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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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粮的年份与能够存粮的大丰收的年份交替出现，而且总的说来与太阳周期相一致，如果这个假设能成立的话，杰文斯就可以为他的理论找到坚实的基础，把他的论题与他在1863年就已得出但却被抛诸脑后的理论，即商业周期源于投资波动这一理论联系起来。因为对由于消费过多而引起的作物产品储存上的投资与不投资之间的交替，与杰文斯以前归因其上的对耐用物品新增投资的波动在结果上是相似的。
无论把假说建立于归纳性研究之上这样做对杰文斯来说是否是错误的，或是轻率的，这都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因为他本人是个逻辑学家和专于理论演绎的经济学家，却以这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问题，这使经济学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从伦理科学使用的先验方法转向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方法。但是经济学所面临的实际素材总是处于反复变化之中的。杰文斯追求的是一种极端困难的艺术，他几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孤身一人磨练技艺。
无论是在天赋上还是成就上，关于太阳黑子的论文都不能与《黄金价值的严重下降》相提并论。在他之后出现了对他的结论不利的情况，天文学家们转而认为太阳平均周期是11．125年，而对于商业周期，7或8年一次也比10或11年一次更常发生。1909年，他的儿子H．S．杰文斯教授以一种巧妙的方式重新思考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收成的统计数字可以被解释成3．5年的周期，两个或三个这样的小周期形成7年或10。5年那样的周期。战后，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对收成统计做了更为精细的研究，他的结论是一个15．2年的复杂周期，并可以分解成若干次周期。目前这一点已被广泛认同，即使发现收成周期与太阳周期或更复杂的气象现象相关，这也不能作为对商业周期的完整解释。以过于精密、过于绝对的形式来表达，使这一理论陷入偏见之中。但是，杰文斯关于气象现象影响收成波动以及收成波动影响商业循环（尽管今天不像过去那么重要）的观念，不会被轻易抛掉。
四
杰文斯对于建立在简化的、抽象的假设之上的演绎经济学的贡献同样是富于创造性的。他的思想可以回溯到1858－1859年，他22或23岁，在澳大利亚独自思考的那段时期。到1860年，当他已在伦敦大学学院工作时，一个成熟的理论在他头脑中业已成形。1860年6月1日，他写信给兄弟赫伯特：“前一时期，我在政治经济学上花了很大精力。短短几个月，我就幸运地得出了‘真正的经济理论’，对此我确信无疑。它是如此透彻、如此连贯，以致于我在阅读其他这方面的著作时简直是满腔愤慨。这一理论在原理上全部是数学问题，我同时表明了数据计算如此复杂，目前是没有希望完成的。但是，对政治经济学从前得出的那些主要原理，我已经用数学方法全部做了证明。只需处理一系列定义、公理和定理就可以得出结论，它们非常严格而且相互联系，就像是许多几何问题一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公理是，以人们必须消费的简单食物为例，随着商品消费量的增加，从最后一部分商品中得到的效用和好处依某种程度递减。人们吃饭时从开始到最后所得到的享受是递减的，这可以作为例证之一。我作出假设，即平均说来，效用比率是商品数量的某一连续的数学函数。效用原理实际上总是被政治经济学家们以复杂得多的形式表达出来，并冠以供给与需求原理的名称，而一旦以简洁适当的方式加以表述，整个政治经济学就会豁然开朗。当然，多数结论还是原先已有的，并用与从前一致的方法表述出来，但就我所知，我对资本的定义以及我所提出的资本利息的原则是颇具新意的。我并不想把这些东西束之高阁而让别人抢占先机，所以我想明年春天将它们公之于众。”
然而，直到两年多之后，他的理论的梗概才得以公开发表。杰文斯寄了一篇题为《对政治经济学一般数学理论的介绍》的短小论文给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下部，在他缺席的情况下，1862年在剑桥举行的会议上宣读了这篇论文，当时马歇尔正是剑桥一年级的本科生。杰文斯对这篇论文的价值和水平是有信心的，虽然不免心存疑虑，但还是盼望它产生某种效应。1862年9月，他写信给他的兄弟：“虽然我很清楚我的这篇论文的价值可能抵得上其他所有宣读的论文的总和，但我不能断言它一定会被接受——它是不是被宣读，或者它会不会被看作是胡言乱语……实际上，我十分好奇地想知道我的理论对我的朋友们乃至全世界会造成什么样的反响。我会像一个炮手注视着炮弹或弹丸的飞行轨迹那样关注着它，看它是否会产生预期的效果。”
这篇论文未能引起任何注意并且未能发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秘书写信给他说，“对以上提到的理论进行深入解释以及发表它的工作将被推迟，直到出现合适的时机把如此困难的问题确立为研究目标之后才能予以考虑。”四年之后它才被发表在《统计学杂志》（1866年6月）上，占用了五页的篇幅。尽管对现在的读者来说，杰文斯的27个段落都很流畅，但作为一个完整理论的摘要和提纲，它还是显得复杂了一点。但他后来所有思想的实质都已经在这里了。一个享乐主义者的计算使我们在消费带来的效用与劳动带来的负效用之间谋求平衡。商品价格不是决定于商品的总效用，而是决定于消费的边际效用和生产的边际负效用之间的均衡。或者像他在这里表述的那样，“效用系数是物品供应最后那个无限小的增加量与它带来的快乐增加量之间的比率。”“在一定强度和持续时间下，劳动将被持续使用，直到再增加使用劳动所带来的痛苦大于因此带来的产出增加所代表的快乐。资本量则是由资本用于投资所造成的享受推迟所代表的效用来估量的……因为劳动必须要有一定量的资本相协助，而利息率总是由新的产出增量与用于生产的资本增量的比率所决定的。”在一个结论句中表明了他与古典学派的分野：“资本的利率与对劳动的全部回报无关，而只与最后的资本增量所增加的回报相关。”
这一摘要并未比第一次宣读它时得到更多的重视，但在五年以后，它被完整地表述出来，《政治经济学原理》于1871年10月出版。H．S．杰文斯教授记载说，“根据我父亲手稿上的一条笔记，如果不是由于1868年和1870年弗莱明·詹金教授的两篇文章出现，这本书的出版可能要大大推迟到1871年之后”。这本书无论在顺序上还是在实质内容上都紧扣约十年前的那一个摘要。但它却完成了后者当时做出的承诺，“减少以数学形式表达这一科学时会碰到的主要难题”，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引入了图示，并以数学形式表达论点，为此而频繁使用了微积分符号。
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这一学科历史上的地位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对它的内容我就不再赘述。1871年的时候它已经不再像1862年时那样具有独特的开创性。因为，即使撇开古诺、戈森、杜普特、冯·屠能及其他先驱者不谈，还另有几位经济学家，尤其是瓦尔拉斯和马歇尔，1871年的时候，他们正在忙于涂写各种方程，“X”和“Y”，“△”和“＆”。然而，杰文斯的《原理》是第一本以完整形式提出价值的主观评价、边际原理以及这一学科中现在常见的代数和图示技术的论著。这是经济学的第一本现代著作，对那些被新近吸引到这一学科上的智慧的头脑们来说，这本书已经显示出独有的吸引力——简洁、流畅而不闪烁其辞，在马歇尔精雕细刻的地方它却大刀阔斧。为了让你回想起它的这些特质，让我随便翻开一页，找一个段落读下去：“事实上，劳动一经付出，对物品的未来价值就毫无影响了：它已被永远失去了。一旦失去便永不再回。在每一个起点我们都头脑清楚，通过事物的未来效用来判断它的价值。实质上，工业是前瞻性的，而不是回顾性的。很少有一项事业的结果与对它的初衷能完全一致。
“虽然劳动不是决定价值的原因，但在很多情况下，它却是决定性条件，因为价值只决定于最后的效用程度。而我们怎样改变这一效用程度呢？——增加或减少用于消费的商品。而我们又怎样增减它呢？——为获得供给而增加或减少劳动。根据这一观点，劳动与价值之间存在两个步骤。劳动影响供给，供给影响效用程度，而效用程度决定价值或交换比率。为了使这一系列重要关系准确无误，下面我用行列形式重新表述：
生产成本决定供给；
供给决定最后效用程度；
最后效用程度决定价值。”
最近，杰文斯的资本理论赢得了特别的赞誉，因为他与奥地利学派一起，强调了资本数量两个不同的向度以及由资本到产出所必需的时间。然而（正如罗宾斯教授已然指出的）作为一个整体，他的论述被那些“工资基金”思想的附和所玷污了。依杰文斯所说，“只在那些需要由某个行当或某个阶层的劳动者不间断地工作的商品集合中，才存在着资本”。他认为，“工厂、船坞、铁路或船只这些都不是资本，它们只代表了沉淀下来的这么多资本”。“所以，我不会说铁路是固定资本，我宁愿说资本凝结在铁路之中。资本并不是铁路，而是那些铺设铁路者的食物。”但另一方面，在一些段落中，他也令人钦佩地洞察到，在供给方面，资本是由预先决定的当前的效用量所度量的；在需求方面，资本是由预期中的未来效用的现值所度量的。
令人稍感惊奇的是，甚至这本书也没能马上获得成功。关于它只有两篇重要的评论，一篇来自代表老一代的凯尔恩斯，一篇来自代表着新一代的马歇尔，马歇尔的评论是他发表的第一篇东西。凯尔恩斯声称，由于他不懂数学，因而这本书对他来说十分晦涩难懂，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得出结论，将这本书全盘否定。马歇尔的评论则显得不冷不热、勉勉强强。他写道：“即便我们深入阅读此书，也不会发现确有新意的重要观点。”“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那些堂皇的原理，而在于一些细微之处的独创性的论述，一些暗示性的评说和小心翼翼的类推。”最后他十分个性化地得出结论：“如果删掉其中的数学，同时又保留它的图示，那么这本书将会有所改观。”对此，杰文斯在一封信中发表了如下评论：“在1872年4月1日的《学术界》上的确有一篇评论，尽管它比《星期六评论》的那一篇公平些，但也没有什么评论价值，不值得你去劳心注意它。”到了1874年，杰文斯还写道：“我并不清楚我的观点是否被某个什么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接受了，但的确有些人对它们另眼相待，这是一些涉足这一学科的年轻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其中乔治·达尔文先生，那位著名的博物学家之子，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数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敏锐的经济学家。”
杰文斯与马歇尔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在杰文斯去世八年之后，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只是勉强提到了杰文斯。他很不情愿承认他欠杰文斯什么。1874年之前，他从未去过剑桥，那一年他首次到剑桥充当伦理科学学位考试的监考人。“我唯一一次见到他，”马歇尔给我写信说，“是在1874年，他担任我的监考人。他使得肯尼迪博士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他们是年近花甲还是已然古稀？
哦，皮尔森、加德纳、福克斯韦尔和杰文斯’。”当然，他是福克斯韦尔教授的亲密朋友，经常与他通信，1880年底再一次到剑桥拜访了他。杰文斯在1875年和1879年致福克斯韦尔教授的两封信中，言语间似乎表明，在他们的交谈中福克斯韦尔教授曾为马歇尔在一些理论建树上的所属权。1875年杰文斯写道：“你的信中谈及我的论文，对此我很有兴趣。它告诉我很多目前在剑桥风行的哲学科目上的思想，而这是我从前无法了解到的。我不知道马歇尔很早就接受了政治经济学中的数量理论，我认为没能及时发表它是个遗憾。
“对于我所使用的数学方法，你、他以及其他人的反对当然是很坦率的，我也很愿意看到其他方面的评论，但我想争辩的是，我关于效用的观念是正确的，而以数学方法建立它是唯一适宜的方式。”
在1879年的信中，他写道：“至于谈到工资和地租原理的相似性，我当然不知道马歇尔1869年在他的讲座上讲过些什么，因为我从未去听过这些讲座，也没有见到讲座的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