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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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尚且健在的同代人，马歇尔很清楚自己在能力上的巨大优势。他在1885年的就职演说中说道：“12年前，英格兰拥有或许是最才华横溢的一群经济学家，像他们这样在同一个时代出现在同一个国家的情况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然而一个接一个，穆勒、凯尔恩斯、巴奇霍特、克利夫、莱斯利、杰文斯、纽马奇和福西特先后离开了我们。”当时剩下的人中，再无一人堪与马歇尔并驾齐驱了。对于自己的学生，马歇尔加以精心培养，因为他们将要承担未来的经济学研究。然而，马歇尔却不愿意把半生不熟的面包撒在水面上，不愿意考虑与别人合作的可行性，不愿意让这个世界从他身上获取能够滋补的养分。他不正是在违反他自己的信条，试图达到一个不可能的目标吗？经济学的宏篇巨论或许有很大的教育价值。我们也许的确需要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洋洋洒洒的大作。既然经济事实具有变动不定的特点，而孤立的经济原理又苍白无力，那么经济科学的进步与日常用途难道就不需要一些先驱和开拓者们撇开大部头的论著而埋头于小册子和专论的写作吗？我曾在前文中说道，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虽然不失为一部杰作，但充其量也不过像是一本小册子。这里我却要说，正是杰文斯乐于与世人分享自己的思想，才使他赢得了崇高的个人地位，产生了别人无法企及的影响力。杰文斯的所有经济学著述都属于小册子的性质。而马尔萨斯在《人口论》出版第一版后，想把它扩展为大部头的著作，这却反而毁掉了《人口论》。李嘉图最伟大的著作也都是一些风行一时的小册子。穆勒倒是凭借他的天赋完成了一部成功的巨著，但它对教育的意义远甚于对科学的意义，而且当新一代的辛巴德们已经在海上乘风破浪之时，他不也像个老人一样只能枯坐一旁吗？只由亚当·斯密一人享受宏篇巨论的荣誉就够了，经济学家们应当只争朝夕地撰写专著和短论，并祈求以此方式达到不朽。
那么，马歇尔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做法岂不是偏离了他那独特天赋的真实本性吗？“经济学”正如他在前面的引文中所说的，“本身并不是实际的真理，而只是探索实际真理的工具。”我们目前所使用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是马歇尔的创造。他在将其展示给这个世界之前，早早地把它交到了学生们的手里。这一工具的建立是马歇尔那独特天赋的最主要的成就。他认为经济学不是“实际真理”，他也极力地追求这种“实际真理”，然而在这方面他却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我的父亲曾经作为一名学生兼同事，目睹了马歇尔自始至终的思想发展历程。在我很小的时候，那时甚至我还不知经济学为何物，我就听到过我父亲的慨叹，慨叹马歇尔的顽固不化，这使他无法弄清自己的优势与劣势的确切所在；慨叹他的不可理喻的雄心，这使他不能把自己精神与天赋中的真正财富奉献给这个世界。全世界的经济学本来可能发展得更快，马歇尔的权威和影响本来可能更大，只要他的脾气稍稍有所不同。
马歇尔还有两个特点必须提到。首先，马歇尔过于害怕犯错误，面对批评脸皮太薄，对反对意见太容易着恼，甚至是在那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上。一种极端的敏感使他对于批评和反驳不够宽容。这种害怕由于言语冒失而招致批评的心理在其他方面也造成了不良影响。不管怎么说，偶而犯些小错毕竟无关大障，尤其是如果能及时发现，那么更不会造成什么恶劣影响。然而，说这是马歇尔的一个缺陷，是立足于他对科学的准确性与真实性的高标准——这种高标准常常令他的学生们望而生畏——的基础上的。
其次，马歇尔太急于做善事了。对于这一学科中那些与人类福祉以及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不直接相关的部分，他总是不屑一顾，即使有些内容间接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他认为如果自己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那就不是在追求至高无上的目标。这种观念来源于他内心的冲突，在充满了艰难、枯燥、苛刻、毫无感情色彩的理智与显然完全不同的、饱含热望的激情之间的冲突。当他的理智在追寻图解方法、对外贸易与货币理论的时候，他的内心一个传道士般的小精灵却在说，不，这样不行。在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时，他的理智之火行将熄灭。而那个一直被压迫的小精灵却跳了出来，有一次他说道：“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就要献身于心理学。经济学离理念的世界太遥远了，如果我在这方面说得过多，实业家们就不会读我的东西。”然而他毕竟还是把那种观念保持终生。他经常讲述这样一个早年的故事：“当我开始下决心尽我所能对政治经济学（当时‘经济学’这一词汇还未创造出来）进行彻底研究的时候，有一次我在街头橱窗里看到了一幅小小的油画（画中人面容憔悴，表情若有所思，是一个‘落魄者’的形象），我就花了几个先令把它买了下来，回到学院宿舍把它挂在壁炉架上，从此以后我就把它称为我的保护神，我立志努力让世间那些像画中人一样的人们都能达到幸福的境界。当时，我对经济学理论中的数学部分极感兴趣，于是我就抬头望一眼我的保护神，它把我带回到正路上来。有一次尤其灵验，因为是它把我从对终极目标的研究中拉了回来，使我开始研究喧嚣一时的金银复本位制问题。我是鄙视这样的问题的，但追求的本能把我引向它们。”这就是他的另外一种伟大品格：崇高的无私与献身公益的精神——这一点常常令他的学生们感动——中的瑕疵。
六
无论如何，1877年，马歇尔是在帮助夫人撰写《工业经济学》（1879年出版）。按原计划，这本书是夫人为剑桥大学函授部讲师作教材用的，但随着工作的进展，马歇尔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工作。《经济学原理》出版之后，他不仅压制那本书的发行，而且在同一题目下以完全不同的内容替代了原书。这本书改写后，基本上是《经济学原理》的缩写本，并“力求适应低年级学生们的需要”。在原书中，他的价值理论不得不以简短而不完善的形式表达出来，世人也只能以这样的形式来接受，我想，马歇尔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在11年后改写这本书。在1887年和1888年《经济学季刊》上与美国经济学家的辩论也使他进一步确证了这种印象。另外，他也放弃了那种认为对初级学生讲授经济学只需一个半指导性的函授教师辅以一本半严肃的教科书就已足够的观念。1910年，他在给1879年出版的《工业经济学》的一位日本译者的信中写道：“本书在撰写之初，是希望能够把简明易懂与科学严谨结合起来。现在看来，尽管有些专题可以写成简明的著作，但经济学的核心教义却不能如法炮制。”
正是这些情绪便他对这本书怀有偏见。实际上这本书自始至终都受到了行家们的高度赞誉，而且这是一本可以得到的最好的小型教科书。如果说有什么初级教科书的话，那么这本书可能是当时出版的同类著作中最好的——比福西特夫人、杰文斯所编写的入门书以及后来出现的一些教科书要好得多。不仅如此，本书第三篇后半部分中论述商业联合、工会、商务争议以及合作的章节，是在当代对这些重要题目首次作出的令人满意的表述。
本书脱稿后，马歇尔的身体衰弱到了极点。1881年出国休养期间，他并没有重新回到货币或对外贸易上去，而是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后来出现在《经济学原理》中的那些核心理论。在这期间，他到牛津任职，又回到剑桥执教备课，参加金银复本位制的辩论，和为金银委员会作证词等等诸多事务缠身。
马歇尔最初打算以一部书涵盖经济学的全部内容。1883和1884年，他的分配理论现出雏形。1885年夏天（在湖区），他在回到剑桥后的第一个长假期中开始为这本书最后定型：“（他写道）这一年的工作不尽如人意，部分原因是由于我正在摆脱对这本书的陈旧而狭隘的设想，应该使那些构成经济学支柱的抽象推理居于更显要的位置，但与此同时，我未能鼓起勇气，马上投身于撰写一部两卷本的著作，这部著作（逐渐润色之后）将成为我一生著述中最主要的成果。”
1886年：“我的主要工作是改造自己的写作计划。这一工作在夏季住于克罗姆附近的谢林汉姆时告一段落。这时我已使全书的内容基本定型，起码就第一卷来说是这样。随后，我第一次开始着手按照排印时的设想安排各个独立的章节。”
1887年（在格恩西岛）：“在写作此书方面大有进展，并且已与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安排了出版事宜。这个学年一结束，我就开始向印刷商寄校样。除了第六部分的半部内容外，其余各章节都已打印完毕，虽然还不能马上用于出版，但已具备了出版的模样。我是说，事情已经安排妥当，基本完成了。”
1888年：“长假期临近结束，我已将第五部分交付印刷商，第四部分也完工在即。之后，我准备在撰写‘正常价值或分配与交换’之前，添加进一步讨论‘生产成本’的新部分，把原拟留待关于‘正常价值’那一部分后半部中讨论的内容（稍作补充）放入这一篇内。这就是本书现在的第七部分。这个想法是慢慢形成的，因而这一学期的进展也就不是很大。”
1889年：“1889年的前四个月忙于第六部分的写作，先是写出了前四章的初稿，并修改了第五部分。同时，我还花了很大精力来撰写数学附录，其中很大部分已经付印。长假期中的八个星期是在波多尔港度过的，主要用于第六部分五六两章和第七部分一到五章的写作。”
这时工作进展神速，该书于1890年7月出版。
1890年之前，马歇尔就已是著名人士了，而《经济学原理》第一卷的出版则使他梦想成真。报章杂志纷纷以标题文章进行大张旗鼓的评论。记者们并不能确切分辨出这本书给科学带来的贡献和创新，但他们却极其敏锐地判断出经济思想的一个新纪元开始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蓓尔美尔新闻》说，“在我们一所古老的大学中出现了这样一位教授，他以毕生的精力用来把政治经济学改造为一门推进社会完善的科学。”旧的政治经济学“把人看作是完全自私、只知攫取的动物，而国家不过是这样一些动物所组成的群体。”如今，新的政治经济学诞生了，旧的政治经济学一去不复返了。《每日新闻》说：“这本书将会恢复人们对政治经济学曾经动摇的信任，它对于这个时代的意义将会像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对上个时代一样。”“它使这门科学中的其他著述都成为过时的东西，”《曼彻斯特卫报》说道，“如果说马歇尔教授的著作将成为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的里程碑，这恐怕并不是冒失的说法，因为它将指明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加快经济学研究的进程。”这些都只是一片赞誉声中的几例。
对于我们这些在马歇尔及其著作的哺育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要确认从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到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这一段长长的空白期中经济学的发展状况是一件困难的事，同样困难的是确定后者的出版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在埃奇沃思教授提供的笔记的帮助下，我将做这样一个尝试，指明这本书为人类知识宝库做出的几个尤其突出的贡献。
（1）最终澄清了在价值决定中需求与生产成本各自所起的作用，这一问题曾经由于李嘉图的隐晦和杰文斯的反应过激而引起一场不必要的争论。而在马歇尔作出分析之后，就没有什么值得多说了。“（埃奇沃思教授写道）对生产成本的新的论述使人们认清了它在价值决定中所起的作用。正如马歇尔在某个地方所说的，当古典学者们强调供给的作用甚于强调需求的作用时，他们凭借直觉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当马歇尔在本书第一版中重新回到那些老一代作者——他们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遭到杰文斯和庞巴维克等人的贬低——的时候，那些评论者们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喧嚣一时的批评带来的迷雾被驱散了。永恒的山峰又在同一高度重现了她那自然的雄姿。’”
（2）把由需求和供给在均衡点上决定价值的命题发展为一种一般性的思想，这就宛如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哥白尼体系，因为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经济学领域中的各个要素才在彼此均衡与相互作用中各就其位。而关于经济均衡的一般理论之所以能够巩固，又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思想法则，则是得益于两个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