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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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个人财富而牺牲国民福利。在有些作者笔下，资本主义已经越走越远，他们竟然对高工资大加痛惜，认为这是堪与坏收成相比的灾难。”从他年轻时的预言可以看出，他是受到了金斯利、F．D．莫里斯和拉斯金的影响，并同情他们的抗议行为。尽管福克斯韦尔强烈地反对马克思，但我想，他可能是承认马克思的重要性的第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在有些方面，他与另一位剑桥经济学家，阿瑟·詹姆斯·鲍尔弗很接近，鲍尔弗差不多与他是同代人，70年代的剑桥经济理论同样使他形成了怀疑主义的态度，但与福克斯韦尔不同的是，他常常是貌似谦恭而实则冷嘲热讽。马歇尔在他最初的理论建树与1890年发表的“原理”之间存在一个方法上的转变，如果说这种转变多少是受到了福克斯韦尔早年言辞的影响，这恐怕并不是捕风捉影。无论怎样，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很少形诸文字，但通过许多讨论和谈话，福克斯韦尔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即经济学不是逻辑学或数学的分支，而是一种处理公共事务的艺术，这种艺术的方法则是在充分利用全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推理分析。后来，当马歇尔沿着这一方向一无反顾地前进时，福克斯韦尔在剑桥的存在对马歇尔多少成了一种讽刺，而当福克斯韦尔支持副主教威廉·坎宁安时，这种讽刺意味就更明显了，因为此公不但能言善辩，而且以争吵为乐事。然而，争来争去，马歇尔仍然是剑桥学派的首领，他也统治着那些前途光明的青年们，而这，从另一方面来说，更加削弱了福克斯韦尔“二把手”的地位，使他在剑桥落了下风，这种处境自始至终纠缠着福克斯韦尔，而这也正是观察福克斯韦尔的人生历程时抹煞不了的背景。
赫伯特·索默顿·福克斯韦尔1849年6月17日出生于曼迪普斯的谢普顿玛列特。他的父亲是一个小五金商人，后来又经营石板和木材，他自己的生意十分兴隆，但他的投资却不太有利，在1866年的奥弗伦·格尼破产风潮中遭受了损失。这样，到了儿子将要上大学的时候，家里却不像从前那么富裕了，这位父亲开始不断地抱怨（儿子也继承了这个习惯并保持终生）他的投资状况。尽管如此，到了1868年1月22日，福克斯韦尔终于能够心平气和地在日记中写道：“与妈妈下象棋，爸爸对我去剑桥很满意，因为我的好运气使花费减少了。”他的父亲对家教信条十分虔诚，并把他培养成一个卫理分会教徒。年轻的时候，他对参加布道极为热衷。例如，1868年1月5日“雷弗德·威廉姆斯在早晨做‘来自上帝的抚慰，它们是否微不足道’的布道，在晚上对年轻人做‘伯沙撤当晚死去’的布道，这两个布道都非常精彩”。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又到了伦敦：“上午到坦普尔教堂，出色的礼拜，美丽的教堂；下午到威斯敏斯特教堂，优美的颂歌；晚上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下做礼拜，穆尔蒙斯的精彩布道，庄严肃穆的场景。”1868年2月16日，他到剑桥的第三个星期天，又参加了五个礼拜，“上午和晚上在学院教堂，杜里尔在晚上布道，下午在圣玛丽教堂聆听利奇菲尔德大主教的布道，关于教会在本国的失败，高尚而无畏的布道，上午与晚上在卫理分会教堂。卡特先生。”但到1872年时，卫理分会已经逐渐不再布道了，只有学院教堂的每个星期天下午还在进行。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很少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更像一个有神论者，对宗教抱有宽容而同情的态度。
他的生母是他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她是汉德科克家族的一员，这个爱尔兰家族的首领是卡斯尔曼因勋爵，对他的历史，福克斯韦尔十分感兴趣。福克斯韦尔的母亲是一位很有天份，很聪慧的妇女，她自己教育四个儿子，直到12岁左右把他们送进汤顿的卫理分会学院。她弹得一手好钢琴，这使福克斯韦尔对音乐养成了浓厚的趣昧。4岁的时候，福克斯韦尔开始跟他的姥姥学法语，他很爱自己的姥姥，他姥姥的母亲曾经属于波因德斯特里家族，居住在海峡之间的岛上，所以主要说法语而不是英语。福克斯韦尔自己也偏爱说法语，在他的性格中很容易看到法国和爱尔兰气质。他小时候在家中嬉戏的日子多彩而迷人，这段童年时光他永远难以忘怀。和兄弟姐妹们在大花园里玩耍，他们的豚鼠、白鼠和25只兔笼子，艾伦家和墙壁另外一边的怀布伦特家的孩子和他们一起玩得兴高采烈，他的小矮马“范尼”，跟随他们多年的露茜对他们细心呵护，妈妈在茶后弹奏的钢琴，和父亲的长途旅行，在曼迪普斯的荒原上四处漫游。一直到死，这些都始终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他是个早慧的孩子，虽然没有达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1岁就阅读牛顿的《原理》的程度，但他4岁就能读懂法文，7岁就开始对报纸上发生的事情品头论足。16岁时，他所写的日记已经十分成熟。在汤顿的女王学院做寄宿生的时候，他得到了西布利先生的精心教育，1866年他就成为伦敦大学录取光荣榜上的第三名，这时他年仅16岁，是入学的最低年龄。刚过18岁，他就取得了伦敦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8岁半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圣约翰学院伦理科学的学生。1870年，他获得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的第一名，1872年，他获得了休厄尔奖学金。1874年，他被选为学院的研究员。他总是把这个好运气归因于三一学院院长，W·H．汤普森先生的影响。汤普森先生以他的职务成为休厄尔考试的当然考官，他被福克斯韦尔的论文深深打动，他把这一印象告知了圣约翰学院的院长贝特森博士。但福克斯韦尔的性情并不适合于作一个哲学家。他的头脑既不精于玄思，也不长于抽象，也并不善于概括。他更像一个历史学家——在这个领域还存在许多偏见。他的天赋是他的记忆、品味、穿越时空的想像力以及做事时的井井有条。正是他的有条不紊和喜欢分门别类的习性，再加上一点鉴赏力决定了他一生的工作。从很早的时候，他就习惯了按部就班。在17岁，他就开始记录下自己每天走路，或者像他所说的“出门漫游”的里程，他还要把每天睡觉和起床的时间一一记下，这些习惯他保持了很多年。只要是对他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他那些贴贴补补或记满各种笔记的纸张。他的笔体隽秀，粗大而醒目，在他本科毕业之后，除了字体更大以外，这种风格保持至终。
在马歇尔离开剑桥到布里斯托尔之前不久，福克斯韦尔遇到了一件对他很有利的事情。1874年，福克斯韦尔还很年轻，但却被指定监考当年的伦理科学学位考试。他的同事之一就是杰文斯，杰文斯借这一机会第一次访问了剑桥。这是他们之间亲密友谊的开始，这一友谊始终保持，直到1882年杰文斯去世。在1875年的信中，福克斯韦尔曾试图缓和杰文斯对李嘉图和穆勒的抨击。1876年的春季学期，杰文斯虽然已经当选为伦敦大学学院的教授，但由于他还不能离开曼彻斯特的欧文斯学院，这时候就由福克斯韦尔代他主持讲座。5年之后的1881年5月7日，福克斯韦尔接任了杰文斯在大学学院的教席。同年12月，正当杰文斯开始选辑他的《通货与金融研究》之际，他到剑桥对福克斯韦尔进行了最后一次拜访。1882年他去世之后，福克斯韦尔被邀请完成这本书的编辑工作，这本书在1884年问世。后来，他又花了大量时间来整理、校对杰文斯未完成的遗著《经济学原理》，但这本书的编辑工作最终是由希格斯先生完成并于1905年出版的。
由于杰文斯的关系，福克斯韦尔与伦敦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联系保持了40年之久，直到他于1922年辞职。在1896年伦敦经济学院建立之后，他就在那里讲授通货与银行学。他还是新的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但他从未居住在伦敦，与伦敦大学的关系也未能尽如人意。他还两次申请过其他职位，1901年，他竞选伯明翰商会的新一任会长，他得到了A。J．鲍尔弗、吉芬、马歇尔、埃奇沃思、尼科尔森和J。N．凯恩斯的支持；但由于戈申和米尔纳施加了影响，使这一职位落在了W．J．阿什利的头上。1908年他还曾谋求接替马歇尔的职位。关于福克斯韦尔与大学学院的关系，下面附有科利特小姐所做的一番记述。福克斯韦尔在伦敦教学的漫长岁月中，最令他满意，而这种满意之情又最为长久的事，大概就是他与亨利·希格斯之间的友谊与相互爱戴了。希格斯是福克斯韦尔在伦敦最早的学生之一。在长达50年的岁月里，希格斯与福克斯韦尔都保持着相同的品味、相同的兴趣，并且并肩工作。在福克斯韦尔的晚年，当希格斯开始编辑《经济学文献目录》时，他们之间的友谊变得更加深厚，因为这本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福克斯韦尔所做的各种笔记和收藏，福克斯韦尔生前看到了此书第一卷的问世。
由于他在伦敦和剑桥承担着双重的教学任务，而且要在两地之间来回奔波，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使他再无暇从事创造性的工作。1886年他发表了自己第一篇论文“就业的不稳定性和价格的波动”，但这一研究并未能最终完成。他为考试花费了太多的精力，他还经常就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与人通信，尽管他有时要拖延回信。实际上，他终生都被各种细枝末节所缠绕，使自己没有机会专注于某本书的写作。除了这些具体的困难之外，他还常常一本正经地宣称，尽管他喜欢看到自己的作品印成铅字或装订成册，但他不愿意埋头看书，除非是为了什么严肃的目的。他反对那种认为学术界人士就该整天爬格子的想法。他对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小小的快乐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而无须用两个硬封面之间的那些书页来作为减轻丧命之痛的药剂，在他看来，这种药剂只是为那些不能像他这样从生活本身获得快乐的人准备的。实际上，对这种硬封面他只利用了一次，他更愿意为别人的著作提供资料或撰写介绍性的文章。对他在漫长一生中所写的各种作品，我在下文中都一一记录下来（福克斯韦尔是众人当中尤其不能不为他撰写作品目录的人），但他的精华部分，或者说他对培育英国的经济学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却不在其中。可以看出，他的论题主要集中在金融与货币，尤其是金银复本位制方面，在关于金银复本位制的辩论中，他独占鳌头，他既是推动变革的学术界杰出人物，又是美国当局，F．A沃克和达纳·霍顿的朋友与智囊。但他的最完整、最重要的作品却是他对英国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记述，这是一篇为安东·门格尔的《获得一切劳动产品的权利》的英文版所写的一篇介绍性的前言，这篇前言长达百页，并在文后附有一个80页的文献目录。从文中三处对李嘉图、穆勒和科贝特的引用，对福克斯韦尔的思想可见一斑（但也许这篇序言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对那些不知名的作者的评价以及它对欧文的影响的论述）：“我在研究社会主义的各种文献的时候，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李嘉图以及在他旗下的那些虽有能力但却生硬刻薄的作家给经济学教育投下的不祥的颜色将会带来遗害极深的灾难性后果。门格尔博士明白无误地指出，正是李嘉图那些粗滥的推断使现代社会主义拥有了一个貌似科学的基础，这些推断激起了革命而并未证明革命。我们常常会低估在学术训练中至关重要的方法训练的价值。这时候，我们就会想起李嘉图。李嘉图和那些鼓吹他的学说的人在思考社会问题时使用不科学的假说，把主观臆断的结论强加在实际事务之上，他们将作为危险地使用错误方法的范例永久地流传下去。当李嘉图不假思索地把他那过分精巧的推理用于解决严肃的实际问题的时候，这种方法就带来了恶劣的、误导性的后果。他已经陷入抽象而脱离现实，但他却浑然不觉。这样，正如杰文斯已经觉察到的，李嘉图使得英国经济学的历程大大扭曲了。他使英国经济学脱离历史、脱离现实，丧失了科学的根基，沦为政治党派的工具。而且，经济学险些失去了在立法和公共事务中公正的权威地位。直到一些理论家们致力于更为精确的论述，而历史学派使那些真实命题获得了更开阔的视野，这样在大厦将倾之际，这种方法上的错误才被扭转过来。然而，造化弄人，李嘉图本来试图去阐释社会主义，但正是他，而不是其他的社会主义作家一点一点地损害了这种社会的基础。李嘉图曾坚信社会主义将是一种典范式的，返朴归真式的社会，然而，这实际上不过是幻想中的国度。”
“在詹姆斯·穆勒和希鲁厄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