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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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的富裕不能依赖谷物法》。据记载他母亲曾与他一起阅读过大主教惠特利的《论货币问题》，而他第一次求学所在的利物浦机械学院高等学校的校长，霍奇森博士，后来成为爱丁堡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然而，杰文斯接受的并不是道德科学方面的教育，而是学习数学、生物学、化学和冶金学。1852年，即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的七年之前，杰文斯正好17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与哈里进行了几次有关道德哲学的颇具学术性的讨论，讨论中我显得全然是个‘道德依附论者’，不相信我们的‘道德感’与动物性的情感是全然分割的或是根本不同的。我也曾经讨论过物种的起源问题，或者说动物中的诸多物种的衍化方式问题。就我目前所知，我坚决认为所有动物都是由某种原始形态演化而来，其演化过程受到气候、地理等条件数千年来甚至数百万年来的持续影响。莱尔对拉马克这方面的理论增添了很多趣味，但在我看来并没有提出很好的反对这一理论的理由。”
在他18岁的时候，由于家境困难，不得不担任悉尼造币厂的检验员，这家工厂是由于当时在澳大利亚发现金矿而设立的。他担任这一职位将近五年。正在一心学习的他不得不半途离开大学学院，这对他的雄心是个很大的打击。而他之所以离开澳大利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完成他的文学硕士学位课程，但他在澳大利亚的那段时期正是一个人的创造力处于巅峰时的年纪，因此他那时的独自沉思和慢慢酝酿是非常富有成果的。在他返回后不久，他所做出的那些知识贡献的轮廓在他的头脑中已经十分牢固地建立起来了。30岁之后，杰文斯的人生就主要致力于对他已经挖掘出来的知识精华进行阐述和巩固。
他在澳大利亚以及后来所做的一系列研究比起他1859年底回到英国之后的研究来范围要广泛一些。他这些独自沉思的成果明显地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与他对经济波动的归纳性研究有关；第二部分则与他所演绎的经济学纯理论有关。这两部分都在他与1862年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剑桥会议的通信中有所预示。在仔细讨论这些之前，让我们顺便提及《煤炭问题》，这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第一次引起世人瞩目。
二
《煤炭问题》这本书称不上是杰文斯最出色的著作之一。它是天才之作，也产生了无以复加的吸引力和冲击力。但它的预言却没有实现，因为它的基本论点不够成熟。今天重读这本书就会发现它太过牵强而且夸大其辞。
杰文斯在本书中所持论点是：要保持大不列颠的繁荣以及工业领导地位，必须保持重工业在一定程度上的持续增长，而这要求煤炭产量以几何级数增长。他把这一原理作为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的引申，并将其命名为“社会增长的自然法则”。他以这样的形式来阐明这一原理：“性质相同的物质或处于相同环境中的物质以相同的几何级数倍增”，他认为“如果真正理解了这一语句的含义，它将是不言自明的”。尽管他警告说：“即使我们不改变自己的内在特征，我们的外部环境也将照常变化”，他对这一不言自明的道理的引申也很容易产生误导。因为他继续说道：“现在，这一仅仅对人口数字来说是正确的道理对生活的其他要素同样有效。如果我们的先辈造就了一定的社会进步，那么除非我们与他们不相配，或者环境有所不同，我们都将造就同样的社会进步。如果他们使自己的收入或铁的消耗量或国家的农业产出翻番，那么我们也应取得这一成就，除非我们的特性或环境有所改变。”
在这里，“煤”的地位向马尔萨斯理论中“谷物”所具有的地位接近了一步：“我们的生存不再依赖于谷物生产。废止《谷物法》的严重后果是使我们由谷物转向煤炭。无论如何，这标志着最终把煤炭看作是一国主要产品的时代已经来临，标志着制造业的收益开始上升，而这不过是煤的使用将有所发展的同义语。”
容易看出这将得出一个怎样惊人的推断来，令这一代人深深信服，对他们来说就等同于接受一个马尔萨斯的简单翻版。因为，如同杰文斯所指出的：“煤的消耗量实际上是一个双维度的量：人的数量和人均消费量。在整个数字中，人口比世纪之初大约翻了一番，而煤的消耗量却增加了八倍或更多。这里，个人消耗量又是一个组合量：在原有使用方式下的增长和发现新的使用方式。我们确实不能总倍增铁路的长度或船只、桥梁以及工厂的规模，但煤炭的新的使用方式却是无限的。”
但这时读者已经被引离了他开始时所精心构造的原理。杰文斯以明确的、令人兴奋的语句得出他的结论：“我们正在走向富裕，人口也数不胜数，因为我们有一笔资源财富，对我们的需求来说它还没有明显不足。由此造就了这个国家所呈现出来的始终如一的、非凡的增长速度。我们就像刚刚在一个新国度里落户，对它的边界还杳然无知。
“但接下来我不得不指出这一不幸的事实：这样的增长速度不久之后就会使煤炭消耗量与目前的供应量持平。煤矿的深度增加，开掘难度增大，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到达那个模糊的边界，停止增长。就像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布莱克印地斯的彼岸。人口的浪潮将冲破这一堤岸，但紧跟着一个回流。作为定居者，我们无法选择内陆深处那肥沃的处女地，只能退回到更差的地方，到山腰去耕田。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像从前那样发现新的煤田，而只能痛苦不堪地把现在的煤矿挖得深而又深。
“这里需要提请注意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区别。一个农场，无论拓得多远，只要耕作精良总能获得收成。而矿产却不能再生，一旦开采殆尽，产量就很快降低为零。
因此，既然我们的财富和进步都特别受制于煤炭，我们就不仅仅必须停住——而且必须后退。”
必须承认的是，杰文斯希望这本书成为一本了不起的著作。在我看来，把这本书夸大其辞的写作方式归因于他想使自己的思想引人注意的极端渴望是不公平的。他与英国科学促进协会（1862年）的极富独创性的通信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他对商业预测的图解（也是在1862年）像许多烤得半熟的面包，60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了。这本预言的小册子由他自费出版，只有《泰晤士报》和《经济学家》提到了它，这让杰文斯赔了钱。他关于黄金的小册子（1863年）虽然后来引起了一些注意，但也只卖了74本。然而他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想奉献给这个世界一些有价值的东西。1863年4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想我情绪很低落，因为我的关于黄金的论文问世后，只有姐姐说过一句赞扬的话，而她也不过是尽了姐姐的义务。如果人们都像这样来对待我的所做所为，我该怎么办？一种可能是，你开始怀疑你对自己的所有信心是不是仅是幻象而已；另一种可能是，你认识到即使是最出色的作品也可能永不被世人所接受、所赞颂。最近，我对自己的状况想了很多，写也写不完，道也道不尽。我甚至想，很多时候，自己像个傻瓜，自己的许多观念是那样荒唐可笑。最终我也承认，要敲开这个世界的大门，一个重要的办法是多交朋友，让他们得出你是个聪明人的印象，让他们四处宣扬你的聪明，把他们的推荐书当作一根根杠杆，把你推向你想去的地方。莎士比亚在写他的第66首14行诗的时候，把这一切看得多么透彻啊。
显然，我再去空耗力气，破费钱财地出版著作是毫无用处的，它不会引起任何一个人的注意。我必须重头再来，换一种新方法，时时处处去逢迎别人。因为只有在经过漫漫岁月之后，一个人的观念才可能有机会拿出来让那些有能力判决它们的人们过过目。
“尽管我处处有错，但我感到我的内心深处并不是自私的，而且在渐渐远离它。有时我甚至想，如果我能感觉到我的努力并非全无用处，我就不该去关心什么名望、财富、舒适，甚至生活本身。如果我能不具姓名地做这一切，也许我会同意这样做。然而，朋友们的责难和你所有的遭遇都是难于承受的，而他们的赞颂之声与钦羡之情却是令人心醉的……我必须驶向另外的航向。”
这次他决心要引起世人瞩目。为了使政治经济学从土星上回到人间，所有为了引人注意的艺术都派上了用场。仅在几天之后，亚历山大·麦克米伦先生就发觉他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一年之内，大获成功。杰文斯在日记中写道：“晚间晴好，1865年12月3日。思想者和发明者的工作可能的确证明是永无用处的，是错误的。但即使它已走上成功之路，它也不能，或许是根本不会，马上被人接受，起码是不能。我对社会缺乏爱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的希望和情感几乎双双破灭了。”
“1865年12月14日。昨天我收到一封约翰·赫谢尔爵士的来信，盛赞我的《煤炭问题》，那是我最近寄给他的。长时间的劳作和压抑在这封信带给我的片刻满足中得到了报偿——或许我该说是足够的报偿。这本我倾注了心血和情感的书，如果少有人读，更少有人能理解，那么至少它得到了这位科学界人士的首肯，而他，我认为也许是世界上最有资格对这一问题做出全面评价的人。”
这位精明的出版商寄给格莱德斯通先生一册，格莱德斯通回信说：“这是一个庞大的，实际是内涵无限的题目，本书对此做了精彩的回顾。”他还邀请作者去拜访他。“我对格莱德斯通的拜访，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我不会轻易忘怀——一个作者会见一位处于权力巅峰的伟大部长。”在对议会的一次演讲中，穆勒提请注意这本书，“在演讲中，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他敦促人们付出更大努力，以实现目前减少国民债务的责任。”实际上，这本书恰好充当了针对偿债基金的一场大辩论的政治弹药。杰文斯写道：“人口扩大，并且总有人们生存的空间；国民收入增长，并伴以缩减的税收；资本积少成多，同时利润和利息上升。这是一个有利状况的结合，以前很少有国家曾经历过，并且不能指望一个国家长期如此。”
这很容易激起这一建议：我们靠自己的自然资本而生，所以目前应当迅速缩减已经不堪重负的债务。然而只要转念一想就会发现，如果我们对煤的需求以几何级数无限增长，那么我们将来的国民收入会有极大的增长，以致于债务膨胀简直是小事一桩。实际上，杰文斯并不怎么担心哪种想法能逃过尖刻的批评。我怀疑，他的结论受到某种心理特性的影响，这种特性许多人都有，但在他心中尤为强烈。这是一种隐秘的本能，他情愿经受资源耗尽所带来的震惊和兴奋。关于这一点，H S．杰文斯先生在与我通信时做了有趣的说明。杰文斯对纸张即将耗尽怀有同样的想法，其原因为对相关原材料的需求十分庞大（这里他又忽视了对技术进步给以适当考虑）。并且，他为自己的恐慌而采取措施，不但储存书写纸张，还储存薄的棕色包装纸，以至于到今天，即他死后50年，他的子孙们还没有用完他留下的这种包装纸；从性质上看，他购买纸张更像是一次投机，而不是买来自己使用，因为他自己在做笔记的时候，常常是写在旧信封的背面或者碎纸片上，而这些本来是应该扔进废纸篓里的。
三
我们现在必须回到杰文斯对商业波动和价格所做的一系列归纳性研究了。这一研究是从他在1862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上宣读的论文开始的。这篇论文的题目是“对周期性商业波动的研究，附以五个图解”。这一页数不足一打的简短论文标志着经济科学新阶段的开始。在杰文斯之前，有人曾经注意过商业的季节性变化以及商业形势好与不好的转换。他也不是第一个把经济统计数字画成图示的人。实际上，他的一些图示与普莱费尔的图示很相似，而杰文斯似乎读过普莱费尔的著作。但对经济数据，杰文斯以新的目的来编排、处理它们，从新的角度来考虑它们，他的方法的意义可以表达为：他接近了现实世界中复杂的经济事实，而他的方法无论在字面上还是暗含着，都像是气象学。实际上许多他从前的论文都是关于气象学的。在做出如下宣言之后他才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看来有必要在对商业波动进行调查的时候使用我们所熟悉的其他复杂科学的方法，尤其是气象学和地球磁力学的方法。”
就像我们后面将看到的，杰文斯对纯理论的概括与抽象同样精通。他也很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