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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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年　“肖的《通货史》”。发表在1895年10月《英国历史学评论》上的一篇评论文章。

　　1896年　“肖的《通货问题论文选》”。发表在1896年6月《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评论文章，第8页。

　　1899年　为安东·门格尔博士的《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一书英文版所撰写的介绍（106页）和文献目录（87页）。

　　由科尔曼教授译为德文，以“英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为题发表，这篇文章是他编辑并于1903年在柏林出版的威廉·汤普森的《财富分配》的内容介绍。

　　1907年　“马尔萨斯致李嘉图的一封信”。《经济学杂志》1907年6月号，第4页。

　　1908年　“戈德史密斯公司的经济学文献图书馆”。1908年发表于帕尔格雷夫的《政治经济学词典》（参见“经济学图书馆”的词条）附录中。后又发表于1925年希格斯所编的此书新版第一卷，第870－872页。

　　1909年　“银行储备”。《秘书》，1909年3月。对特许秘书协会的一次演说。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1909年　“美国的1907年危机”。《秘书》，1909年4月号（第125－133页）和五月号（第150－158页）。

　　对特许秘书协会的一次演说。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

　　1909年　为安德烈亚德斯的《英格兰银行史》英文版所撰写的序言。

　　1910年　为W．R．比斯乔普的《伦敦货币市场的崛起》所撰写的序言。

　　1911年　为冯·菲利波维茨的《英格兰银行史及其为国家提供的金融服务》一书撰写的序言，第16页。

　　1913年　“J。M．凯恩斯的《印度的通货与金融》”。在1912年12月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第12页。

　　1914年　“哈特利·威瑟斯的《货币变化》”。发表于《经济学杂志》1916年6月号的一篇评论文章。5页。1914年　为G。H。波纳尔的《英国银行业》撰写的序言。

　　1915年　“英国战时金融”。《经济学杂志》，1915年12月，第18页。

　　一篇评论文章。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

　　1916年　“道路与方式”。《经济学杂志》，1916年3月。19页。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

　　1917年　“工业斗争的性质”。《经济学杂志》，1917年9月，第15页。

　　为皇家研究院所作的两篇演说中的第一篇。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

　　1917年　“贸易与工业的金融问题”。《经济学杂志》，1917年12月，第21页。

　　上述演说中的第二篇。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

　　1917年　“通货膨胀：何以存在以及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加以控制”。《精算师协会会刊》，1917年10月。

　　为精算师协会所作的一篇演说。后又收入《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1919年　“威廉·坎宁安副主教”讣告。《经济学杂志》，1919年9月，第12页。

　　1919年　《当前金融问题论文选》。第17页后的280页。

　　对上述载录的八篇文章的重印。

　　1922年　“英镑”。《会计员》，1922年11月21日，第6页。

　　为藏书家协会所作的一篇演说。1927年　“巴克利银行史”。《经济学杂志》，1927年9月，第7页。

　　一篇评论文章。


　　






精英的聚会第十八章　亨利·坎宁安






第十八章　亨利·坎宁安

　　亨利·坎宁安爵士死于1935年5月3日，享年87岁。在马歇尔最喜爱的诸多学生中，他第一个离开了我们。他有着杰出的天赋，早年的时候，在他自己称作“几何经济学”的领域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坎宁安出身于军人和法官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将军，而他祖父则是一位陆军元帅（哈丁子爵）。他既是大法官瑟洛的后裔，又是大法官卡姆登的后裔。起初，他就在来自这两方面的遗传影响之间摇摆不定，然后先是加入皇家工程院，后来才下定决心为成为一名律师而来到剑桥。1870年，坎宁安进入圣约翰学院，攻读伦理学学位。当时，马歇尔刚刚被任命为学院的伦理学讲师，而福克斯韦尔则是当年的伦理学学位考试的第一名，坎宁安入校不久就受到了他们二人的影响。坎宁安在1873年获得伦理学学位考试的第二名，而前一年是威廉·坎宁安与梅特兰同获这一学位考试的第一名，在他之后的一年，詹姆斯·沃德获得第一名，再后一年，获得第一名的是我父亲J．N．凯恩斯。可能正是在与坎宁安的通信中，马歇尔第一次讨论了对外贸易与国内价值的纯理论。1904年，坎宁安在撰写那本关于曲线的著作的时候，马歇尔写信给他，提醒他注意那些他本人从小就熟悉的对外贸易曲线。马歇尔在信的结尾写道：“这封信很长，但我并不想为此道歉。因为它使我们回忆起了过去的时光；那些古怪的教室，那些贴近地面的小窗子，窗外那些高高的榆树，还有那些至今我仍然深深热爱着的一张张脸。而这封信的收信人正是其中之一，写信人却是那个不修边幅的老教师，艾尔弗雷德·马歇尔。”

　　这对坎宁安产生的影响和对他思想的启发是持久的——大约20年之后，他成为关于数理经济学的第一篇论文的作者，这篇文章刊登在当时刚刚组建的《经济学杂志》（1892年）上；30年后，他出版了他的《几何政治经济学》（1904年）。马歇尔夫人写信给我，回忆起那段日子：“70年代初，亨利·坎宁安是马歇尔最喜欢的学生之一。我第一次听说他，是有一次在课堂上马歇尔说，出乎他的意外，坎宁安竟然不是伦理学学位考试的一等荣誉获得者，而只是获得了二等荣誉。后来，当时圣约翰的校长告诉我，他常常看到艾尔弗雷德和坎宁安并肩坐在‘新建筑’的走廊台阶上，专心致志地讨论经济学问题。他在获得学位之后经常来拜访我们，无论是对经济学还是其他什么偶而感兴趣的学科他都激情澎湃，他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令人惊讶。我很清楚地记得他的模样——又宽又壮、圆头圆脑，红润的脸上总带着幽默的微笑。他一点儿也不流于尘俗。我记得在一个星期天，我和他一起沿着贝克斯漫步，当时他把高帽戴在脑后，嘴里叼着烟斗，这种举止在80年代的剑桥显得很不相宜。70年代，他为艾尔弗雷德发明了一个工具，马歇尔用它可以画出一系列分布均匀的双曲线，他在讲授关于垄断的章节的时候，这个工具派上了大用场。”

　　马歇尔夫人提到的这种能在黑板上画出分布均匀的双曲线的工具，听过马歇尔的课程的四十批学生都很熟悉。马歇尔把他最早的一篇经济学论文（这也是他第二篇印成铅字的文章）交给剑桥哲学学会的时候，这个工具就更为人所熟知了。马歇尔的这篇论文名叫“以一系列的双曲线图表示的与垄断相关的若干经济问题”，刊登在1873年10月的《剑桥哲学学会会刊》上。

　　离开剑桥之后，坎宁安的职业几经变化，令人不可思议。他先是撰写了一部关于专利法的颇受欢迎的论著，后来却慢慢由法庭转向了行政机构，其间他曾担任委员会和皇家委员会的秘书，成绩卓著。其中的一项杰出成就是，在他1884年受任为处理城市慈善基金的助理专员后，建立了伦敦综合工艺学校。另一项成就是他当选为皇家委员会煤矿委员会的主席（1906年），在他的努力下，1911年通过了《煤矿法》。《泰晤士报》讲述道：“尽管有时显得异想天开，但这位委员会主席的才能的确不同凡响。他从大不列颠的这一头跑到另一头，在各种矿井里上上下下，穿上各种稀奇古怪的工作服，亲自考察矿工们的工作条件。”

　　1880年，他担任英属圭亚那事务专员；1888年，担任帕内尔委员会秘书；1892年，担任白令海调解委员会秘书；1894年，担任鲍厄勋爵委员会处理“羽石骚乱”问题的秘书；后又担任驻法、驻德各种国际委员会的英方代表；1899年，担任皇家委员会处理铁路事故的委员；1903年，担任皇家委员会战时食品供应方面的委员……诸如此类，数不胜数。1894年，阿斯奎思先生任命他为法律事务助理以及国内事务办公室的副秘书，这一职务他担任了20年之久。《泰晤士报》的讣告作者把他在这一职务上的履历作了总结：“恐怕再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政府职务是由像坎宁安这样古怪，或者说颇具个性的人来担任的了。他的聪明才智是无可置疑的，尽管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很难说是展现聪明才智的最佳场所。看起来没有哪一学科是他一无所知的，也没有哪个论题是他不能滔滔不绝的。他是个电气技师，并曾一度担任过电气工程师协会的副主席，他的家中设有实验室和工作间。在正式会见中，他经常引用黑格尔哲学、巴尔扎克的小说（对其情节他了如指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以及他最近孜孜不倦地加以研究的其他文学或学问的分支，他的旁征博引使会见增色不少。有一次，火柴生产中的‘磷毒性颌疽’引起了国内事务办公室的注意，坎宁安宣布，他自己发明并生产了一种无磷的安全火柴。随后在国内事务秘书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会议，验证这一发明，不过坎宁安火柴的前景在腾起的一阵烟雾中破灭了。另有一次，皇家矿业委员会调查预防矿工肺结核病的问题，坎宁安在自己的工作间里造出了一个尺寸很大的模型人，它能够演示喉咙和肺的工作情况，还能说明烟尘是怎样进入呼吸系统的，这让他的同事们惊诧不已。这些不过是他锐意求新的公共服务的典型例子。就他本人来说，如果他在生活各方面的渊博学识以及实际知识能够专精于某一方面，他也许会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专家之一。与此同时，他的官场历程并不比那些智力上不如他的人更成功，令他感到失意的是，在1908年麦肯齐·查默斯爵士退休之后，他并没有被任命为国内事务办公室的负责人。”尽管如此，像坎宁安这样的人仍然是英国政府部门的骄傲与光荣。

　　还需指出的是，在他的诸多爱好中，他还是制图员、上釉技师、钟表方面的权威以及黑格尔的信徒。因为他曾写过“金属上釉工艺”、“欧洲的釉质”、“电腐蚀”、“时间与钟表”、“哲学短论”等著作，他还写过一本电照明方面的书。

　　他在经济学方面的作品，我经过搜寻，现罗列如下：

　　（1）“一种能够画出一系列分布均匀的双曲线的工具”，《剑桥哲学学会会刊》，1873年10月。

　　（2）由大学函授教育伦敦协会的主办，在汤因比楼发表了十次演说，题目是“英国的政治、社会和工业状况”，时间大约在1883年。马歇尔图书馆的一本论文集中收有这些演说的概略，这是从《慈善机构记事录》上翻印下来的。

　　（3）“表述交换价值、垄断和地租的简单几何方法的某些改进”，《经济学杂志）（1892年），第2卷，第35页。

　　（4）“以几何方法检验的从价的和从量的进出口关税效应分析”，《经济学杂志》（1903年），第13卷，第313页。

　　（5）《几何政治经济学，以图解方法对经济学纯理论进行的基本论述》第128页，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1904年。

　　（6）在1912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经济学部和统计学部发表的主席演说，《统计学杂志》（1912－1913年）第76卷，第88页。

　　今天，可以就1883年汤因比楼的演说讲一堂精彩的课，因为这位经济学家，像所有经济学家应该做的那样，同时也是一位道德科学家。有两个预言性的段落可以引用如下：“有人惯于认为，只要使一个民族保持无知，就可以避免革命。事实却恰恰相反……富人的财产和生活正在由穷人任意支配，这个教训是不需要认字就能学到的。实际上，最无知的人们就最容易掌握这一点。俄罗斯农民把他们所憎恨的犹太人野蛮地驱逐出俄罗斯，一旦他们掌握了‘人的权利’这一观念，那些拥有庞大家产的人和那些远方的城堡可能就要大难临头了。”

　　又：“如今在英格兰大肆鼓吹的社会主义纯属无稽之谈，在我看来，它们不过是建立在偏见和谬误的基础之上。但我斗胆预言，在未来几年里，人们会听到更多这方面的谈论。

　　“这段时间里，在这些以及其他理论找到更稳固的基础之前，我建议要像科学家对待假说那样对待它们——就是要姑妄听之，而不可行之。”

　　“当今英国人的任务，就是要承担起落在我们肩上的工作，去教育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