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银行家-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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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加罕在1976年首次见到阿玛加·阿米娜时，她正抱着她唯一幸存的孩子。她伤心极了，非常绝望。没有任何放贷者借给她钱，更不要说一家商业银行了。但是用格莱珉的贷款，她买了竹子，编制篮子。一直到死，阿米娜都是格莱珉的贷款者，现在她女儿是格莱珉的成员。
通过努加罕和阿玛加打交道的经历和许多类似的希望渺茫的案例，我清楚地看到，努加罕和穷人打交道确实有一种特殊的才能。我非常高兴能有她作为我团队的一员。有一天，因为家里的一些事，努加罕小姑子的哥哥来找努加罕。看到我们的办公室不过是一间锡顶的棚屋，没有电话、卫生间和自来水，他大吃一惊。那根本就不是他想象中一个商业银行的样子。办公室的经理阿萨德告诉努加罕的姻亲，她到实地工作去了。那个男人找到了努加罕，发现她坐在一棵树下的草地上，正在和村里的一些妇女谈话。他极为震惊。努加罕窘迫之下撒了谎，告诉他说，那天是特殊情况，并求他不要把看到的情况告诉她母亲。但他还是说了。
一开始，努加罕的母亲大发雷霆。如同大多数最保守的孟加拉穆斯林一样，她认为女儿就应该遵守“遮蔽”习俗藏在家里。她无法想象努加罕在露天野外工作，更无法想象，对于一个可敬的女人而言这种工作能算是体面的。最终，努加罕把实情告诉了母亲，并诉说了她帮助穷人的深切愿望。母亲终于缓和下来。今天，她是一个大力支持格莱珉的人。
有一天，我要努加罕在文化节上做一个有关格莱珉的演讲，她要和两个刚来不久的女员工一起去库米拉城（illa）。由于从吉大港到库米拉的旅程没什么危险，我没有安排男同事陪她们一起去。这并不是因为我漠不关心，我觉得我的工作人员应该独立。而且我知道，格莱珉需要打破那个女人不能单独短途旅行的神话。
男同事会安排旅程并处理路上的所有琐事，尽管努加罕没有表现出来，但是由于我没有安排一个男人同行，她非常生气。她甚至给一个男同事打电话请他陪她一起去，但是他没有空。她以前从没独自旅行过，她祈祷真主赐给她力量和勇气，然后出发了。她在库米拉城的演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现在，努加罕可以毫无困难地到任何她想去的地方旅行。她是格莱珉银行的三位总经理之一，并且是我们培训部的负责人，在那儿，她帮助数以百计的我们未来的年轻银行工作者们成为自立的人。
第六章 从乔布拉扩展到坦盖尔（1）
1977年秋天，在我们的乡村银行试验一周年纪念之际，我在吉大港与亲人们一起度过神圣的Eidul Fitr节，庆祝历时一个月之久的拉马丹（Ramadan）斋期的结束。虽然Eidul Fitr节是个三天的假期，但是像大多数孟加拉家庭一样，我们用一周时间来庆祝它。我的父母都极为虔诚，他们在子女身上灌输了一种对传统深深的尊重。在整个拉马丹期间，父亲都在按《古兰经》的要求捐献 Jakat（一种宗教的税金）。根据伊斯兰教法规定，首先给有需要的亲属，然后给穷苦的邻居，最后给一般的穷人。
Eidul Fitr节也是全家人聚在一起回顾转瞬已逝的一年的机会。1977年，我们都聚在尼里比里（Niribili），尼里比里的意思是和平与安宁，这房子是父亲1959年在当时吉大港的帕奇莱士（Pachlaish）新住宅区建的。房子树立在一道花园护墙的后面，郁郁葱葱的绿树环绕四周，有芒果树、槟榔树、香蕉树、柚树、番石榴树、椰子树和石榴树。尼里比里很大，那许多大露台和宽敞的空间使我总是觉得它就像一艘跨洋的汽轮。尽管它的建筑有许多特异之处——房间太大了，门庭太奢侈了，不实际，但我还是很喜爱这个地方。它有八个分开的单元由我的兄弟们分别居住，父亲住在一层，被他心爱的酿制桶包围着，他喜欢那样。这座房子是家庭力量与团结的源泉。
在Eid这一天，全家依据惯例履行仪式。我们很早就起床洗漱，然后动身去祖辈生活的巴图亚村，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在二次大战期间，全家人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早晨七点钟，家里的男人前往Eidgah，那是一片空地，许多人集合在那里祈祷。我们做祈祷，阿訇开始布道，几千人排在他身后。所有的人都穿着新的Eid服，空场上充满传统香水的气味。祈祷做完以后，我与兄弟们拥抱，互致“Edi快乐”，然后排成一队去触摸父亲的脚，以示敬意和问候。上过坟，并且付了法定的 fitra税（给穷人的1。25公斤麦子）以后，我们开始去拜访各家亲戚。在一个月的斋戒之后，甜肉和美味的面条吃起来更香了。
姐姐莫姆塔兹做的甜食最棒。那年她做了一些我最喜欢吃的 rashomalai（一种混着小白颗粒popy种子和芒果肉的浓牛奶）。我津津有味地享受着她做的酸奶和 chira（一种加入甜芒果和香蕉的美味麦片）。
莫姆塔兹比我大20岁，长着鹅蛋脸，一双热情的黑眼睛。虽然她17岁就结婚离开了家，但就像一个替补母亲，她总是把照看弟妹们当作自己分内的事。1977年这个Ediul Fitr，孩子们都在我们身边，互相召唤着，笑着，吃着，玩着。但莫姆塔兹默默地握住我的手。她是多么好呀！她对我，对我们大家，是那么的关爱！看着她的眼睛，我回忆起1950年的那一天，我坐公共汽车和人力车飞奔到她家，告诉她弟弟阿尤布出生了。我气喘吁吁，万分激动。她大笑着拥抱我，召唤她的邻居们通报这个好消息。我们吃啊，庆祝啊，直到深夜。第二天莫姆塔兹打好了包，搬到家里来帮助母亲照料小阿尤布。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环顾左右，我的姐姐莫姆塔兹和图努，我的兄弟萨拉姆，易卜拉辛，贾汉吉尔，阿尤布，阿扎姆和莫因努，我为我们的健康和幸福而感谢真主。我们真是幸运。
1977年10月，在一次去首都达卡的旅途中，我的一次偶遇大大改变了我们将贷款给乔布拉穷村民的努力方向。出于一些与格莱珉无关的个人原因，我造访了孟加拉农业银行，那是我们最大的国有银行之一。在那儿我偶然遇到一个熟人，就是那个银行的董事总经理。A。M。阿尼苏扎曼（A。M。Anisuzzaman）先生是个极为健谈开朗的人，一看见我，他立即发表了一长篇激烈的演说。他独自说了很长时间，攻击我和其他学究们躲在象牙塔里，没有为孟加拉做出应有的贡献。那真是一场猛烈的攻击：
“你们这些学究令我们失望。你们没有尽到你们的社会责任。这个国家的银行体系糟透了，全是腐化、贪污和肮脏。每年，成百上千万的塔卡悄无声息地被人从农业银行偷走，没有一个人为任何事向任何人负责。你们这些有着白如百合的双手的学究们，有你们舒适的工作和出国旅行，你们肯定不负责。你们都全无用处。完全没有用！在这个社会所看到的东西让我厌恶之极。没有人想到穷人。我告诉你，这个国家让人感到耻辱，它就活该有这么多问题。”
阿尼苏扎曼不停地说啊说，等他终于慢下来以后，我说：“好吧，先生，听到你说的这些我很高兴，因为我恰巧有个可能使你感兴趣的建议。”
接下来我大致说明了我的乔布拉试验，并解释说，我的学生们是不拿薪水志愿工作的；“他们捐献了他们的时间，而我用我的实习预算来付那些费用。那些贷款正得到偿还，贷款者的状况正在一天天好转。但是我确实为我的学生们担忧。整个试验只是由一根细线维系起来的，我需要机构的支持。”
阿尼苏扎曼仔细地听我讲。我看到他被我的想法吸引，他激动起来了。
“你们和贾纳塔银行有什么麻烦？”他问道。
“他们坚持要我为每一笔贷款担保。我要去美国三个月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一些会议，而他们坚持要把贷款文件寄给我，要我签字。你可以想象，那有多么不实际！”
他摇摇头：“告诉我，我能帮你什么忙。”
我很高兴。我本来可能多少年都根本碰不上这么一位热切地想帮忙的人的。我解释说：“贾纳塔银行不能对我们的项目提出拒绝，因为没有拖欠还款的。但是他们总要花两到六个月才肯批一笔新贷款，每一笔都要经过达卡的总行审批，而且每次碰到一个问题，他们还要再多花几个月时间才能从指挥链的上端再绕回来。这样运作十分困难。”
阿尼苏扎曼不耐烦地挥挥手；“你们不能这样下去。这很荒谬。现在告诉我，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从农业银行？”
“对。”
“嗯——”我的脑子飞快地转着；“我想，我希望农业银行在乔布拉建立一个分行，由我支配。我会订立它的规章与操作程序，招募我自己的工作人员。你们要允许我发放总额达一百万塔卡的贷款。给我一百万塔卡的限制，给我一年时间，然后盖上盖子放手让我去工作。一年以后再打开盖子，看我是不是还活着。如果你们喜欢我做的事，就延长那个项目。如果不喜欢，就关掉那个分行，不提这件事，把我当作一个试验。如果根本没人偿还我们的贷款，那么最多你们也就是亏损了一百万塔卡。”
“好的。”阿尼苏扎曼说。他拿起电话，对他的秘书说：“给我接吉大港地区经理。”他捂住听筒问道：“你什么时候回吉大港？”
“明天。”
“坐下午的飞机？”
“对。”
电话中传来另一个声音，阿尼苏扎曼说：“我的朋友尤努斯教授明天要从达卡飞回去，他将在下午五点钟到达校园。我想要你在他的居所等他，我还想要你听从他的指令。无论他怎么说，无论他想要什么，我都命令你那样做。你明白了吗？”
“明白，先生。”
“你有什么问题吗？”阿尼苏扎曼对着电话说。
“没有，先生。”
“好极了。那么，我不想听到说有任何事情出了问题。我不想听到尤努斯教授向我抱怨说，他的命令没有被遵从。你明白吗？”
我从阿尼苏扎曼的办公室走出来时仍然觉得有些头晕目眩。我看到一个姑娘正在外面的大街上扫地。她极瘦，光着脚，带着一个鼻环。像达卡大街成千上万的清洁工一样，这个女人一天干到晚，一周干七天，才能刚刚勉强维生。然而她还算是一个“幸运者”，因为她有一份工作。为了这个女人，为了所有那些甚至不敢奢望一份清洁工工作的女人们，我要发展我的贷款项目。此刻，我知道我在做正确的事。
第二天下午，农业银行吉大港地区的经理在我的起居室里等着我。他十分紧张的样子。我告诉他头一天发生了什么事，阿尼苏扎曼多么热情地赞同我的学生们和我正在乔布拉村做的事。那个经理解释说，我需要写一个项目建议书。他会带几个同事再到我家来，起草一份正式的书面出资申请。
第二天是星期一，五个人来到我家。他们问了我许许多多的问题，一些我从没想到过的事：我需要多少贷款者？多少雇员？我提供什么样的薪金水平？我需要多少保险柜？我尽可能地回答了那些问题。几周以后，我收到了寄来的一个大信封。那是一份建议书，基于我告诉他们我想做的事所做出的一部复杂的洋洋巨著，充满了官僚的行话，甚至连读一页都极为困难。它什么也没说。我拿过一支笔，用我自己的话草草记下了我初始的想法。我的提议简明扼要。我第一要改的就是这个分行的名字。我写道：
Krishi银行以“农业”这个专有名词作为它的名称，而我并不希望这个分行与农业有关联。在孟加拉，农夫并不是最穷的人。相反，与没有土地、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相比，那些拥有土地的人的日子是比较好过的。我想要这个分行覆盖乡村的各行各业，诸如贸易、小手工业、零售业，甚至是走街串户的叫卖。我想要它成为一个乡村银行，而不是只关心收成与农作的银行。所以我选择“格莱珉”格莱珉（Grameen）出自“村庄（gram）”一词的形容词形式，意为“乡村的”，或是“有关村庄的”。这个词。
几个月过去了，阿尼苏扎曼终于有了消息，他要我去达卡会面。我在他的办公室坐下以后，他点了一支烟，仔细地打量着我。
“我的董事们说，我无权去做我正在努力的这件事，”他说；“因为你是一个外人，不是银行的一个雇员，我不能把我在银行业的权力授权给你。”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出了他的问题：“尤努斯，你真的想开一个我们银行的支行吗？”
“不，一点儿也不。我只想借钱给穷人。”我回答说。
“你还想当教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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