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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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利遭到普遍的漠视和剥夺——漠视和剥夺我们基本的公民权利的,并
非“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而是我们自己的政府。
美国不是爱国者们辱骂几声就会崩溃的,它并不是伟大领袖所说的“纸老
虎”。要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唯一的途径是虚心地向欧美学习,学习他
们如何建立一整套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多元化的社会制度。只
有我们自己尊重自己了、我们同胞之间互相尊重了、我们的政府尊重每一
个生命个体了,我们的未来才有希望。骂美国的风险好莱坞有一部电影,
名叫《勇敢者游戏》。我曾经引用这个名字形容1998年克林顿访华时那些
“刁难”他的北大学生的举动。他们为自己的“勇敢”而洋洋得意,但是
在内心深处,他们深知这仅仅是一场“游戏”。
在中国,所谓的“民族主义”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游戏而已。在中美飞
机撞击事件中,中国的传统媒体以及各大网络上,充斥着辱骂美国的言
论。这些以“义愤填膺”的姿态说话的人,似乎个个都勇敢无畏,恨不得
奔上前线去跟“美帝国主义”拼命。但是,仔细探究他们的“勇气”,我
一下子就发现了:他们的“勇气”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挂在口边的勇气。
我又想引用那个有名的笑话:在苏联的斯大林时代,一个美国人与一个苏
联人见面了。两人都说自己的国家更民主,美国人举例说:“当然我们美
国更民主,我们能够在白宫门口去游行示威,痛骂罗斯福。”苏联人哈哈
大笑说:“那算什么,我们能够直接进入克里姆林宫,当作斯大林的面痛
骂罗斯福。”这个笑话的发生地点也可以转移到中国。
在一个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主义孰利孰弊,还有待于进一步
探讨。而我觉得,首先更应当进行鉴别的是:在中国本土之内,民族主义
的“真”和“伪”的问题。在中国,究竟有多少“真诚”的民族主义者?
又有多少鲁迅如所说的“孱头”,仅仅是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生存策略来
使用?
同样是辱骂美国、抗议美国,在民主化之前的韩国和在今天的中国,其结
果是截然不同的。当年,抗议美国驻军的韩国大学生,直接与本国的独裁
政府对抗,并受到残酷的迫害。他们知道自己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因此面
对迫害,矢志不移。而在今天的中国,辱骂美国是没有任何风险的。不仅
没有风险,还会获得政府的鼓励和支持。1989年,到天安门广场要求惩治
腐败、加快改革的青年学生,却遭到了********;1999年,到
美国大使馆扔石头的青年学生,却受到政府的“礼遇”,坐上了官方紧急
调度的豪华大巴。这是一组颇有意味的对比。
批评美国是绝对安全的,风险为零。相反,如果批评当下发生在中国本土
的罪恶,却需要无比的勇气。山西省岚县,有一位敢于揭露真相的青年李
绿松,就被官员们残酷地割掉了舌头。日前,在兴县法院的宣判中,肇事
官员被“从轻发落”——岚县公安副局长吴容光和干警杨四成,分别以滥
用职权罪和虐待被监管人员罪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两年。
判决中,丝毫没有提及割舌事件。一个勇敢的公民张口说话的可能永远丧
失了。
有没有人敢于步他的后尘呢?伊拉克的国歌与美国的国旗最近,伊拉克独
裁者萨达姆决定更换国歌。
海湾战争之后十年间,伊拉克遭到联合国严厉的经济制裁。国内食品和药
品奇缺,婴儿的死亡率增加了十倍之多。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联合国实
施了“石油换食品”和“石油换药品”的计划。然而,萨达姆垄断食品和
药品的分配,居然将大部分都送到黑市上倒卖。从中获取的巨额金钱,被
萨达姆用来修建了十几座豪华的宫殿。一边是民不聊生,一边是穷奢极
欲。老百姓不可能没有意见。作为老牌的独裁者,萨达姆一手进行严酷的
高压统治,一手使用愚民政策、散布精神鸦片。
精神鸦片之一就是更换国歌。为了扭转伊拉克人的悲观情绪,增强他们与
欧美斗争的意志,萨达姆突发奇想,开始在国歌上大作文章。伊拉克原有
的国歌是七十年代开始采用的。萨达姆认为,词曲都显得过于“悲伤、沉
重”,缺乏“激情”,没有起到激励和鼓舞伊拉克人民的目的。于是,他
召见了一批诗人和音乐家,要求他们为新国歌作词作曲。萨达姆对新国歌
提出这样的要求:歌词要短促明快、易学易唱,能够催人上进,同时还要
对“人民的生活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也就是说,“谱写出能够被战场
上的士兵、勇敢的防空将士、从事各自工作的人民和干活的妇女有节奏地
歌唱的国歌”。
更换国歌的伎俩,是否能够改变独裁者趋向末日的命运、能否麻醉普通民
众追求自由与和平的心灵,在我看来,可能性微乎其微。希特勒、斯大
林、毛泽东、波尔布特等邪恶的独裁者们已经玩过类似的花招,最后都没
有挽救他们覆灭的命运。
在伊拉克,国歌被独裁者当作一颗“速效救心丸”;而在美国,国旗却是
任由公民焚烧的。焚烧国旗有没有罪?当年,曾经因为一个示威者焚烧美
国国旗而展开一场大讨论。最后,法院判决:焚烧国旗是公民言论自由的
一部分,因此受到宪法的保护。我在很多影片中看到,抗议政府施政方针
的美国人,动辄在示威活动中焚烧星条旗。难道他们不爱国吗?不,他们
不过在行使自己的天赋人权而已。我也在电视新闻中,看到诸如古巴、巴
勒斯坦、俄罗斯等国家的示威者焚烧美国国旗的场面。然而,美国的国力
并没有因为国旗屡屡被焚烧而衰弱,相反,却变得更加强大了。
忽然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假如上帝要我在伊拉克与美国之间选择一
个降生之处,我会选择哪里呢?尽管伊拉克的国歌优美动听,尽管美国的
国旗饱受侮辱,但我还是不会选择伊拉克,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美国。在
伊拉克,一个公民有可能在大街上莫名其妙地被皇太子乌代先生射杀,而
他美丽的妻子也可能被掠夺入宫。这样的命运,我不愿意尝试——“新左
派”诸公们也许愿意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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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寿与拜年
满清王朝崩溃前,其吏治已经一败涂地。吏治败坏,渐失人心,武昌首义,乃得以拉枯摧朽。满清之亡,不是亡于革命党,而是亡于自己内部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腐败份子是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奕□继荣禄以后,得到慈禧太后重用,领袖军机,大权在握。慈禧虽然知道其人昏庸贪婪,但也正因为他一心爱钱、不会玩弄阴谋反对自己,加之又是皇室近亲,所以放心给予他巨大的权力。专制者喜欢使用贪官,自古皆然。于是,奕□公然开门卖官鬻爵,门庭若市。老百姓戏称之为“老庆记公司”,说他像个公司老板,把“国家公仆”的位子标价买卖。
奕□敛财的方式,也是典型的中国式的。他常常借助过生日、祝寿为名,大肆索要贿赂。许指严《十叶野闻》中记载,奕□在七十诞辰的时候,大开祝典。各省长官以下,以及京师尚书、侍郎以下,全都掏钱拜寿。奕□表面上严厉告诫手下,绝对不要送礼物,私下里却专门设计一套档案,记载各级官员送礼的情况,并按照数量多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送礼现金万金以上以及礼物三万金以上的,登记在以“福”字命名的小册子中;第二等是送礼现金五千金以上以及礼物万金以上的,登记在以“禄”字命名的小册子中;第三等是送礼现金千金以上以及礼物三千金以上的,登记在以“寿”字命名的小册子中;第四等是送礼现金百金以上以及礼物数百金以上的,登记在以“喜”字命名的小册子中。数日之间,他收受的现金和礼物就折合数百万金之多。庆典持续了三天,三天中自福晋以下打麻将,统计一共输的钱就达三十万左右。
当时有个广东人,买了四川候补道的官职,听说海关道既有权势、也有油水,便谋求调任海关。“闻庆王好货,苟满其欲壑,无不可志”,于是带了二十万金到北京拜寿。他一出手就是现金十万的寿礼,而且门包仆费额外花了三万。这样一来,他在“福”字册上顿居首位。奕□心花怒放,请他上门出席酒宴,亲自把酒,奉为上宾。不到半月,其人果然如愿以偿,得到了海关道的官位。临行前,他去庆亲王府邸辞行,献上一枝四川邛州产的方竹杖,云:“可以扶老,以为纪念。”奕□很不满意:为什么送如此寒酸的礼物?待客人走后,他一摸拐杖,才发现拐杖头可以卸下,中空的竹杖里面装了银票三万两。奕□这才大喜,称赞说:“此诚可儿也。”
奕□的办法很巧妙:拜寿是礼节性的,是中国人特有的“人情世故”。所谓“礼尚往来”,算不上贪污腐败。谁不过生日呢?奕□选择“拜寿”作为索贿的“突破口”,与之相似,今日的某些贪官选择了“拜年”作为捞钱的新招。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是一个“人情炼达皆文章”的聪明人。1995年,尚在广西自治区主席任上的成克杰,春节前夕曾经一天走访四个市县。他口口声声地说这是关心基层工作,给地方领导干部和群众拜年,实际上却是赶赴各地拼命收取红包,是“霸王硬上弓”式的让下属给他拜年。据行家估计,地方领导给成克杰这样级别的高官拜年,红包至少在十万以上。成克杰一天走四个市县,收入超过了一百万。一天之内即成为百万富翁,再精明的商家也不敢想象。上行下效,在广西,仅仅以一个县委书记而论,过年期间收到的红包也会超过二三十万之巨,尽管跟主席大人相比望尘莫及,但是比起清朝时候“一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来,也算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
成克杰的继任、广西的某主政者,最近也因行藏败露而受到审查。他堪称成克杰的“好学生”,在春节前后,也是打著“体察民意”的幌子,马不停蹄地巡视各州县。行程中,他始终带著还在上小学的孙子。这位首长凛然正气地向下属表示:绝不收取任何名义的红包。而下属们也心领神会:给首长的孙子“一点点”压岁钱,首长是不会怪罪的。于是,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孙子知”的情形下,首长满载而归。如此办事,真是滴水不漏,心思之巧、手笔之大,前无古人。庆亲王,你这个满清的王爷,如果地下有知,知道后人青出于蓝胜于蓝,该有多么欣慰啊!同时,又该多么惭愧啊!比起你赤裸裸地、劳力劳心地操办祝寿典礼来,子孙们的手法多么艺术、多么含蓄、多么隐蔽啊!
著名学者丁学良在分析台湾选举中的贿选现象时,透彻地指出:买票在许多台湾人的眼里不是被理解成“贿选”,而是被理解成和“人情往来”以及“面子”有关的东西。“买票从一种政治行为(按照原则来说是一种不正当的政治行为),演变成人情风俗(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被普遍接受的行为方式),成为人类学上所谓的象征性的行为。”由此,丁学良揭示出文化传统对民主制度的侵蚀。用同样的视角来观察从昔日官僚们的“拜寿”到今天领导们的“拜年”,我们则发现了一个更加隐秘、更加晦涩的腐败地带。这种灰色的腐败,与那些相对暴露的腐败相比,对社会的进步更有致命的杀伤力。“人情腐败”和“面子腐败”在东方文化中最为彰显,对它们的根除,既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也需要对现实土壤进行化验。
近年来,韩国的反腐败运动雷厉风行,高官显贵一个接一个垮台,在国民心目中声名狼藉。韩国实行的“阳光政策”,要求所有的国家公务员必须公开银行帐户以及其他财产。这也许是遏制包括“拜寿腐败”和“拜年腐败”在内的各种腐败的办法之一。“他山之石”,何时能够被运用过来“攻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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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崇拜与文字拜物教
手机号码的“吉祥”之风,逐渐由南方“北伐”到了京城。尽管经过媒体多次曝光,京城的手机选号之风依然不止。当《北京青年报》记者来到北京有名的电讯商店中复店时,发现了一张“明码标价”的“选号单”。最贵的是尾数为连续的四个“二”的号码,标价为一万六千元(这个价格可以买十部普通手机)。店内的工作人员承认,这些号码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