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一壶酒-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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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没人知道。这里从众，干脆把二者颠倒过来，正好与前文配成一对儿。　　　
　　知耻近乎勇（1）　　　
　　——为《读书》杂志召开的关于北京大学人事改革座谈会（2003年7月15日）准备的发言　
　　目前，关于高校人事制度的改革，大家的讨论可谓热火朝天。很多技术细节我不懂，最好是由专家，特别是社会学家，还有新闻媒体，做些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把各种意见搜集一下，各种问题分析一下。最近，我在《读网有感》（《书城》2003年7期，37－41页）一文中发表过一点感想，纯粹是从普通教员的切身感受，讲点我个人的真实想法。讲就直奔主题，抓关键的事情来谈。现在网上有很多版本，正题换了副题，不知怎么闹的，全都变成“学校不是养鸡场”。其实这只是个比喻。前两年，我写过一篇批评出版界出大书套书成风的文章，题目是“书不是白菜”，道理是说“书不是白菜，不一定要成堆论捆地卖”，和这篇小文是配套概念（《万象》第二卷：第5期〈2000年〉，151…154页）。我的灵感是来自一个美国的卡通片，叫《小鸡快跑》（Chicken　Run），即2000年全球最卖座的卡通片。影片当中有个Tweed太太，其实是“贪心”（Greedy）太太，她把养鸡场弄成集中营，导致小鸡暴动，集体大逃亡。它跟美国快餐业开了个玩笑。大家都知道，现代化的养鸡场，它们很讲究饲养的科学化和成本核算，何时喂食才能提高产蛋律，鸡笼缩小到什么程度才能最大限度利用资源，所有一切都是精打细算。这种流水线生产的鸡和鸡蛋，一切都是为了效率。鸡又没有鸡权，虐待当然少不了。如停水停食剪嘴巴，都是增产措施。此片本来是个寓言式的东西，但上座率极高，一下点到了商业的穴位。它给美国快餐业招来很大麻烦，很多人都拒绝吃黑心肉鸡黑心蛋。汉堡王竟喊出“救救小鸡”的口号，麦当劳也向供应场商提出“善待”母鸡的要求。影片当然是比喻，但道理非常深刻。教育的养鸡场化，教育的麦当劳化，即把中国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或“美国一流大学”的原料加工场（留学预科）、连锁分店或美国博士就业垫底的地方（像张恨水笔下的“五子登科”，让各种接收大员直接来接收中国），形成一条龙服务的恶性循环，确实是个大问题。　
　　现在的讨论，有两个问题，在很多人看来是最不容讨论，一是“改革即正确”，二是“外国即先进”。其实，这两个问题才最值得讨论。我认为，中国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外国的事情是怎么回事，这是应该说说清楚，也可以说说清楚的（上海人喜欢这么说）。　
　　我先说第一个问题，即高校要不要改革，我说要改。但问题是谁改，改谁，改什么，怎么改，事情要讲个明白，不能糊里糊涂地改。比如杀贫济富，头疼医脚，这么个改法，我就不太赞同。改和改，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你不能光把“改革”二字塞给我，就叫我五体投地，忠心拥护。过去，服务态度差的那阵儿，我去商店买奶粉，我说，同志，请你把这样那样拿给我，让我比较一下。他说，嘿，你买不买，不买走人，奶粉是吃的不是看的。这种一上来就让你别无选择的态度就不太好。过去，我们的说话习惯，是开口先讲，我代表什么什么，前提多大多大。我代表党中央，代表几千万党员，代表多少亿人民。你一上来先得掂量一下，哦，他可是上有领导，下有群众，代表现在，代表未来，该代表的他都代表了，当然只能喊“就是好”，“就是好”，所有人都会这么说。现在轮到改革，也是这么一件事。有些人说的改革，那只是个前提，内容怎么样，你就别管了。　
　　现在，学校里的事情，真可以说是问题山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多少年前，我在咱们的《生活》杂志上就说过，学校里有很多弊政。弊政这么多，当然要改革。问题是应该从哪儿改起。是不是脑科手术太复杂，就给脚丫子动手术。反正脚丫子剁了也不要命。改革的困境是，它的对象是计划体制，它的主体也是计划体制，导火索改炸药包，风险太大。比如职称晋升，最初是论资排辈，发猪肉票，这是计划体制；然后是托孤寄后，破格提拔，也是计划体制；最后轮到一帮底层教员，他们中的很多人，老的老的光没沾上，小的小的宠没轮到，眼看就排到跟前儿了，你突然宣布，计划体制是万恶之源，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机会瓜分完毕，请你给我走人。要裁专裁下蛋的鸡。这是什么道理。你把计划体制风光占尽，然后又说在这个前提下，咱们改玩竞争机制。但就算是竞争，你也得让人家真的自由竞争。就算庄家不进竞争机制，在同一个赌场中，总不应该有不同的规则。老的小的，海龟土鳖，总该放在一杆秤上称，怎么就该让土鳖给海龟腾地方呢？再比如，现在的评岗，一切都是跟课题制挂钩，所谓引进竞争机制，其实是在一种预先设定，极不合理的结构之下（评价机制的头一条，不见字面的头一条，其实是有没有“大树”，内涵可深了去）。前提摆在那里，人为刀爼，我为鱼肉，砸碎铁饭碗，是砸碎你的铁饭碗。他们自己是什么也不改，改也是改那把刀，改那个案子。现在讲改革，都说要提积极建议，这样的建议，我有一条，就是咱们不要放着眼前说天边，扯到多少多少年以后，像谁像谁一样。首先，现在当学校领导的，参加管理层的，应当一心一意把管理工作做好（我不赞同让一流的教学科研人材搞管理），不应脚踩两只船，既当官，又当教授，而且是直截了当的当，天降博导和一级二级教授于斯人。他们的分流，不但有利管理，也有利教学与科研，还可淡化部门利益（这也是积弊之一）。这是首先就该理顺的关系。即使理不顺，改不动。我也不主张像骑摩托车飞跃黄河那样（咬紧牙关，一踩油门就过去了，但也很可能掉在河里面），还是不妨从长计议缓图之。比如，照我看，上面少管一点学校，学校少管一点系里，系里少管一点个人，退而求其次，松绑总比捆着强。真正的学者，死心塌地作学问的人，越没人管，才越出成绩（不拿国家的钱，照样干活行不行）。现在的改革家，每以商鞅自许，以见其悲壮。但我只知道，商鞅的改革，吴起的改革，首先都是拿贵族开刀，“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谭嗣同的绝命辞，“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他的话很悲壮，那也是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之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改革就会有牺牲”，“牺牲”之义，本来是这个意思。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改革的关键在哪里，情况是一目了然。　　　
　　知耻近乎勇（2）　　　
　　外国的事情，现在有很多变态心理，而且是普遍的变态心理。比如，大家开口讲话，舌头老是不利索，就像某地产开发公司，它要在潮白河边卖房子。潮白河就潮白河吧，它非要说是有“东方莱茵河之美誉”的潮白河。北大、清华，本来都是响当当的名字，前面非得加上某年某月，终于达到“世界一流”的定语，何苦来哉。说到国外的情况，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什么是西方一流大学的光荣所在？是他们近年来受商业化包围日益趋进社会潮流的职高化倾向（如商学院、法学院和计算机专业的勃兴），还是他们绍继悠久文化传统和科学精神的深厚积淀。这是牵涉甚广，从内在精神到外部形象，都很实质的问题。比如，就拿校园改造来说吧，很多人都很羡慕我们的校园，当年吸引我的，让我一见倾心的东西，也是这个漂亮的园子。现在，很多奔一流的改革家都很热衷外部形象，但就是这个问题，我的理解也不太一样。我看，校园景观，也不见得“新”就是好。过去我们村的老乡还以为，有人肯拿一辆拖拉机换他们的北齐石佛造像，他们可就赚了。我的经验，欧洲也好，美国也好，越是僻处小镇，无名大学，越是由一堆闪闪发光的玻璃楼而组成。相反，最著名的大学，剑桥、牛津、哈佛，还有索邦的那些大学，大部分都是古老沧桑像座庙，让咱们看上去，十分破旧昏暗。我说这些话，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咱们用不着妄自菲薄，技不如人也气不如人。他们有他们的长处，我们有我们的长处，长处和短处要具体分析，不要动不动，就说我们什么都不行。像80年代启蒙史学下的小儿科，急了就会怨天尤人骂祖宗，说中国人什么都不行，一开始就不行，人家吃肉，我们吃粮食（其实要说吃肉，也轮不上欧洲，真正成天吃肉，还是人家爱斯基摩人和蒙古人）。这种自卑，有时真是自卑到根子上去了。国，我还是出过一点的。我知道的外国，和好多人印象中的外国就不一样。十几年前我在美国，留学生闹绿卡那阵儿，有人说，中国的精英都在美国，留在国内的都是人渣。我就想回来当“人渣”。我就不明白，大家干吗那么喜欢糟蹋自己，人不贱之而自贱。特别是有些留学生（当然不是所有，但也不是一个两个），他见人家骂中国还回嘴骂之，只要一有中国人开口，他就又来骂中国人，还一口一个你们中国人全是民族主义作祟。最近，有位香港教授说，什么时候中国大陆的教授让外国评，就出息了，可以进一流了。其实，我就参加过不少这类评审，包括评教授和评著作。这本来是平常之事。其他中国教授，我知道，有不少人也都参加过这类工作。评审应该是相互的，用不着这么神秘兮兮。我的态度很简单，其实还是孙中山先生强调的那种精神，即“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我们不要随便说我们行人家不行，也不要随便说人家行我们不行。此丈夫兮彼丈夫，总都是人吧。现在，中国的学问，不是只有中国人做，这是不争的事实。西方同行的研究，近百年的研究，一直是我们的“第三只眼”，而且对中国之褊狭固陋，还是最好的解毒剂，但我一直认为，而且是顽固地认为，他们的研究（其实人少得可怜），我们的研究（学者良莠不齐，但兵多将广，虽百里挑一，也相当可观），其实并不是同一门学问。研究中国，即使今天，要谈国际学术，那也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即他们的学问，我们的学问，还有某些往来于彼此，具有双重身份的学者，他们的绍介沟通（可惜，现在的很多“二师傅”已经不如他们的前辈，不像冯承钧他们那样，还能起这样的作用），三者加起来，才有这个国际学术。这是说我们这行的学问。其他学问，当然不一样。有些学问，原来是人家的学问，穷追猛赶，差距还是相当大，自卑感不免油然而生，这我可以理解。但重要的是，你别自卑完了又自大，非要国外末流当国内一流，叫别的学科都摧眉折腰，低声下气，承认你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非得按你的模式来改造整个学校，改造全国教育。这就过了。当年，中国的大学，前清举子、外国留学生，各种来源的人都有，所以蔡元培才要讲兼容并包。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很多也是不中不西，亦新亦旧。这才是我们的光荣传统。　
　　当然，改革是大家的事。我说过，现在的事情，我们都有责任，不能像文革完了，什么事都往四人帮头上一推，“大家都是好东西”。问题是社会问题，当然不必指责个人，但也不能什么事都把自己摘出去。就算无能为力，知耻近乎勇，总可以做到吧。　
　　这是我的态度。　
　　2003年7月15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8月6日改定。　
　　【附记】　
　　此文原来的题目是《前提最需要讨论》，太严肃也太模糊，现在用文章结尾的话换了一下，叫《知耻近乎勇》。　　　
　　马年说伯乐（1）　　　
　　今年是马年，大家都想从马讨个吉利，我也凑几句热闹话，全是古人说的话，给大家添个乐子。　
　　去年春天，我在巴黎凭吊马伯乐（Henri　Maspero）的墓，他的墓和萨特、波伏瓦的墓在同一个墓地。当时我想，汉学家起汉名，很多不怎么样，但马伯乐的名字起得好，音好，意思也好。因为你想，伯乐善于相马，马要碰上伯乐，那该多有福气。当年，李白给韩朝宗写信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与韩荆州书》），就是这种心情。我们当人的都这么想，更何况是畜生呢。所以古往今来，几乎每个读书人，特别是有才气而还未出头的读书人，即便够不上“千里马”，也个个企足引领盼伯乐至，惟恐碰不上伯乐，埋没在太多的“凡马”之中。　
　　然而，古人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