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案中的法律智慧-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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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和其妻子准备对他们的卫生间嵌上一块板，他们购买了二加仑罐装的、可溶解的气体沾合剂。罐上的指示是：“危险/极度易燃/气体会导致闪光火焰/气体有害/见背面的警告”。背后标签有如下警告：“含有己烷；气体遇火会爆炸。防止气体聚积－－开窗和门－－只能在有交叉通风地方使用。在使用时，不要抽烟，消除所有明火和明火苗，关掉炉、加热器、电动机和其它引火的来源，直到所有气体散尽为止。不要内服。避免长期接触皮肤以及吸入气体。远离热、火花和明火。每次用完后关紧罐口。”原告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关掉了他的热水器，熄灭了厨房炉上的点火器，打开前后门。然后，他打开易拉罐，开始将粘合剂用在卫生间的窗户上，该窗户是关着的并且被封死，原告妻子到卫生间对面的大厅里打开了风扇。当她再走进卫生间时，一束蓝火从原告泥铲下喷出，发生了爆炸，原告严重受伤。原告提起诉讼，状告制造商和分销商，案由是产品责任。陪审团判定原告获得60万美金的赔偿，被告不服而提出上诉，上诉法官多林作出了判决。
法官引用先例提出了产品责任的诉讼要素：“首先，原告必须证明该产品是发生损害的原因，导致损害的可能性不是充分的理由。其次，如果诉讼是针对制造商提起，那么原告必须证明：产品离开制造商占有和控制之时，产品就存在有缺陷；如果诉讼是针对零售商或物品供应商提起，那么原告必须证明：在物品出售给消费者使用或消费之时，或者它离开零售商占有和控制之时，物品存在有缺陷。第三，原告必须证明，该缺陷的物品对原告或原告的财产造成了不合理的危险”。“不合理危险”的定义是，“危险超过了一个普通消费者以‘普通的社会知识’所能理解的程度”。
被告辨称，原告的诉讼理由缺乏上述的第三个要素。法官分析道，易拉罐发生了爆炸，这不存在疑问，原因可能是因为电扇的电点燃了气体。但问题是，导致不合理危险的原因是设计的瑕疵和不充分的警告，还是由于原告无视了罐上的警告？法官说，制造商必须预料到产品所有可预见的情况。为了避免“不合理”的危险，他必须警告产品所包含的所有“潜在”的危险。这些警告必须易于理解，以保证产品的使用安全。本案的被告应该预料到有些使用者会在一个无窗户的房间里嵌板。如果陪审团认定，易拉罐的设计方式容易导致燃烧和爆炸，而且又没有警告或者警告不充分，那么就可证明产品存在着缺陷。既然陪审团认定该产品对消费者存在着不合理的危险，那么就符合产品责任的第三个要素。专家的证言也表明，如果按照罐上的指导方法去使用，那么含有己烷气体的粘合剂就会以极快的速度散发。罐上的标签指导消费者去用一种锯齿状的泥铲适用沾合剂，而专家认为，这种使用方式会加剧危险，因为这种使用方法会因为气体在沟槽里混合，从而倍加了蒸发的速度。原告和他的妻子都证明他们阅读过该指示和警告，并尽他们最大努力跟着去做。他们“开门”和“使用电扇”的行为都是试图按照该指示所要求的“交叉通风”去做的，证据表明原告的每一种努力都是在注意该警告。最后的结论是：维持原判。
一个产品从生产出来到进入流通领域，存在着一系列的合同链，这个链条依次为：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购买者，有时候还有受赠者，比如姜啤酒案件中的原告多诺休女士。每一个合同都规定着产品的责任。从英国的情况看，在1932年以前，法院不允许侵权行为诉讼中断合同关系链。他们所持的观点是，人们根据他们的合同责任来安排他们的事务，如果允许第三人提起侵权行为诉讼，那么就会破坏这种安排。这种观点被称为“非当事人利益的谬见”。1932年以前，此类侵权行为诉讼仅限于本身危险产品的案件，或者让与人实际上知道该危险案件。1932年的姜啤酒案件在侵权行为法中确立了产品责任，贵族院形成了一项规则，让产品的制造商承担瑕疵产品的侵权行为责任。该侵权法原则的目的上为了保护最终的消费者，当瑕疵产品发生人身损害的时候，可以向制造商寻求赔偿。英国成为欧盟成员后，有了这个方面的成文法，这就是1987年的《消费者保护条例》。这个成文法为瑕疵产品责任规定了严格的责任。现在的情况是，如果瑕疵产品导致了人身损害，那么受害人既可以选择普通法诉讼，也可以选择成文法诉讼。
在美国，瑕疵产品的严格责任我们以前曾经提到过，其起源于卡多佐法官在“别克案件”中的判决。或者从合同隐含的质量保证义务寻找瑕疵产品责任的根据，或者从“过失”侵权法中扩展至瑕疵产品责任的根据。一般地讲，瑕疵产品的侵权行为责任采取一种无过错责任原则。依照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瑕疵产品具有不合理的危险性，如果产品在到达最终使用者或者消费者之前不存在着实质性的变化，那么销售者要对产品的最终使用者或者消费者承担责任。有的法学家认为，产品责任采取严格责任的理由是一种公共政策。经济分析法学就认为，瑕疵产品造成的损害应该由制造商或者销售商承担，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其商业活动来消化该损失，这个损失是其商业成本的一部分。
上述案件比较前面地表述了瑕疵产品责任构成的三要素，因果关系、瑕疵的存在和瑕疵产品的不合理危险。在实践中，法院往往难以判定“不合理危险”的标准，因为在每个案件中，危险的情况不一样，通行的抽象标准则是“社会普通消费者按照普通知识所能够理解的危险”。比如煤气罐，放射性物质等公认为危险品，这些不会发生争议。但是有些日常用品，也时候也被认为是危险品，比如在姜啤酒案件中的那瓶啤酒，再比如后面我们要谈到的可乐瓶。在正常的情况下，啤酒瓶和可乐瓶不是危险物，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比如啤酒里面有蜗牛，比如可乐瓶压力导致爆炸，啤酒瓶和可乐瓶也可以成为危险物。
第八部分产品责任的抗辩理由
美女照了一张艺术照，装框完毕后准备装饰在墙壁上。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小锤子，她随手拿起可乐瓶当锤子用。可乐瓶砸在铁钉上，可乐瓶子粉碎，美女受伤。她把可乐瓶制造商告上法庭，美女能够得到法律的救济吗？
被告生产了一种支撑起卡车车身的推动系统，这种系统安装在一家叫罗杰公司的垃圾装卸车上。受害人的一个朋友借用了一辆这样的车作为私用，受害人和他的朋友用该车为受害人运送碎石，可是，碎石卸载后车身不能够复原回到原来的位置。受害人爬到卡车底盘上查看问题所在，这样他就身处抬起的车身下面。他抓到了阀门组件上的控制杆并将它开启，车身极速下落，受害人当场毙命。受害人将被告及相关人告到了法庭，指控被告在推动系统控制系统上存在着瑕疵。陪审团认定损害赔偿额达175万美金，但同时认定受害人也存在着过失，也就是与有过失，但是不能够说受害人是自愿承担风险。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在受害人与有过失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认识，上诉院根据陪审团的判定，由原告自己承担30％的损失。此案最后上诉到俄亥俄州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对产品责任中的与有过失抗辩理由作出了判定。布朗大法官代表法院多数提出了法律意见。
大法官说，按照俄亥俄州的法律，产品责任中存在着两种抗辩理由：第一，原告自愿承担风险，也就是说，原告明白地知道产品的瑕疵，但是仍然自愿地从事风险活动，第二，原告用一种非常规的方式误用该产品。在这两种情况下，被告有完全的抗辩理由。大法官说，上诉法院区分了原告“积极的过失行为”和“被动的过失行为”，并认定原告被动的过失行为不是被告的抗辩理由，而原告积极的过失行为可以成为被告的抗辩理由，原告的积极过失行为类似于成文法中的比较过失的原则。大法官不同意上诉院的这种区分，为此他引用了侵权行为法重述的有关规则，认为原告的与有过失只存在着两种情况，第一，受害人过失，比如原告过失而没有发现产品的瑕疵，或者他没有能够保护自己。在这样情况下，原告的过失不是被告的抗辩理由。第二，明知危险并自愿面对危险，也就是自愿承担风险，如此过失行为可以成为被告的抗辩理由。因此，规则是如果原告自愿承担风险，被告就有抗辩理由，否则他就没有抗辩理由。按照这个规则，大法官说上诉法院划出原告“积极的过失行为”这个中间地带，理由不充分。
接下来，大法官分析了严格责任原则所蕴涵的公共政策和目标。侵权行为法重述认为，产品的卖方对社会广大的消费者承担一种特殊的严格责任，公众有权利来信赖卖方保证产品的质量。让卖方承担事故的损失，是因为这是一种生产的成本，这种成本可以通过责任保险的方式获得。著名的普罗塞教授认为，让商人和企业承担事故的损失，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向商品购买者那里分配损失，这是一种“风险承担的经济学理论”，比如他们可以通过较高的定价来消化这部分损失。在这一点上，严格责任原则不同于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是要让造成损失的人补偿该损失，因为侵权行为人的不当行为应该受到谴责，他应该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但是，严格责任的理由不是被告的“应受谴责性”，而是让从产品获益的人通过商业活动消化产品所发生的损失。
最后，大法官分析比较过失在严格责任中的地位，他说，美国有的法院认可比较过失为严格责任中的抗辩理由，而另外更多的法院拒绝这种抗辩理由。就俄亥俄州而言，大法官认为不能够将它认定为有效的抗辩理由。最后的结论是：撤销上诉法院的判决。
一般而言，瑕疵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为严格责任，但是严格责任并不意味着诉讼的被告不加区分地承担全部责任，也就是说，产品责任案件中的被告同样存在着抗辩的理由。有时候，法学家们区分二个概念，一是严格责任，二是绝对责任。他们认为严格责任不是绝对责任，绝对责任不存在抗辩理由，被告无条件承担责任，而严格责任仍然存在这抗辩理由。但是也有法学家认为，侵权行为只存在着过错责任与严格责任的区分，绝对责任就是严格责任。侵权行为中严格责任的适用范围，除了我们谈到的Rylandsv。Fletcher类的案件和这里的瑕疵产品案件外，通常还包括动物造成损害的案件，火损案件和环境污染案件等等。
从成文法的情况来看，英国的1987年《消费者保护条例》有着具体的规定，依照此成文法，被告可以利用的抗辩理由有：第一，产品符合欧共体的质量标准或者成文法的质量标准。第二，制造商可以证明，在他们把产品移交之后，产品瑕疵才出现。为了做到这一点，制造商必须证明，他们在交付产品的时候瑕疵不存在。第三，产品被制造出来的时候，当时的科学技术的水平不足以发现该产品的瑕疵。
从普通法的情况看，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可以作为参考，它列举了原告的三种情况，第一，原告过失而没有发现产品的瑕疵，第二，原告过失而没有能够有效地保护自己，第二，原告明知危险并自愿面对危险，也就是自愿承担风险。三种情况下，原告的过错程度逐步增大。但是，只有在最后一种情况下，原告的过失才是被告的完全的抗辩理由。比如我们设想的“美女拿可乐瓶砸钉子”的例子，就是美女自愿承担风险的行为。本案法官基本上采取了侵权行为法重述的看法，他认定，原告的过失，不管是积极的过失还是消极的过失，都不能够成为被告免责或者减少责任的理由。
比较复杂的问题是，在一个具体的案件中，究竟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还是适用严格责任原则？比如上述案件中“与有过失”和“比较过失”所引起的争议，就是这个情况的反映。就两者的理论基础而言，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存在着实质性的不同，过错责任强调的是“行为的应受谴责性”，严格责任则是“事故损失的经济分摊”。法官对于严格责任公共政策的分析，与法律经济分析的结论是一样的。而且，在法律经济分析学派看来，适用严格责任的成本高，对原告有利；适用过错责任的成本低，对被告有利。因此，有人从中得出结论，过错责任原则的出现是为资本主义企业服务的，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而严格责任的出现，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