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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

啊,上海男人-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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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才确切明白火和烫的真实意义。

有了90 年代,才发觉80 年代是多么单纯的敌我分明的时代。敌,就
是那个专制政权;我,就是所有反对强权、追求自由的人。压抑已久的社会
也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我们要民主;但是当民主真正到来时,我们似乎都傻
了眼。在新的组合里,原来专制阵营中出现了高喊民主自由的人;原来反对
阵营中,一旦掌有权力,就出现了行事独裁的人。原来千夫所指、万民唾弃
的国民党“老贼”突然显得高风亮节,因为民选出来的新一代“国会议员”
贪婪无厌、粗鄙不堪。究竟谁是我,谁是敌呢?傻眼的同时,我们理解了原
来当时只有一个敌人,就是统治政权;民主之后,敌人就在“我”的身边,
好大一串:财团形成利益团体收买政客,政客为了巩固选票结合黑道,黑道
为了充实地盘贿赂地方官吏,地方官吏利用职权勾结派系。。,一切,都在
民主的旗帜下进行;而由于民主的结构,这一切都经过了“我”的默许与合
作,我,就是自己的敌人。三分之一的民意代表有犯罪前科,老百姓应该义
愤填膺吗?什么义愤,什么填膺?他们全是“我”老百姓一人一票选举出来
的。义愤填膺就是自打耳光。

这种讽刺,哪里是当年关注民主运动的我们所能预见的呢?可是严肃
的历史剧演变为荒唐闹剧是有前例的。1912 年1 月1 日民国成立,孙中山
意气风发:“。。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
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
之速也。”十一年之后,他有了新的体认:“。。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
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堕废,乃生无数专制
一方之小朝廷。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使国人遂疑
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此则目前情形无可讳者也。”“革命不
足以致治”,能破未必能立,能反对不见得能治国,这个教训我们在台湾的
民主实验中亲身经历了。为什么反对者——我指当年向威权政体挑战的知识
分子、政治人物和一般民众——一旦掌有权力,却不见得更有能力?这种情
况在今日东欧几乎是个定律。我想和反对者的本质有关。


我们在80 年代抨击国民党时,很少人说是因为国民党的经济决策或交
通政策、教育政策不够完善而加以反对。我们所反对的不是那个体制没有效
率,而是那个体制没有正义。当然,很可能没有效率的体制也必然没有正义,
但重点是,有没有效率是实务问题,有没有正义是道德问题;而异议分子,
不论是纯洁的理想主义者或不怎么纯洁的政治野心家,往往倾向于以道德诉
求作为夺权的基础。“吊民伐罪”也好,“替天行道”也好,都是从道德出发。

革命成功之后,反对者,尤其是遭受过迫害的反对者,头上便有一围
道德光环。

然后问题就紧接着出现了。如果从前最迫切的是有没有正义的道德问
题,那么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有没有效率的实务问题。头上有道德光环的
人却不一定能处理经济政策、交通政策、教育政策。

而最严重的挑战还在于,凡有道德光环的人都容易有道德洁癖:我纯
洁,你肮脏,因此我正确,你错误。在抗争强权时,他也许曾经是那纯洁的
正确的,但是在改变了的环境里,他不一定仍旧是那纯洁的正确的,可是多
年来他已习惯地信任自己的纯洁正确。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访台,让台湾人充
分见识到他作为工人革命家的魅力,但是今天波兰人提到他时,却要面露轻
蔑地说:“哦,那个傻瓜呀!”他们觉得瓦文萨的反对者魅力和工人知识已经
不足以应付庞杂深奥的国家难题,但是瓦文萨对自己仍旧信心满满。

反对者是不是有能力走在社会的前面而不拖在后面?反对者是不是保
留了批判力,像从前检讨别人一样地检讨自己?他是否不因权力而腐化,不
为夺权而堕落?在短短十年中,我们所目睹的“议会现形记”、官场中俨如
宫廷政治的权力斗争和交易,以及知识分子的轻易收编等等,显示的是反对
者文化素质和能力的薄弱。“革命不足以致治”,唉,何其真确!

至于“民族不足以有为”,则未免妄自菲薄了。哲学家卡尔·波普(1902~
1994)在50 年代观察欧洲在战后所建立的摇摇摆摆的民主时,曾经提出过警
告:任何民主形式,如果缺少了固有传统文化的支持,都是空的。民主只是
原则,如何实践则必须看一个文化本来的传统是什么性质。

台湾的选举热热闹闹开展时,我常在乡下看见同乡会和宗亲会的拉票
活动,不能不想起波普的话。民主的形式我们是赢得了,但是它与我们什么
样的文化传统结合而实践呢?布袋乡的人选布袋乡的,姓李的选姓李的,歪
嘴的选歪嘴的。哇,传统文化果然决定民主的实质内容!在这种结合下,十
年中所选举出来的民意代表有杀人不眨眼的黑道,有偷鸡摸狗的窃贼,有偷
窥女人内裤、口说脏话的下流痞子和财大气粗、目中无人的土霸王;自由选
举出来的总统费尽心思打击异己,扩充自己的权力。你和我,觉得惊讶吗?
在十年实验中,我对“民意”这个东西也有了新的认识。在威权统治下,民
意受到压迫和扭曲。依照“凡受压迫的都是崇高的”这个定律,民意也戴着
道德的光环,成为民主时代最受欢迎的英雄。政治人物以民意为武器打击对
手,社运人士以民意为后盾推销理念,报纸老板以民意为理由废掉副刊。在
民意的统治下,不同意见的声音自动消音;这是个民主时代,民意至上的时
代。

太奇妙了。在强人政权下,反对蒋家王朝、推动闽南语、鼓吹女权运
动、赞成同性恋等等都是被压抑的声音。民主之后,这些被长期压抑的声音
一一跃为主调,很好,可是在同时,不合乎主调的声音却变成了新的被压抑
者。民意张开一张“政治正确”的大伞,没有多少人敢大声地赞美蒋家父子,


敢大声地支持两岸统一,敢大声地批判闽南文化的新沙文主义之可能,敢大
声地批评女权运动或大声地宣布自己不喜欢同性恋。让我暂用“自由”和“保
守”这两个并不精确的字眼。如果说十年前是保守派当道的日子,自由派受
到打压,那么十年后便是自由派掌权,而保守的言论受到抑制。我们从“什
么都不可以”的时代走进“什么都可以”的时代,而反对“什么都可以”的
却不可以。

换了一批人,换了一套思想作为主流,可是压抑异议的机制依旧。只
是这一回,压力不来自一个强权政府,而来自一个强权的“民意”。不,这
不是我在80 年代所想象的公平开放、理性辩论的民主环境。

而民意的强权并不比政府的强权不危险。首先是民意本身的可疑及不
可信赖。很大一部分的所谓民意由媒体形成。威权政府曾经是媒体的共同敌
人,这个敌人没有了,媒体在自由中很吊诡地成为自己的敌人:报纸老板以
一己的政治立场控制言论,政治人物利用媒体操纵舆论,电视唯利是图不设
下限地自我庸俗化,媒体记者因素质不够而提供半真半假的信息,因判断力
不足而做出夸大或偏颇的评论。民意的形成过程中有太多太多操纵做假的空
间,此其一。

而民意即使是真实的,却绝对未必是对的,此其二。历史上的例子不
胜枚举。希特勒是靠着民意上台的,美国南方当年歧视黑人的法令是基于民
意而写成的,义和团残杀外国教士时,旁观的常有喝彩的乡民。民意如果不
接受批判又没有自我反省的节制,可以形成可怕的暴力,带来全体的灾难。

对民意的批判从哪里来?如果民意指的是大多数人的意见,那么批判
当然得来自少数人。民主的基本原则固然是“服从多数”,可是有一个不可
或缺的下半句:“尊重少数”。

在迷信民意、民粹主义越来越盛行的十年中,“服从多数”成为信条,
“尊重少数”却被轻易遗忘。威权政府和暴力是明显而易见的,“多数”的
暴力却往往隐于无形,因为可能批判它的人,本身或许就属于那多数而不察
觉自己的霸道和粗暴;但是多数如果践踏“尊重少数”的原则,它就是另一
个形式的暴力集团,彻底违背了民主的基本精神。此其三。

我可从来没有想到,在80 年代鼓吹民意至上的人到了90 年代竟会谈
起民意的危险来;时代真的变了,问题也换了一套。如果反对者从前的责任
是挑战强权,热辣辣地批判,他现在的责任可能是做那客观而理性的“少数”,
不哗众取宠,不被主流收编,对盲从性极高的“大多数”提供一个冷冷的声
音。我的同代人不知以为然否?和许许多多改革者、革命家一样,我曾经天
真地以为专制政权被摧毁之后,自由就有了保障。十年回首,才知道那不过
是个谦卑的开始。当人民自己掌握了权力而他对权力的相对责任了解不够
时,他对自由的威胁和专制政权一样大。但是如果十年民主后的台湾显得混
乱,我们的结论不该是民主制度不好,而是我们的民主体质不够成熟,不够
健全。太着急,大概也不必吧?想想,法国大革命发生在两百年前,而我们,
毕竟也才只是十年罢了。但是一步一个脚印,不愧对历史。

第2 节 反省之可疑


有许多似乎大家都已同意的结论,深思起来,其实可疑。

只要提到战争责任,不论是大陆人、台湾人或香港人多半会走到一个
结论:德国人懂得反省自责,日本人死不认错,民族性差别甚大。

表面上在客观地谈民族性,真正蠢动的是中国人对历史不平的愤懑,
像余烬在冷却的壁炉里兀自闪着火光。

我对这个简单的对比非常怀疑。在“日本人不知反省”这个论调里,
有多少是客观的现象,有多少是我们主观的认定?身为中国人,我们都知道
日本政府将教科书中的“侵略”改成“进出”,并且为之义愤填膺,但是有
多少人知道家永三郎为了教科书这种改动而控告日本政府,诉讼锲而不舍进
行了一二十年?我们也都知道哪一个日本官员又到靖国神社参拜去了,并且
为之大大抗议,但是有多少人注意今年4 月发生在日本爱媛县的事情?爱媛
县政府在1981 至1986 年间,每年由公款支付靖国神社大祭的“玉串费”和
慰灵大祭的供物费。爱媛县民认为这种公款支出违背了日本宪法二○·八九
条“政教分离”的原则而对县政府提出控告,要求退回公款十六万六千日圆。
案件经过地方法院一审、高等法院二审,到最后最高法院法官以十三比二的
比例判定爱援县政府违宪,必须抽回公款。

钱的数目非常小,但是判决的意义非常大。显然日本人也有很多种:
有人借着靖国神社的慰灵来闪避与历史的尖锐面对,也有人不为靖国神社所
代表的民族意识所惑,坚持政教的分离;然而为什么中国人只记得前者而忽
视后者?这种有选择性的记忆是不是反映了中国人的主观意愿?选择出来的
细节当然是片面的,它究竟证明了“日本人不知反省”或者只是加强了我们
对日本人原有的成见?司马辽太郎的《台湾纪行》令人反感有一个重要原因:
在他笔下,好像所有台湾人都是精通日语、怀念日据时代、喜爱日本文化的。
我们知道那只是台湾人的一种。司马缺少一个文化观察者不可或缺的警觉:
他的采样选择是否受他主观情感和意愿的影响?他的采样有多大多广的代表
性?当我们说“日本人不知反省”的时候,我们的采样是否客观?我们在说
哪一种日本人?这一种日本人在他的整体社会中占多大比例?除了家永三郎
和爱媛县民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个人或团体不同意官方的历史观?他们又有
多大影响?我们是否充分认识日本社会里的多元性?也许日本人不知反省是
一个事实;但是在我们能切实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不能骤下断语。毕竟
方法如果不周全,任何结论都是可疑的,不是吗?“德国人懂得反省”又是
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呢?我觉得不那么简单。

对第一次大战的战败,德国人的反应是屈辱与不平。后来希特勒的崛
起与战败德国人希望重新振兴国威的心理很有关联。二次大战后,所谓反省
也要等到60 年代末学生运动开始向传统挑战之后才能展开。也就是说,日
耳曼人对战争的反省与其说是民族性所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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