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一壶酒-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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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仇，民族恨，汉贼不两立的文章，最受壁垒分明、同仇敌忾的读者欢迎，也是他们对骂互詈的出气筒。然而，逃杨入墨，非杨即墨，经常是良心尴尬。　
　　明季中国大乱，张献忠、李自成造反，杀人如麻，发泄阶级仇恨，很多当官的、有钱的被杀，自不待言，还包括很多和他们沾亲带故或同情依附他们的人。然后，官军复以剿匪为名，疯狂报复，同样是杀人如麻，又有无数百姓惨死其中。这是汉族杀汉族。然后，又有坐山观虎斗的满族出来杀汉族，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很像南京大屠杀。作为杀人比赛的胜利者和终结者，他们对汉人说，“外国之君入承大统”，有何不好？前有元朝，后有我朝，都是幅员广阔，天下太平，哪点不比你们的主子强。古人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出《尚书·泰誓》），今“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何必再分华夷中外、此疆彼界。你们的国家是你们自己亡的，怨不着我们。“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四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大义觉迷录》）。汉人该说什么好？　
　　当一个国家，自己作践自己的国民，连寇雠都不如，你还怎么让他们爱自己的国家？是时，官与寇，满与汉，势若水火，两害相权取其轻，什么是更轻？　
　　中国的百姓别无选择，又必须选择：附官则寇杀之，投寇则官杀之，降满则汉杀之，保明则满杀之。　
　　现实的合理性是如此残酷，人们的选择是如此对立：每种选择都是为了活命，每种选择都是无所逃死。　
　　我最恨这种选择，不是观点不鲜明，不是立场不坚定。　
　　三、不食周粟，错在哪里　
　　司马迁为《史记》作七十列传，他是以《伯夷列传》（即伯夷、叔齐两个人的传）为第一。夷、齐的不合作主义，备受古人称道（古人夸人道德高尚，总是说“行若由、夷”，“由”是许由，“夷”是伯夷）。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及今，一直把夷、齐当历史完人——虽然没人真的要学。《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就是按这样的模式来塑造，后面的儒林，完全相反。正是因为大家都不想学，也学不了，才格外推崇他们的冰清玉洁，而且达成一种默契，就是绝不能让他们吃饭。吃饭就像妇女丧失贞洁，是令人扼腕叹息抱恨不已的。　
　　盗泉不可饮，周粟不可食。　
　　最好还是让他们死了吧。而他们也就真的死了——饿死在首阳山下。　
　　“饿死”未必“事小”。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对不对？我看不对。但他们的错误并不在于反对汤、武革命，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人民唱反调，上无领导，下无群众，名为清高，实为迂腐，像毛泽东批评的那样。在我看来，他对“以暴易暴”的批评，在暴力被分为“好暴力”和“坏暴力”的二元世界，绝对行不通，也根本没人听，但这个批评并没有错。过去没错，今天没错，将来也没错。只要这类问题存在，永远都没错。中国的改朝换代是“相斫书”（鲁迅语），凭什么不能批评？他们的错误只在不吃饭。　
　　没有新鲜空气、水源和食物，人不能拒绝呼吸和饮食，但有充分理由表示其不满，即使毫无办法（改良和抗争通归无效），不满也有不满的理由。　
　　特别是身受其害的当事人。　
　　吃饭是对现实合理性的承认，批评是对现实不合理性的拒绝。吃人家的饭还骂人，不一定不对。　
　　四、老板下蛋　
　　从前，学《资本论》，有两个难题：　
　　（1）为什么酒放在酒窖里，年头久了，会自动升值？这里面有什么劳动？　
　　（2）机器是成本，不创造价值，但牛马的活儿值多少，肯定不止草料钱，为什么我们不说人剥削了牛马？　
　　这样的问题，现在还是问题。　
　　老师说，这些问题吗，那可就难说了，它好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是有点讲不清的……　　　
　　硬道理和软道理（2）　　　
　　学生打断他的话，老师，鸡也不曾生蛋，蛋也不曾生鸡。　
　　为什么？老师问。　
　　因为什么都是买卖，包括学校。您是老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现在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工人阶级就是老板花钱雇来的人，即雇佣劳动者，现在也叫“工薪族”，其实和母鸡差不多。老板花钱—雇人—养鸡—下蛋，这是经济学家讲的produce，不是女人家家理解的“生产”。用经济学的眼光看问题，答案太简单。蛋不是老板下的，还是您下的吗？　
　　胡说八道，你还讲不讲马克思主义，老师很生气。　
　　工人不是牛马，理应拿回他的一份，即剩余价值，对不对？这是马克思讲的。但这个道理根本不对。马克思替工人打抱不平，但他不懂经济学。他这一辈子，前后写过三个经济学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最后这个手稿，就是《资本论》的草稿。他花二三十年，书越写越厚，前提本身太脆弱，道理还是那句话，劲全白使了。学生越说越来劲儿。　
　　胡说八道，你还有没有良心，老师更生气。　
　　话要这么讲，就没劲了。发展的问题往哪儿摆？况且，牛马如果会说话，他们也会讨公道：谁养活谁呀咱们来看一看，凭什么喂我几把草，种出的粮食全归人。过去，我们说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但轮到讲剩余价值，您怎么又不承认他们是牛马了呢？您不就说，牛马是牛马，人是人。奴隶是人，工人是人。牛马不是，机器不是。人有人道理，牛不懂，马不知。谁让这些家伙光吃草，不说话，鼻子底下白长个嘴。这样的标准，是人道标准，不是经济学标准。在资本家眼里，什么都是生产要素，对不起。　
　　谁投资谁受益，老板下蛋是硬道理。　
　　如今的学生都比老师聪明。　
　　五、启蒙思想的大猿猴　
　　卢梭是“天赋人权”说的鼻祖。他的《社会契约论》是以18世纪流行的“自然人”说为基础。他所谓的“人是生而自由的”，是启蒙思潮的理想之辞。所谓“自然人”，不过是一种幻想的大猿猴，意思是原始状态下的人本来应该是这个样子。但可惜的是，历史上的人从来都不是这样，从来如此的只是，他们“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语，紧接在上“人是生而自由的”后）。　
　　伏尔泰说，卢梭的书是反人类的书，读了，就想四肢着地爬着走。　
　　罗素说，希特勒是来自卢梭（相反，罗斯福和丘吉尔是出于洛克）。　
　　然而，这却是《人权宣言》所谓“人人生而平等”的理论基础。　
　　人是生而自由还是生而不自由？说起这个话题，有件事值得回忆。　
　　50年代，“西马”思想异端是以讨论人性异化的形式而展开（可追溯到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即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原典的形式而展开（下面所说的马克思的两部早期著作是发表于二次大战前，战后才广为人知）。用马克思反对马克思，用早期马克思反对晚期马克思，这在当时是顺理成章。它的传入中国主要是60年代，基本上是在能够接触到灰皮书的少数人里有影响。“文革”中，我去拜访杨一之先生（黑格尔《逻辑学》的译者）。他跟我说，周扬迷上了人性异化学说，把它写进著名反修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但毛泽东不喜欢，特意删改周的话，加上他的话。“文革”后，很多人认为，他们饱受皮肉之苦和精神之苦，都是因为抹杀人性，不讲人道主义。出于对“文革”的反动，王若水又旧话重提（他特别提到周的上述报告），遭到胡乔木的批判（立论酷似毛泽东的修改）。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启蒙，其中就有大猿猴的影子。　
　　平心而论，大猿猴虽有鼓舞人心之效，却毫无原典依据。50年代以来，“西马”异端喜欢强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人性异化，说这本书才是代表马克思学说的精髓和本义。这有当时的需要：资本主义有异化，社会主义难道没有？其意不在原典。当时，我读过原典，仔仔细细读过。马克思终其一生，老讲异化，但从来不讲人道主义。这不但和王若水的说法有很大出入，而且与胡乔木的说法（让讲人道主义，不让讲异化）也完全相反。马克思的历史观是非道德主义。阿尔都塞的话不一定都对，但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人道主义”，那是千真万确。《手稿》带有费尔巴哈的影响，确确实实是被《德意志意识形态》否定，这不是苏共（当然是前苏共了）的恶意捏造。《形态》是批施蒂纳。施蒂纳以他叫“唯一者”的纯粹个人批费尔巴哈的“抽象人”，用“存在”对抗“本质”，是无政府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先声。这类批判对马克思刺激很深。从1845年起，他虽主张“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是用整体概念的人反对纯粹个人，同情贫苦工人阶级的立场也没有变（这是唯一可以让人联想到人道主义的地方），但起码在理论上，他是放弃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事实上，从《形态》起，他就再也不讲“人性异化”。按他本人或恩格斯的说法，《形态》才是代表他们后来的一贯说法（阿尔都塞反对用早期马克思反对晚期马克思也是尊重历史）。　
　　在《形态》第一章，即《费尔巴哈》章中，他明确说，把整个历史过程“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硬道理和软道理（3）　　　
　　马克思不是人道主义者，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他喜欢讲异化，经常讲，到处讲，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他后来的说法，不是人性异化，而是劳动异化，即由商品世界体现的头足倒置，物与人，主与客，关系完全是反过来的。其典型表达是《资本论》第一章第四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在这一节的最后，他引用莎士比亚《无事烦恼》中的话作为结尾：　
　　一个人长得漂亮是环境造成的，会写字念书才是天生的本领。　
　　六、小熊和狐狸　
　　有个童话故事，道理很深刻。　
　　两个小熊，只有一块饼，不知如何是好。狐狸说，好办好办。他把饼一掰两半，左边一块大，右边一块小，吃亏的小熊不干。狐狸说，好办好办，再分。左边啃一口，不均。右边啃一口，也不均。一口一口又一口，直到剩下两小块，再也分不出大小。于是，两个小熊皆大欢喜，觉得狐狸才是公平的化身。　
　　我想，幸亏小熊分的是面饼，都要，不妨多烙几张。可如果碰上金银珠宝大钻石，怎么办？总不能砸烂捣碎，一人一个碎渣儿。驴可伙着使，老婆不能轮着睡。所以，经济学家讲了，狐狸拿大头，小熊拿小头，这是我们的惟一选择。　
　　发展创造稀缺。　
　　稀缺的存在，是瓜分的困境。　
　　吃剩下的，永远是小熊的命。　
　　七、富人的碗是穷人的锅　
　　发展的前提是积累。积累的道理，是有了锅里才有碗里，过去叫“先公后私”。　
　　“公家”就是官家，“公田”就是官田，古书都这么讲。“私田”是从“公田”分割。私有化，自古以来就是“化公为私”。现在的理解，只是“大公”化“大私”，“大私”管“小私”。通俗地讲，就是拿富人的碗当穷人的锅。　
　　司马迁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史记·货殖列传》）。然而，灿烂辉煌的良渚文化就是立足于此。精美的玉器从哪里来？大遮山下，横着防洪长堤。长堤下面，是一大片一大片人工堆筑的高台，土方量大得惊人，开车都要走半天。四五千年前，第一批富起来的良渚人就住在这片高台上，穷人才“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圈地和驱民力作，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垄断，从一开始就是发展的前提。　
　　90年代初，电话初装费，高达5000元（人民币），换成美元，是美国的100倍，而工资收入反之，交钱还不给安，必须等半年，绝对是官营的垄断暴利。　
　　现在的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早已“化公为私”，但照样是暴利滚滚，“大公无私”的精神比当年更强。　
　　“天大旱，人大干，脱了裤子大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