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7-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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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 答“……”〔1〕
柯先生
我对我对于你们一流人物,退让得够了。我那时的答话,就先不写在“必读书”栏,还要一则曰“若干”,再则曰“参考”,三则曰“或”,以见我并无指导一切青年之意。我自问还不至于如此之昏,会不知道青年有各式各样。那时的聊说几句话,乃是但以寄几个曾见和未见的或一种改革者,愿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而已。如先生者,倘不是“喂”的指名叫了我,我就毫没有和你扳谈的必要的。
照你大作的上文看来,你的所谓“……”,该是“卖国”。
到我死掉为止,中国被卖与否未可知,即使被卖,卖的是否是我也未可知,这是未来的事,我无须对你说废话。但有一节要请你明鉴:宋末,明末,送掉了国家的时候;清朝割台湾,旅顺等地〔3〕的时候,我都不在场;在场的也不如你所“尝听说”似的,“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达尔文〔4〕的书还未介绍,罗素〔5〕也还未来华,而“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辈”的著作却早经行世了。钱能训〔6〕扶乩则有之,却并没有要废中国文字,你虽然自以为“哈哈!我知道了”,其实是连近时近地的事都很不了了的。
你临末,又说对于我的经验,“真的百思不得其解”。那么,你不是又将自己的判决取消了么?判决一取消,你的大作就只剩了几个“啊”“哈”“唉”“喂”了。这些声音,可以吓洋车夫,但是无力保存国粹的,或者倒反更丢国粹的脸。
鲁迅。
备考B:
偏见的经验柯柏森
话,因为不论什么书,都有它的道理,有它的事实,看它总可以增广些智识,所以《京副》上发表“青年必读书”的征求时,我就发生“为什么要分青年必读的书”的疑问,到后来细思几次,才得一个“假定”的回答,就是说:青年时代,“血气未定,经验未深”,分别是非能力,还没有充足,随随便便买书来看,恐怕引导入于迷途;有许多青年最爱看情书,结果坠入情网的不知多少,现在把青年应该读的书选出来,岂不很好吗?
因此,看见胡适之先生选出“青年必读书”后,每天都要先看“青年必读书”才看“时事新闻”,不料二月二十一日看到鲁迅先生选的,吓得我大跳。鲁迅先生说他“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这也难怪。但是,他附注中却说“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云云,他的经验怎样呢?他说: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时(但除了印度),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
,只要是活的,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啊!的确,他的经验真巧妙,“看中国书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这种经验,虽然钱能训要废中国文字不得专美于前,却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经验了。
唉!是的!“看中国书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所谓“人生”,究竟是什么的人生呢?“欧化”的人生哩?抑“美化”的人生呢?尝听说:卖国贼们,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大概鲁迅先生看了活人的颓唐和厌世的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吗?
哈哈!我知道了,鲁迅先生是看了达尔文罗素等外国书,即忘了梁启超胡适之等的中国书了。不然,为什么要说中国书是僵死的?假使中国书僵死的,为什么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辈,尚有他的著作遗传到现在呢?
喂!鲁迅先生!你的经验……你自己的经验,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无以名之,名之曰:“偏见的经验”。
十四,二,二十三。(自警官高等学校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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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京报副刊》。
〔2〕 “必读书”栏 一九二五年一月间《京报副刊》为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印发了一种表格,分上下两栏,上栏是“青年必读书”,下栏是“附注”。参看《华盖集g青?瓯囟潦椤贰?
〔3〕 清朝割台湾旅顺等地 一八九四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次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始归还我国。一八九七年,俄国侵占我国旅顺港,次年又强租旅顺、大连,日俄战争后,旅、大两地被日本侵占,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归还我国。
〔4〕 达尔文(C。Darwin,1809—1882)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者。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于一八九八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木刻印行,首先在中国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达尔文的《物种由来》最初由马君武译成中文,译名《物种原始》,一九二○年中华书局出版。
〔5〕 罗素(B。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一九二○年曾来我国讲学。著有《数学原理》、《哲学问题》等。
〔6〕 钱能训 字干臣,浙江嘉善人。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
报《奇哉所谓……》〔1〕有所谓熊先生者,以似论似信的口吻,惊怪我的“浅薄无知识”和佩服我的胆量。我可是大佩服他的文章之长。现在只能略答几句。
一、中国书都是好的,说不好即不懂;这话是老得生了
锈的老兵器。讲《易经》〔2〕的就多用这方法:“易”,是玄妙的,你以为非者,就因为你不懂。我当然无凭来证明我能懂得任何中国书,和熊先生比赛;也没有读过什么特别的奇书。但于你所举的几种,也曾略略一翻,只是似乎本子有些两样,例如我所见的《抱朴子》〔3〕外篇,就不专论神仙的。杨朱〔4〕的著作我未见;《列子》〔5〕就有假托的嫌疑,而况他所称引。我自愧浅薄,不敢据此来衡量杨朱先生的精神。
二、“行要学来辅助”,我知道的。但我说:要学,须多读
外国书。“只要行,不要读书”,是你的改本,你虽然就此又发了一大段牢骚,我可是没有再说废话的必要了。但我不解青年何以就不准做代表,当主席,否则就是“出锋头”。
莫非必须老头子如赵尔巽〔6〕者,才可以做代表当主席么?
三、我说,“多看外国书”,你却推演为将来都说外国话,
变成外国人了。你是熟精古书的,现在说话的时候就都用古文,并且变了古人,不是中华民国国民了么?你也自己想想去。
我希望你一想就通,这是只要有常识就行的。
四、你所谓“五胡中国化……满人读汉文,现在都读成
汉人了“这些话,大约就是因为懂得古书而来的。我偶翻几本中国书时,也常觉得其中含有类似的精神,——或者就是足下之所谓”积极“。我或者”把根本忘了“也难说,但我还只愿意和外国以宾主关系相通,不忍见再如五胡乱华〔7〕以至满洲入关那样,先以主奴关系而后有所谓”同化“!假使我们还要依据”根本“的老例,那么,大日本进来,被汉人同化,不中用了,大美国进来,被汉人同化,又不中用了……以至黑种红种进来,都被汉人同化,都不中用了。此后没有人再进来,欧美非澳和亚洲的一部都成空地,只有一大堆读汉文的杂种挤在中国了。这是怎样的美谈!
五、即如大作所说,读外国书就都讲外国话罢,但讲外
国话却也不即变成外国人。汉人总是汉人,独立的时候是国民,覆亡之后就是“亡国奴”,无论说的是那一种话。因为国的存亡是在政权,不在语言文字的。美国用英文,并非英国的隶属;瑞士用德法文,也不被两国所瓜分;比国用法文,没有请法国人做皇帝。满洲人是“读汉文”的,但革命以前,是我们的征服者,以后,即五族共和〔8〕,和我们共存同在,何尝变了汉人。但正因为“读汉文”,传染上了“僵尸的乐观”,所以不能如蒙古人那样,来蹂躏一通之后就跑回去,只好和汉人一同恭候别族的进来,使他同化了。但假如进来的又像蒙古人那样,岂不又折了很大的资本么?
大作又说我“大声急呼”之后,不过几年,青年就只能说外国话。我以为是不省人事之谈。国语的统一鼓吹了这些年了,不必说一切青年,便是在学校的学生,可曾都忘却了家乡话?即使只能说外国话了,何以就“只能爱外国的国”?蔡松坡反对袁世凯〔9〕,因为他们国语不同之故么?满人入关,因为汉人都能说满洲话,爱了他们之故么?清末革命,因为满人都忽而不读汉文了,所以我们就不爱他们了之故么?浅显的人事尚且不省,谈什么光荣,估什么价值。
六、你也同别的一两个反对论者一样,很替我本身打算
利害,照例是应该感谢的。我虽不学无术,而于相传“处于才与不才之间”〔10〕的不死不活或入世妙法,也还不无所知,但我不愿意照办。所谓“素负学者声名”,“站在中国青年前面”这些荣名,都是你随意给我加上的,现在既然觉得“浅薄无知识”了,当然就可以仍由你随意革去。我自愧不能说些讨人喜欢的话,尤其是合于你先生一流人的尊意的话。但你所推测的我的私意,是不对的,我还活着,不像杨朱墨翟〔11〕们的死无对证,可以确定为只有你一个懂得。我也没有做什么《阿鼠传》,只做过一篇《阿Q正传》。
到这里,就答你篇末的诘问了:“既说‘从来没有留心过’”者,指“青年必读书”,写在本栏内:“何以果决地说这种话”者,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写在“附记”内。虽然自歉句子不如古书之易懂,但也就可以不理你最后的要求。而且,也不待你们论定。纵使论定,不过空言,决不会就此通行天下,何况照例是永远论不定,至多不过是“中虽有坏的,而亦有好的;西虽有好的,而亦有坏的”之类的微温说而已。我虽至愚,亦何至呈书目于如先生者之前乎?
临末,我还要“果决地”说几句: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12〕也还要更加崇奉,像元朝和清朝一样。
备考B:
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 熊以谦的鲁迅先生说出这样浅薄无知识的话来了!鲁先生在
《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里面说: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鲁先生!这不是中国书贻误了你,是你糟踏了中国书。我不知道先生平日读的中国书是些甚么书?或者先生所读的中国书——使先生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的书——是我们一班人所未读到的书。以我现在所读到的中国书,实实在在没有一本书是和鲁先生所说的那样。
鲁先生!无论古今中外,凡是能够著书立说的,都有他一种积极的精神;他所说的话,都是现世人生的话。他如若没有积极的精神,他决不会作千言万语的书,决不会立万古不磨的说。后来的人读他的书,不懂他的文辞,不解他的理论则有之,若说他一定使你沉静,一定使你与人生离开,这恐怕太冤枉中国书了,这恐怕是明白说不懂中国书,不解中国书。不懂就不懂,不解就不解,何以要说这种冤枉话,浅薄话呢?古人的书,贻留到现在的,无论是经,是史,是子,是集,都是说的实人生的话。舍了实人生,再没有话可说了。不过各人对于人生的观察点有不同。因为不同,说他对不对(?)是可以的,说他离开了实人生是不可以的。鲁先生!请问你,你是爱做小说的人,不管你做的是写实的也好,是浪漫的也好,是《狂人日记》也好,是《阿鼠传》也好,你离开了实人生做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