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 作者:凯恩斯-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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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辩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你同意我的观点，我也不会比现在更爱你。”

　　马尔萨斯比他的朋友多活了十年。“（他在死前所写）我的观点是公开的。如果我要修改什么，也只能在语言上做些改动，而且我不知道是否能改得更好。”

　　1833年，马尔萨斯去世的前一年，马蒂诺小姐到海利伯里来拜访他。她很高兴看到“绿化得很好的赫兹郡。几乎每天工作之余我们都出去—一五六个人愉快地骑马相聚，踏遍每一条绿色林荫道，欣赏周围的每一片景色。其他教授们的家庭则组成了一个充满欢乐的团体——我们没有兴趣谈论学生中的哪一个会成为未来印度的行政官。年轻男人们谈论的风行一时的笑话，郑重其事的相互尊敬，以及不时爆发出的喧闹；年轻女士们的射箭术；波斯语教授那奇特的君子风度；勒巴校长的渊博学识和诚恳的学者风度，以及夏夜聚会中颇有古风的谦恭，所有这些都过去了。”

　　二、罗伯特·马尔萨斯：百年训谕

　　在《伊斯兰革命》的序言中，雪莱写道：“形而上学，以及对道德和政治科学的探讨，已经蜕变成了使那些已被破除的迷信再生的妄想，或者是马尔萨斯式的诡辩，算计着使那些人类的压迫者们在永恒的胜利中安然入睡。”

　　戈德文的女婿如是说，他抨击着《人口原理》对人类未来的美好希望。另外一个诗人，马尔萨斯在基督学院的同窗柯勒律治，其观点也并不友善：“难道这本四开本的书是在教导我们，贫穷将带来巨大的苦难和罪恶，而在那些嘴多于面包、头颅多于脑力的地方，贫困必将达到极致吗？”博纳博士写道：“其余的纸边批语主要是一些感叹语（如‘蠢驴！’），很多都有欠文雅。”

　　如此看来，无论对于富于革命精神的诗人还是对于富于保守精神的诗人，马尔萨斯都是经济学家中诡辩者的代表——这个露骨而讨厌的喋喋不休的家伙，偏离了人道主义的本源，他用不言自明的道理证明：所有减轻贫困和灾难的企图都会适得其反；开通的自利行为比一时的慈悲心肠更是一种社会公德；商人们为了那些最红光满面的人——指那些最富于财产的人——的生存而奋斗，而一旦他们无法继续，世界将极有可能陷入悲惨之中。

　　这两位最具睿智而气质相异的诗人就是这样来解读他们所听到的东西的。他们的控诉矛头指向19世纪的经济学家，但也并非全然错误。今天我们也没能完全逃脱出他们的控诉。

　　如此纪念马尔萨斯似乎有欠公平。《人口原理》的第一版是为了批评戈德文的《政治公正》，第二版则是为了批评佩恩的《人的权力》，其中有一段是经常被引用的：“一个人降生在一个已被瓜分完毕的世界上，如果他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应得的财产，如果社会不需要他的劳动，他将无权得到哪怕一丁点儿食物，而且实际上，是毫无意义地来到世上。”

　　当惠特布雷德先生建议“授权教士们建造房屋”时，马尔萨斯写了一本小册子，敦促无论如何不能减轻“获得住房的困难”。

　　这样提及马尔萨斯的名字仍然忽略了一点，即他的生活与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工作被截然分成两部分，每一部分都起因于他周围的事件和影响。其中的第二部分是一次无效的努力，李嘉图和他的学派正在把他们的理论套在我们的脖颈上，而马尔萨斯却想推翻它。在我前面的引文中，雪莱继续写道：“四散的阴云也已笼罩在我们的小说与诗歌之上。然而在我看来，人类正在从昏睡中觉醒。我感到了一种缓慢的、逐渐进行中的悄悄的变化。”

　　在一个脚注中，雪莱把《人口原理》后面诸版中的一些变化慷慨地称之为“公众希望苏醒的标志”。有这样一段，这是《人口原理》第二版中接近结论的那一部分，也正是雪莱头脑中所想的那一部分：“总而言之，由于人口原理的作用，尽管减轻苦难的前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光明，但也远非毫无希望。无论如何也不能排除人类社会逐渐向前的进步，在出现最近的胡思乱想之前，这正是理性期望的目标。财产和婚姻的法则，以及狭义的自爱原则促使每个个人努力改善自己的境况，我们应当感激这些法则，因为正是在这些法则之下，人类的天才得以发挥，人类得以由野蛮走向文明。根据人口原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得出结论，虽然我们永远也无法抛弃使我们升高的这一阶梯，但这绝不说明我们不能借助于它更进一步。社会结构的许多特征也许仍会保持原状。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社会仍会由有产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组成。但每个阶级各自的状况，两个阶级之间的比例都可能大大改观，使整个社会趋于和谐与完美。如果在自然科学日新月异、一日千里地发展的时候，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却裹足不前，以至于连由于人口增长造成的前进障碍都无法解决，这种对照的确令人悲伤。然而，无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显得多么坚不可摧，我们仍然心存希望，因为我们探讨的结果并没有使我们放弃人类社会进步的事业。一点点好处，只要是可以得到的，就值得我们拼尽全力，就足以让我们付出努力，让我们满怀憧憬。虽然我们不能指望人类的美德与幸福能与自然发现的光辉历程齐头并进，但只要我们不自暴自弃，我们就可以满怀信心地希望，前者将随后者的进步而进步，并从后者的成功中分享好处，其程度并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在18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劳动阶级的苦难主要因为他们的低水平的生活状况引起了马尔萨斯的注意。滑铁卢之战以后以及战争结束之后，呈现在马尔萨斯面前的是失业问题。正是为了解决前一个问题，他提出了人口原理。他强调，除非减少劳动供给，否则无法提高这一生产要素的报酬水平。然而在第一版中，他强调的是减少劳动供给的困难，在其后诸版中，他却强调减少劳动供给的重要意义。在他一生中的后半期，他被战后失业的问题困扰着，失业的范围第一次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00年来，本应有人读到他对强大的李嘉图的有力而不容辩驳的抨击，哪怕仅带着一丝同情与理解。就这样，马尔萨斯这个名字因“人口原理”而不朽，而他提出更深刻的“有效需求原理”时的天才直觉却被遗忘了。

　　然而今天，让我们把马尔萨斯作为第一个剑桥经济学家吧——最重要的是，把他作为用规范的思维框架面对世事纷坛的伟大先驱吧。马尔萨斯通过一条最佳途径接近了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马尔萨斯在佩利时期的剑桥大学走向成熟，他开始有志于哲学和道德科学，并运用政治哲学家们的演绎方法。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一头沉浸在经济史实和当代世界的问题之中，运用历史归纳的方法，并吸收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最后，他又回到演绎方法，不过这次是作为专属于经济学家们的纯理论方法。他寻求将规范的思想方法应用于事实资料，并通过直觉选择类似规范原则的方法来透视这些事实，进而解释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总之，在经历了一个道德学家的幼虫和一个历史学家的蛹之后，他最终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张开思想的翅膀，翱翔于世界之上。

　　作为结论，让我来为你读出马尔萨斯所写的这一段文字，它总结了一个经济学家应当怎样看待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耳边经常能够听到反对理论和理论家的呼声，它们来自那些自以为在实践中精明强干的人。应当认识到，差劲的理论是非常差劲的东西，他们的作者非但无用，而且常常成为社会的害群之马。但看来这些实践的鼓吹者并不清楚，他们自己也往往会像他们所反对的那样。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属于当时最具危害性的理论家之列。当一个人信心十足地对人讲述他观察范围之内的事实的时候，无论这些事实具有多大的局限性，它们也增加了社会知识总量，从而有益于社会。但是假如一个人竟然从他的局限性的经验中，从他对自己的小农场的经营管理中，从与他相邻的作坊的鸡毛蒜皮中得出一个普遍性的推断，他就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理论家，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然而这是尤为危险的。因为确立理论的唯一基础是经验，而人们往往一听到词汇的音节就被迷住了，甚至不停下来仔细分辨一下局限性经验与普遍性经验之间的区别。”我认为有理由称颂马尔萨斯：他的深刻的经济学直觉，他不但能对变换的经验图景保持一颗开放的头脑，而且一直不间断地以他的规范思想中的原理来解释经验，把此二者结合起来，体现了他非凡的能力。我相信，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现在在他的母校纪念他，应当向他致以永不褪色的敬意。


　　






精英的聚会第十三章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第十三章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一

　　斯坦利·杰文斯在马尔萨斯死后的第二年诞生，他只比马歇尔年长七岁，比埃奇沃思年长十岁。在他获得教授职称之前，由福克斯韦尔教授代替他在大学学院中主持讲座。他是我父亲参加剑桥大学1875年的伦理学学位考试时的监考人。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据我父亲回忆，是在早年之时，把他当作一位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福克斯韦尔教授代他主持讲座已是60年前的事了，而他作古已有50余年了，虽然我们今天（晚了一点）才来纪念他诞辰100周年，但我们认为，在穆勒于1873年去世之后的半个世纪中，他是统治着经济学思想的经济学家之一；而对我们这些今天汇聚于此以表纪念之情的人来说，他又是我们的教师和前辈。

　　他的家庭属于受过教育的脱离国教教派的教友阶层。他们没有学术界的社会关系，但在19世纪的前半期，他们组成了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和伯明翰的知识界，并成为伦敦大学附属学院中的本瑟姆基金会（成立于1826年）的骨干，以及曼彻斯特大学（建于1846年）欧文斯学院的中坚分子。他的家庭和许多亲属都是无神信奉者，因此斯坦利·杰文斯也就终生保持这一信仰。他的父亲是一位铁器商，是史蒂芬森的朋友。他对那个时代的机械革新很感兴趣，据说他建造了（1815年）用于海上航行的第一艘铁船。他自己出资支持建造泰晤士隧道，他还曾写有一本有关法律的小书和一本经济学小册子。他的母亲是一位女诗人，她生的第九个孩子就是杰文斯。她是威廉·罗斯科家族中最年长的孩子。这是一个颇具天赋的家族。威廉·罗斯科本人是利物浦的律师和银行家，也是一位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写有很多著作，其中有《洛伦索·德·梅迪奇传》以及《利奥五世的生平和教皇生涯》（他还写有一本儿童文学作品《蝴蝶的舞会和草蜢的宴会》）。杰文斯娶了J．E．条勒之女，泰勒是《曼彻斯特卫报》的创立者，与《旁观者》的R．H．哈顿是姻亲。

　　他的父亲和外祖父罗斯科尽管都有非凡的天分并且为人诚信可靠，但却双双沦于破产。前者是在1848年的财政危机中破产，后者则是因为他的银行1816年发生的挤兑。杰文斯因此获得了很好的遗传细胞，不能忽视商业波动现象。他对自己的投资和财产状况投入了极大的兴趣。如果他在通信中的一些暗示可信的话，那么他自己的经营活动与他关于商业循环的理论以及煤储量渐将耗尽的理论密切相关。杰文斯自己的资本很小，但他妻子有一些家产，据说杰文斯通过对他们的储蓄进行有利的投资来增加收入。但为了保证生活中主要目标的实现，每当事业面临严峻形势时，他都会毫不吝惜地牺牲钱财，在这方面他堪称典范。但也绝不是鄙视金钱，在不得不破费钱财的时候，他也会痛苦不堪。在许多方面，或许绝大多数方面，他都是一个优秀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从精神上和道德上嫌恶极“左”派的表现，欣赏保守党的“要不惜一切代价，”——我引用的是他自己的话——“像保护普遍利益的主要堡垒一样保证这个国家的不间断的、特有的繁荣，”另一方面，他也同样欣赏自由党的“不要谨小慎微，要信心十足地挖掘自然的法则和它的不受拘束的趋势”。

　　由于斯坦利·杰文斯的生活经历，使他对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很感兴趣。他的外祖，威廉·罗斯科热心于社会改革，积极鼓吹废除奴隶贸易。他的父亲曾写过一本小册子，其名为《地主的富裕不能依赖谷物法》。据记载他母亲曾与他一起阅读过大主教惠特利的《论货币问题》，而他第一次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