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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花间一壶酒-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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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仇,民族恨,汉贼不两立的文章,最受壁垒分明、同仇敌忾的读者欢迎,也是他们对骂互詈的出气筒。然而,逃杨入墨,非杨即墨,经常是良心尴尬。 
  明季中国大乱,张献忠、李自成造反,杀人如麻,发泄阶级仇恨,很多当官的、有钱的被杀,自不待言,还包括很多和他们沾亲带故或同情依附他们的人。然后,官军复以剿匪为名,疯狂报复,同样是杀人如麻,又有无数百姓惨死其中。这是汉族杀汉族。然后,又有坐山观虎斗的满族出来杀汉族,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很像南京大屠杀。作为杀人比赛的胜利者和终结者,他们对汉人说,“外国之君入承大统”,有何不好?前有元朝,后有我朝,都是幅员广阔,天下太平,哪点不比你们的主子强。古人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出《尚书·泰誓》),今“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何必再分华夷中外、此疆彼界。你们的国家是你们自己亡的,怨不着我们。“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四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大义觉迷录》)。汉人该说什么好? 
  当一个国家,自己作践自己的国民,连寇雠都不如,你还怎么让他们爱自己的国家?是时,官与寇,满与汉,势若水火,两害相权取其轻,什么是更轻? 
  中国的百姓别无选择,又必须选择:附官则寇杀之,投寇则官杀之,降满则汉杀之,保明则满杀之。 
  现实的合理性是如此残酷,人们的选择是如此对立:每种选择都是为了活命,每种选择都是无所逃死。 
  我最恨这种选择,不是观点不鲜明,不是立场不坚定。 
  三、不食周粟,错在哪里 
  司马迁为《史记》作七十列传,他是以《伯夷列传》(即伯夷、叔齐两个人的传)为第一。夷、齐的不合作主义,备受古人称道(古人夸人道德高尚,总是说“行若由、夷”,“由”是许由,“夷”是伯夷)。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及今,一直把夷、齐当历史完人——虽然没人真的要学。《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就是按这样的模式来塑造,后面的儒林,完全相反。正是因为大家都不想学,也学不了,才格外推崇他们的冰清玉洁,而且达成一种默契,就是绝不能让他们吃饭。吃饭就像妇女丧失贞洁,是令人扼腕叹息抱恨不已的。 
  盗泉不可饮,周粟不可食。 
  最好还是让他们死了吧。而他们也就真的死了——饿死在首阳山下。 
  “饿死”未必“事小”。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对不对?我看不对。但他们的错误并不在于反对汤、武革命,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人民唱反调,上无领导,下无群众,名为清高,实为迂腐,像毛泽东批评的那样。在我看来,他对“以暴易暴”的批评,在暴力被分为“好暴力”和“坏暴力”的二元世界,绝对行不通,也根本没人听,但这个批评并没有错。过去没错,今天没错,将来也没错。只要这类问题存在,永远都没错。中国的改朝换代是“相斫书”(鲁迅语),凭什么不能批评?他们的错误只在不吃饭。 
  没有新鲜空气、水源和食物,人不能拒绝呼吸和饮食,但有充分理由表示其不满,即使毫无办法(改良和抗争通归无效),不满也有不满的理由。 
  特别是身受其害的当事人。 
  吃饭是对现实合理性的承认,批评是对现实不合理性的拒绝。吃人家的饭还骂人,不一定不对。 
  四、老板下蛋 
  从前,学《资本论》,有两个难题: 
  (1)为什么酒放在酒窖里,年头久了,会自动升值?这里面有什么劳动? 
  (2)机器是成本,不创造价值,但牛马的活儿值多少,肯定不止草料钱,为什么我们不说人剥削了牛马? 
  这样的问题,现在还是问题。 
  老师说,这些问题吗,那可就难说了,它好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是有点讲不清的……   
  硬道理和软道理(2)   
  学生打断他的话,老师,鸡也不曾生蛋,蛋也不曾生鸡。 
  为什么?老师问。 
  因为什么都是买卖,包括学校。您是老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现在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工人阶级就是老板花钱雇来的人,即雇佣劳动者,现在也叫“工薪族”,其实和母鸡差不多。老板花钱—雇人—养鸡—下蛋,这是经济学家讲的produce,不是女人家家理解的“生产”。用经济学的眼光看问题,答案太简单。蛋不是老板下的,还是您下的吗? 
  胡说八道,你还讲不讲马克思主义,老师很生气。 
  工人不是牛马,理应拿回他的一份,即剩余价值,对不对?这是马克思讲的。但这个道理根本不对。马克思替工人打抱不平,但他不懂经济学。他这一辈子,前后写过三个经济学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最后这个手稿,就是《资本论》的草稿。他花二三十年,书越写越厚,前提本身太脆弱,道理还是那句话,劲全白使了。学生越说越来劲儿。 
  胡说八道,你还有没有良心,老师更生气。 
  话要这么讲,就没劲了。发展的问题往哪儿摆?况且,牛马如果会说话,他们也会讨公道:谁养活谁呀咱们来看一看,凭什么喂我几把草,种出的粮食全归人。过去,我们说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但轮到讲剩余价值,您怎么又不承认他们是牛马了呢?您不就说,牛马是牛马,人是人。奴隶是人,工人是人。牛马不是,机器不是。人有人道理,牛不懂,马不知。谁让这些家伙光吃草,不说话,鼻子底下白长个嘴。这样的标准,是人道标准,不是经济学标准。在资本家眼里,什么都是生产要素,对不起。 
  谁投资谁受益,老板下蛋是硬道理。 
  如今的学生都比老师聪明。 
  五、启蒙思想的大猿猴 
  卢梭是“天赋人权”说的鼻祖。他的《社会契约论》是以18世纪流行的“自然人”说为基础。他所谓的“人是生而自由的”,是启蒙思潮的理想之辞。所谓“自然人”,不过是一种幻想的大猿猴,意思是原始状态下的人本来应该是这个样子。但可惜的是,历史上的人从来都不是这样,从来如此的只是,他们“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语,紧接在上“人是生而自由的”后)。 
  伏尔泰说,卢梭的书是反人类的书,读了,就想四肢着地爬着走。 
  罗素说,希特勒是来自卢梭(相反,罗斯福和丘吉尔是出于洛克)。 
  然而,这却是《人权宣言》所谓“人人生而平等”的理论基础。 
  人是生而自由还是生而不自由?说起这个话题,有件事值得回忆。 
  50年代,“西马”思想异端是以讨论人性异化的形式而展开(可追溯到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即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原典的形式而展开(下面所说的马克思的两部早期著作是发表于二次大战前,战后才广为人知)。用马克思反对马克思,用早期马克思反对晚期马克思,这在当时是顺理成章。它的传入中国主要是60年代,基本上是在能够接触到灰皮书的少数人里有影响。“文革”中,我去拜访杨一之先生(黑格尔《逻辑学》的译者)。他跟我说,周扬迷上了人性异化学说,把它写进著名反修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但毛泽东不喜欢,特意删改周的话,加上他的话。“文革”后,很多人认为,他们饱受皮肉之苦和精神之苦,都是因为抹杀人性,不讲人道主义。出于对“文革”的反动,王若水又旧话重提(他特别提到周的上述报告),遭到胡乔木的批判(立论酷似毛泽东的修改)。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启蒙,其中就有大猿猴的影子。 
  平心而论,大猿猴虽有鼓舞人心之效,却毫无原典依据。50年代以来,“西马”异端喜欢强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人性异化,说这本书才是代表马克思学说的精髓和本义。这有当时的需要:资本主义有异化,社会主义难道没有?其意不在原典。当时,我读过原典,仔仔细细读过。马克思终其一生,老讲异化,但从来不讲人道主义。这不但和王若水的说法有很大出入,而且与胡乔木的说法(让讲人道主义,不让讲异化)也完全相反。马克思的历史观是非道德主义。阿尔都塞的话不一定都对,但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人道主义”,那是千真万确。《手稿》带有费尔巴哈的影响,确确实实是被《德意志意识形态》否定,这不是苏共(当然是前苏共了)的恶意捏造。《形态》是批施蒂纳。施蒂纳以他叫“唯一者”的纯粹个人批费尔巴哈的“抽象人”,用“存在”对抗“本质”,是无政府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先声。这类批判对马克思刺激很深。从1845年起,他虽主张“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是用整体概念的人反对纯粹个人,同情贫苦工人阶级的立场也没有变(这是唯一可以让人联想到人道主义的地方),但起码在理论上,他是放弃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事实上,从《形态》起,他就再也不讲“人性异化”。按他本人或恩格斯的说法,《形态》才是代表他们后来的一贯说法(阿尔都塞反对用早期马克思反对晚期马克思也是尊重历史)。 
  在《形态》第一章,即《费尔巴哈》章中,他明确说,把整个历史过程“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硬道理和软道理(3)   
  马克思不是人道主义者,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他喜欢讲异化,经常讲,到处讲,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他后来的说法,不是人性异化,而是劳动异化,即由商品世界体现的头足倒置,物与人,主与客,关系完全是反过来的。其典型表达是《资本论》第一章第四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在这一节的最后,他引用莎士比亚《无事烦恼》中的话作为结尾: 
  一个人长得漂亮是环境造成的,会写字念书才是天生的本领。 
  六、小熊和狐狸 
  有个童话故事,道理很深刻。 
  两个小熊,只有一块饼,不知如何是好。狐狸说,好办好办。他把饼一掰两半,左边一块大,右边一块小,吃亏的小熊不干。狐狸说,好办好办,再分。左边啃一口,不均。右边啃一口,也不均。一口一口又一口,直到剩下两小块,再也分不出大小。于是,两个小熊皆大欢喜,觉得狐狸才是公平的化身。 
  我想,幸亏小熊分的是面饼,都要,不妨多烙几张。可如果碰上金银珠宝大钻石,怎么办?总不能砸烂捣碎,一人一个碎渣儿。驴可伙着使,老婆不能轮着睡。所以,经济学家讲了,狐狸拿大头,小熊拿小头,这是我们的惟一选择。 
  发展创造稀缺。 
  稀缺的存在,是瓜分的困境。 
  吃剩下的,永远是小熊的命。 
  七、富人的碗是穷人的锅 
  发展的前提是积累。积累的道理,是有了锅里才有碗里,过去叫“先公后私”。 
  “公家”就是官家,“公田”就是官田,古书都这么讲。“私田”是从“公田”分割。私有化,自古以来就是“化公为私”。现在的理解,只是“大公”化“大私”,“大私”管“小私”。通俗地讲,就是拿富人的碗当穷人的锅。 
  司马迁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史记·货殖列传》)。然而,灿烂辉煌的良渚文化就是立足于此。精美的玉器从哪里来?大遮山下,横着防洪长堤。长堤下面,是一大片一大片人工堆筑的高台,土方量大得惊人,开车都要走半天。四五千年前,第一批富起来的良渚人就住在这片高台上,穷人才“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圈地和驱民力作,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垄断,从一开始就是发展的前提。 
  90年代初,电话初装费,高达5000元(人民币),换成美元,是美国的100倍,而工资收入反之,交钱还不给安,必须等半年,绝对是官营的垄断暴利。 
  现在的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早已“化公为私”,但照样是暴利滚滚,“大公无私”的精神比当年更强。 
  “天大旱,人大干,脱了裤子大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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