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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花间一壶酒-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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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特爱告状,尽管有各种鸣冤叫屈的合法渠道,如政府、法院、工会、妇联、纪检和媒体,上访的压力还是很大。很多人都说,中国如果变美国,事情就好办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 
  第一,在美国,有事别找政府。政府是管收税和打仗的。以后,你要说谁乱花了纳税人的钱,或建议中国打哪个国家,可以找它,别的事,对不起。 
  第二,谁拖欠你的工资,克扣你的奖金,罔顾你的死活,无视你的安全,这类事情,赶紧找老板。他不答应,就联合罢工,像前些年美国灰狗、波音或西北航空公司那样。 
  第三,其他麻烦,雇律师,上法院,打官司;找记者,写报道,媒体曝光。没准能告他个底儿掉。打官司可以发财,美国常有这种事。 
  后两条,是将来的主要渠道。可惜的是,穷人跟老板讨公道是与虎谋皮,跟老板打官司又打不起。上访是肯定不行了。 
  古人说,天下讼息是盛世气象。我们要真的学了美国,就没人告状了。或者说得准确一点,是没有穷人告状了。冤无头,债无主,一切听“看不见的手”随意摆布。 
  二十一、向右看齐 
  左翼和右翼的概念是源于法国议会的坐席排列,保守派的议员坐在主席的右面,自由派和社会党的议员坐在主席的左面。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是把激进派和民主派视为共产主义的同盟,对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进步作用也极尽讴歌,而把各种保守势力看作反动的一伙。 
  但现在大势所趋,是派别杂交,而独钟保守,全世界都如此: 
  美国共和党在恢复基督教风化,重返保守主义,鼓吹美国式的爱国主义,用炮舰政策推行美国价值,像施瓦辛格扮演的角色,充当历史“终结者”。 
  共产主义在补课,学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但新一轮的开放,西化还是器用,复兴传统,做强国梦,扬我大汉天声,才是道体。学者以宋明理学包装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跟港台欧美的新儒家起哄,鼓吹崇圣读经,到全世界散德行,亦蔚为风气。典型说法见《甲申宣言》(我叫“假呻宣言”),即用夫子之教启欧美之蒙,也叫“第二次启蒙”。 
  世界上的各种“义和团”也在石油滚滚下,顶欧风美雨,更张原教旨主义。 
  三者很有对称性,但纯种的资本主义还是人家美国。 
  重新包装的自由派即新保守主义,是乘时而起的当红角色。 
  其他派别,稍息,立正,向右看齐。 
  二十二、给老板上课 
  有人说,大学办得好不好,要看产品,产值多少还在其次,终极产品是百万富翁。给老板办班,是大学创收的好办法,讲课人也不无小补。 
  K公司要听《孙子兵法》。讲到一半,男大老板坐不住,率众女小老板退,如厕、喝水约十分钟。返而问,你为什么还不进入正题。讲课人说,什么是正题?老板说,《孙子兵法》跟《三十六计》是什么关系?讲课人说,《孙子兵法》是两千多年前的作品,《三十六计》是1941年才发现的手抄本,好像没有关系。老板说,那为什么书摊上有《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讲课人说,不知道。老板说,那你能结合实际讲点什么吗?比如,它和营销是什么关系?讲课人若有所悟,噢,您更关心的是三十六计吧?瞒天过海、借刀杀人、趁火打劫、混水摸鱼,还有走为上计,这还需要我教吗?满地的奸商都会。老板不悦。 
  一批房地产商要听方术。讲课人说,求医问卜,都是最低层次的读者,我是拿方术当思想文化研究,算命看病,别来问我。讲罢,听讲人不依不饶,还是提问题:北京的地价,南边贱,北边贵,这是不是和南城杀人太多有关?讲课人猜,他说的“杀人太多”大概是指菜市口,遂答,北京城,南边本来就穷,北边本来就富。更何况,北边上风上水,南边下风下水,论环境,前者也比后者好。这和宅墓吉凶没关系。我国人多,房子底下埋死人,是常有的事。菜市口杀人多,现在卖首饰,照样赚钱。白颐路两边,原来是坟地,房价也很好。然后,他们又问占卜灵不灵。讲课人说,灵不灵,你觉得灵就灵,你觉得不灵就不灵,这和赌博灵不灵、股票灵不灵是一个道理,你们肯定比我懂。最后的问题是:你信什么教?曰什么都不信;你是共产党员吗?曰不是。他们大惑不解,非常失望(他们的逻辑是,不信教,必入党;不入党,必信教)。 
  二十三、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往事如烟。 
  1966年,一个到北京串连的孩子,横穿路面宽阔的长安街,低头猛跑,被疾驰的摩托车拦腰撞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就像一张薄纸,如此脆弱,竟被卷入车底抛出来,卷入车底抛出来,反复多次。恐怖只在一刹那,留在心里,却是永远。   
  硬道理和软道理(9)   
  四个人在屋里打牌,忽然地震,一人夺门而出,三人色变而足不移。哈哈,胆小鬼,屋里的人笑,笑得前仰后合喘不过气。因为,一切又复归于平静。逃跑者满脸通红。 
  可是,如果初震继之以大摇,房倒屋塌,屋里的人就笑不出来了。敏捷,幸运,逃跑者窃喜,自己夸自己。 
  山区的路,九曲十八盘,狭窄而陡险。一辆破旧的长途车行路蹒跚,悬崖在其右,绝壁在其左。忽然车身右摆,眼看坠落深渊,车中的人毫无反应,只有一年轻人,身手矫捷,纵身一跃,从左窗逃跑。然而,几乎同时,车身却左摆,啪,那个聪明的年轻人竟被拍死在绝壁之上。大家目瞪口呆。 
  空无一人的旷野,一条大路朝北走。我搭上一辆马车,坐在车子的后面。车子吱吱扭扭往前走,很慢。我后面的路在倒着走。一辆摩托,从远处驶来,先是一个黑点,声音越来越大,眼看到了跟前,突然左闪,咚的一声撞在河对岸。老张老张(假定姓张吧),坐在后面的人醒过来,使劲摇驾驶员,那人满脸都是土和血,毫无反应。我们全都傻了。扭头一看才明白,是大车占住了桥面。他没冲我而来,也没飞过河对岸。 
  放炮,所有人躲在山背后。等待,没有声音。等待,没有声音。把烟抽完,××说,瞎炮,凑到跟前看,炮却突然炸响。他的脸皮被整个掀起,撩到了后脑勺,惨不忍睹。冬天没在,我没见。来年春天,经过这里,他们指指点点,绘声绘色。人就是这么个东西,说没就没了,他们遗憾地说。唉,咱们还是说点什么吧,他们说好了,一二,扯着嗓子一起喊,××同志,你永垂不朽!哈哈哈哈…… 
  笑声在山谷中回荡。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历史的真实感和荒唐感,尽在其中。 
  2004年11月1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生怕客谈榆塞事   
  读《剑桥战争史》(1)   
  ——杀人艺术的“主导传统”和“成功秘密” 
  古人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公孙丑下》),但近五百年来,天下所行者却不过是“以力服人”的“霸道”。我记得,好像是上一世纪初,有哪位欧洲哲人说过,我们还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因为近半个世纪,在“恐怖的和平”下(真正的恐怖还是来自大国),已经好久没有世界大战了,这是太大的意外。现在,当“新帝国主义”论借全球化的西风重新崛起时,我们不应忘记,这五百年来,世界一直都是笼罩在西方军事传统的影响之下,战争仍威胁着整个人类。 
  一、没人把《孙子兵法》当回事 
  记得很多年前,在一次书刊发行会上,有位我很尊敬的著名学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好,就是好,它不但能救中国,还能救全世界。为了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他老人家举例说,比如西方人,他们就不懂什么叫“兵不厌诈”,海湾战争就是靠《孙子兵法》才打了胜仗。这样的说法,咱们这边有,台湾那边也有(我在台湾的书店里见过这类书),而且有人说了,这可是人家美国报纸讲的。但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信。这就像过去大家说的拿破仑读《孙子兵法》,悔不当初(此说是30年代出自李浴日口,类似故事还有威廉二世读《孙子》),我很怀疑,它是咱们中国人捕风捉影、自欺欺人的把戏。我相信的倒是,人家读《孙子兵法》,顶多就是看着玩。在汉学译本中,《孙子》地位高,仅次于《老子》、《易经》,当然很重要,但人家有人家的传统,轮到动粗,他们玩的是另一套。比如,我想向读者推荐一本书:《剑桥战争史》(Geoffrey Parker;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arfa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中文译本:〔美〕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战争史》,傅锦川、李军、李安琴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它就是讲西方靠什么打仗。整个一卷书,从头到尾讲下来,不但不谈《孙子兵法》(只在第9页夸了一句,说孙子早就预言了后来由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提出的主张),就连中国都没有几句话。我记得,许倬云先生说过,他出国之前以为,世界之大,只有中国;出国之后才知道,世界之大,没有中国。这种“没有中国”的感觉,对我们来说,简直不可想象,但在各种“剑桥史”中(除去专讲中国史的书),却比比皆是。这是很好的教育。 
  最近,插图本的历史书可谓大行于世,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好几本。读这类书,大家都说,外面的世界真精彩。但我想提醒读者,这些“剑桥史”,它们的共同点是很能反映西方观点,特别是英语世界的看法。它们是很有势力的看法,但也是很有偏见的看法。虽然我并不同意,而且是坚决不同意,西方学术就是国际学术,特别是拿西方汉学当国际学术。我认为,研究中国,只能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中国学者的研究,加西方汉学的研究,加“亚汉学”的沟通介绍,勉强可叫“国际学术”。但我的很多西方同行,他们还是天经地义地认为,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普遍原则,那就是西方的原则。而且,在这个所谓“普遍原则”下,对这个“原则”是必要补充,他们还有纯属个人,千姿百态,只有白马黑马没有马的自由意见,真可谓“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比如前不久,山东画报出版社寄我一本他们出版的《剑桥插图考古史》(郭小林、王晓泰译,2000年),它说,“本书在根据‘西方的经验’说明这门学科的时候,有过分的西方中心论之嫌。我们并不想对此加以辩解,因为考古学并不是由非西方人创立的”(前言005页)。虽然,因为考古发现的遍地开花,它对世界各地都得说上几句。但它是说话人的历史,不是被说内容的历史;是考古学的历史而不是考古发现的历史。从记录主体活动的角度看,它理所当然要把这部历史看作西方的历史,或者主要是西方的历史。他们对世界上的国家,向分三六九等,着墨多少,尺度宽严,都有固定想法。讲苏联,绝少不了恶评;讲亚洲,日本肯定在中国之上。它就是这种“普遍原则”的体现。只有明白这一点,你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引为自豪的考古发现,到他们笔下却几乎等于零。在这本书里,关于中国考古,它唯一提到的是,中国还有个西安,西安还有个秦俑坑(302-303页),即西方旅游者来中国的必到之处。另外,在年表中,它还提到1921年发现北京猿人,1953年发现半坡遗址。几句话而已。 
  和《剑桥考古学史》相比,《剑桥战争史》对“普遍原则”讲得更突出,线条也更为明快。本来这些历史,它们统统都是世界史,然而它们都只标“剑桥”,不标“世界”,作者讲得很清楚。世界史总得讲世界吧,但作者觉得,要讲战争,那我们是胜利者,这个历史当然是我们的历史。他们讲起话来真是坦诚相见,什么酸文假醋都没有,干脆就是拿西方战争史当世界战争史,一点都不脸红。所以我觉得,这本书不仅对了解西方战争史有用,而且也有助于理解,现在之所谓“国际学术”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就像拿北京话当普通话,它可不是各地方言的拼凑,也不是投票选举的结果,皇帝在哪儿,哪儿就是普通话。   
  读《剑桥战争史》(2)   
  现在讲中国的军事传统,我们当然可以关起门来讲,说我们有《孙子兵法》,老子天下第一。但我的看法有点不同。我相信,真正的西方文化,他们内心的想法,其实是根本就没把中国当回事。就是讲客气话,肯定也是点缀(在很多场合下,还是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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