刻刻都握着一把权杖权杖代表着非洲的传统。由此，总统奇妙地将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对人民实施了行之有效的“集体催眠”。他居住在首都的宫殿中，远离了他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土地，却通过权杖实现了对所有人的遥控统治。对此，彼特里也有一段绝妙的注释：“他的意志毋须表达，便都体现在举国上下每个人的行动中。从农村中招募新兵是他意志的体现，连在政府大厦门口的女乞丐要饭也要取得他的恩准。他的心声通过千万张嘴成为言语，他的不管敌对的还是友好的接触通过千百万只手传向四方。权力便在他的身上，存在于他的皮肤之内，存在于他的声音中，存在于他整个躯体内，这使他拒绝对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外形、他的习惯进行任何改变。”
对于奥威尔来说，“一九八四”是他想象中的未来，只有部分是现实他所观察到的斯大林帝国的现实；对于奈保尔和彼特里来说，“一九八四”以及“总统先生”在非洲和南美都正在变成历史幸运的是，这些地方已经开始了民主化的“第三波”；然而，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着活生生的“一九八四”和“总统先生”如何改变如同《指环王》中所说的“世界的中心正变得黑暗”的状况，是我们人类文明面临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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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勤荣，你在哪里
高勤荣，一个揭露地方干部浮夸造假的记者，现在你在哪里？
高勤荣，一个勇敢地说出了真话的普通公民，现在你在哪里？
新华社老记者戴煌先生告诉我，首都一批新闻界、法学界、文化界的知识分子正在发起签名，希望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等机构重视并解决高勤荣的冤案。此时，我才知道，年轻的高勤荣已经在监狱中熬过了整整三周年。我毫不犹豫地在呼吁信上签上了我的名字──尽管我知道这封信的实际功效微乎其微。
山西省运城地区的地方领导为了攫取政治资本，发动群众造假，宣称建设成功了造福百万亩农田的节水灌溉工程，并在报刊上广为吹嘘。《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发现了这个色彩斑斓的肥皂泡，经过细致的调查考证，他撰文发表于《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予以揭露：那些工程都是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它们不仅没有给当地百姓带来任何好处，反而成为滋生贪污腐败的温床。随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两个节目也相继披露了这一丑闻。
在我看来，高勤荣的“打假”比王海的“打假”需要更大的勇气、毅力和信心──如果说王海的“打假”主要针对经济领域的丑恶现象，对于捍卫消费者的基本权益和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高勤荣的“打假”则直接针对地方干部的“非法行政”和“浮夸遗风”，对于实现媒体“群众喉舌”的监督作用和保护普通老百姓的公民权利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高勤荣不仅没有因为“打假”的行为而受到鼓励、表扬和奖励，反而成为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妨害了某些人升官发财的美梦，他打破了官场遍地谎言的规则，于是那些拥有巨大力量的黑手向他伸了过来。正当我们要为高勤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和“实事求是”的职业精神“鼓与呼”的时候，在文章发表两个多月后，高勤荣却被山西某“专案组”逮捕入狱。这一次，公检法机关却以罕见的高效率行动起来。很快，运城中级人民法院以莫须有的“介绍卖淫罪”、“诈骗罪”和“受贿罪”终审判决高勤荣有期徒刑十二年。
我还以为我们已经远离了“皇帝的新装”的时代──没有想到比那还要卑鄙的丑剧再次上演了。高勤荣的文章发表在党报上，他揭露的事实也被像中央电视台这样的权威媒体所证实，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勇士。高勤荣之所以要与庞大的风车作战，因为他心中牵挂著千百万乡亲的命运。纯朴善良、困苦窘迫的乡亲们，再也经不起官僚们丧心病狂的折腾了。
我去过山西的乡村，我亲眼目睹了那里的老百姓的凄苦无助和官僚的飞扬跋扈。那里是中国所谓的“传统文化积淀”最深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恰恰是中国吏治最糟糕的地区之一。两者之间似乎有著某种神秘的联系，这一事实再次让我确信：儒家文明是救不了中国的。在那些儒家文化保留最完整的地方（例如中原和华北），在官员们中盛行著说假话和虚报浮夸的恶劣风气，而在老百姓当中则普遍存在著对权力盲目的顶礼膜拜。在这些地区，生活质量的多寡与人际关系的繁简形成了惊心动魄的反比。高勤荣与秋菊一样（在某些宣扬恢复“乡规民约”的学者看来，他做得甚至比秋菊还要“过分”），他破坏了长期以来存在于乡村里的这种牢固的“默契”。于是，他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我认为，高勤荣事件再次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一个社会还处于法治不健全的发展阶段，当新闻媒介向腐败发动攻击的时候，虽然有特殊的作用，但也有一种特殊的脆弱性。为“透明国际”（一个世界性的民间反腐组织）工作的新西兰学者杰里米波普对这个问题有著相当深入的研究，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如果政治家和国家公务员确信，他们不会有被新闻媒体在公众目前曝光而受到羞辱的危险，他们就愈益受到滥用权力以谋取私利的诱惑，而政治家在追逐这类好处的时候，总试图使新闻界保持缄默。”高勤荣的遭遇，其实是腐败官僚们向所有的记者和公民发出的警告：看你们谁还敢向他学习？
高勤荣的遭遇告诉我们：我们固然需要高勤荣这样有良知和勇气的媒体工作者，但我们更需要一整套保护他们人身安全以及新闻独立地位的法律。如果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腐败就难以受到遏制。杰里米波普认为，新闻媒体的独立程度，也就是它能够有效地行使对官员的公共监督职能的程度。正如立法机构应当把行政机构置于日常监督之下那样，新闻媒体应当把立法与行政机构以及其他所有其行为在公众领域产生影响的人们置于其约束之下，以免产生腐败。正如《时代》周刊的前任主编亨利格伦沃尔德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其权力不受独立的新闻界监督的话，甚至一个靠民主选举上台的宽厚政府也会腐化。”最典型的一场“战争”就是“水门事件”中《华盛顿邮报》的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与庞大的尼克松政府之间的对峙。这是对美国的民主制度的一次严峻考验，最后终于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尼克松成为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唯一在弹劾的压力下辞职的总统（对此，毛泽东一直迷惑不解。数年之后，当尼克松的儿子访问中国的时候，毛泽东还特意表达了他对前总统阁下的同情。两中政治制度的差异由此可见）。而那两位昨天还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顿时成为民族英雄般的人物。
然而，高勤荣可没有他的美国同行那么幸运。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成为捍卫民主制度的象征；在中国，高勤荣却在牢狱中度过了漫漫的长夜。高勤荣的妻子告诉《南方周末》的记者说，三年的冤狱使得丈夫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丈夫吃饭的时候手腕不断地哆嗦，连筷子也拿不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