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案中的法律智慧-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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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案而言，所有人都同意初审法院对前两个方面要素的认定，但第三个要素，也就是“最接近原因”，也就是法律上的原因方面，双方存在着争议。
　　在因果关系方面，佛罗里达法院与其它大多数地区是一样的，存在历史悠久的“若不是”的事实因果关系标准，和“最接近原因”的法律上因果关系标准。这就是讲，来自被告的一种自然的、直接的和持续的过失行为或者不作为，导致了原告的损害结果。事实上的原因可以表达为，“若非”过失行为或者过失的不作为，损害就不会发生。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法院最经常使用的尺度是所谓“预见性”尺度，也就是说，原告的损害是被告可以预见到的。如果在被告过失行为之外存在着其他的“介入原因”，如果这种介入原因是可预见的，那么被告第一过失行为仍然要承担责任。
　　在本案件中，被告没有适当地维护自行车道，而正在这个地方，安德鲁脱离了道路，被告的这种过失是死亡的事实上原因。如果采用“若不是”尺度，就可以清楚地发现：“若不是”被告的过失，安德鲁将不会被迫脱离自行车道，将不会进入相邻草地面对有威胁的树，不会进入相邻街面，将不会被开过来的轿车撞上而死亡。“若不是”被告在维护自行车道方面的过失，该事件悲剧性结果将不会发生。法官接着分析，被告道路维护的过失所导致轿车和自行车相撞，是否可以合理地预见。法官说，从我们普通经验我们就可以知道，自行车手在自行车道上行走时，存在一种力量，当他面临道路上危险的状态时，他很可能会被迫离开道路，而到相邻的道路上去，他这时并不能停止下来。这里，相邻地带是一片大约宽5英尺的草地，又有具有威胁的树生长在那里，他可能会被迫驶进邻街以避免撞上该树，可能被驶来的轿车击中和撞死。事实上，本案中死者进入街道的行为和轿车撞倒死者的行为，都是男孩死亡事实上的介入原因。但是，这些原因在法律上都是可以预见的，因为从被告原始的过失中，就能合理地预见到那种结果。
　　最后的结论是：修改原审法院的判决，发回重审。
　　这个案件比较完整和全面地分析了过失侵权行为责任的问题，法官把过失的要件归纳为三个方面。这就是：被告注意的义务、被告未尽到义务、原告损害与被告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又包括事实上的原因与法律上的原因，前者强调“若非”假定性的标准，或者强调被告对损害的预见性。
　　如果被告行为与原告损害结果之间出现了中介原因，那么被告是否要承担责任？其中的标准是：该中介原因是否中断了原有的因果关系链。关于这个问题，后面有专门的案件进行解释，在这里，死者死亡的原因，一个方面是被告没有维护好自行车道，另外一个原因是轿车事故，后者是原、被告因果关系中的中介原因，被告对原告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就要看中介原因是否中断了原告损害与被告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链。在这个案件中，法官认为这个中介原因没有中断原…被告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最后支持了原告。
　　这个案件还有一个特殊点在于：被告的过失是以不作为的形式出现的。所谓作为是被告积极的行为，比如司机撞行人，所谓不作为是被告的消极行为，比如被告没有维修道理。积极的作为发生侵权行为责任比较好理解，消极的不作为发生侵权行为责任比较费解。在后一种情况下，一般要求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比如房东与房客，雇主与雇员，教师与学生，医生与病人等等，可惜本案法官没有详细探讨这个问题。
　　在上一个案件中，我们也许就有疑问：要酒吧主为顾客死伤“埋单”，是否公平？果真如此，酒吧的适宜如何做下去？在这个案件中，这个疑问也许更加严重。如果仅仅是因为县政府没有维护道路，就要求对所有因使用道路而受伤的人承担责任，那么这样严厉对待被告的法律是否过于“邪恶”？从法律上讲，这个问题最后归结到被告是否能够“合理预见”损害的后果。从社会学的角度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一个社会的公共政策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设定被告多高程度的注意标准。社会学家称为：法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政治学家说：法律只是穿着新外衣的政治。当这个标准高时，法律更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当这个标准低时，法律就较差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任何设定和适用这个注意标准，是法官们影响社会生活的一个杠杆。有法学家将过失标准形象地描述为一个“闸门”，闸门开得太大，诉讼量大幅度上涨，闸门开得小，诉讼量减少。这个闸门开启的大小，实际上与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联系在一起，与这个国家生活水平联系在一起。设想一下，如果这个标准搬到我们国家，那么将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形？
　　第三部分紧急状态下的过失标准
　　一个人在正常状态下的行为，肯定不同于在紧急状态下的行为。一个人是否“过失”，是按照正常状态下的行为标准，还是按照紧急状态下的标准？一个正常理智的人，在紧急状态下的“正常”行为，在正常状态下可能是一种“过失”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是不是侵权行为呢？我们看下面这个案件。本案被告西伯特在一家银行前排队泊车，原告威尔森太太驾车等在他后面。被告说原告的车在他后面4到5英尺，而原告称他与原告的车之间有两辆半车的距离。被告称在他泊车的时候，前面的车突然倒车，他于是立即打方向盘倒车，结果与原告的车发生碰撞。其力量很大，把原告车的挡泥板冲压进了轮胎，原告的车无法开动。被告没有鸣喇叭，也没有往环顾四周，也没有在倒车之前从前视镜里弄清他后面是否有车。他说他倒车的时候完全是一种“急转的反应”和“条件发射”，以避免与他前面突如其来的车发生碰撞。他承认如果他不倒车的话，他也不知道前面的车会不会撞到他，没有清醒的想法去看一看他的后面。他说他“太匆忙挂挡……似乎没有时间去做别的，只是想把车挪开”。只是在与原告的车发生碰撞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他后面有车。被告车前的司机逃逸。原告将被告告上法庭，审判法院给陪审团两个法律指导意见：一是“过失”的一般含义，二是“突发紧急状态理论”。陪审团作出了有利于被告的裁定。原告上诉，上诉院维持原判。此案件最后到了阿拉斯加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拉宾诺维奇代表法院提出了他的判决意见。
　　上诉人认为，因为被上诉人在倒车之前没有从前视镜里看后面，也没有摁喇叭，所以可以认为被上诉人“完全缺乏”注意。他称，一个合理的陪审团根据这些事实不难认定：被上诉人对威尔森太太没有尽到注意的义务，因此应该认定被上诉人存在一种过失。但是大法官认为，上诉人没有考虑到紧急状态下行为人被迫行为的急迫性。在一审中，被上诉人的对事实情况的证词被初审法院接受，法院认定他当时处于紧急状态。法律要求陪审团以“相同情况下理智人的标准”来衡量被告人的行为，这些情况就包括紧急状态，这种事实可以使非紧急状态下的不合理行为成为一种合理的行为。按照这个规则，陪审团要根据被告紧急状态下行为来判断其行为的合理性。为了避免与前面车相撞，他急转向、倒车、不摁喇叭和不往后看，几乎是同时发生。大法官说，这一组行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是合乎一个理智人的标准，肯定有着不同的看法，鉴于此，这个问题就应该交给陪审团去解决，让他们给出一个意见。
　　上诉人还声称，上诉院特别地对陪审团给出紧急状态的理论，会使陪审团对原告产生不利的影响。他认为，既然已经给出了过失的一般规则，陪审团就有了适用的标准。这时还给出一个单独的、补充的紧急状态的法律指导意见，这是不公平的和没有必要的。但大法官说，双方当事人都同意，紧急状态下过失尺度在其他的案件中适用是一样的，这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被告的行为是不是合乎正常理智和谨慎人的标准？这里的问题是，单独给出紧急状态理论的法律意见是不是会造成偏见？大法官首先引用了两个先例，在这两个先例中，当事人要求法院给出单独的紧急状态下过失理论法律意见，但是法院拒绝，并认定其“不给出单独意见”并不存在错误。随后大法官总结道，在有些法律管辖区里，如果事实要求而法院“不给出紧急状态理论意见”，这些法院会被认定存在着错误。但是，几乎被普遍接受的看法是：初审法院给出了“多余”的突发紧急状态理论的意见，却不会存在任何的错误。因此，大法官说，对这个案件的看法是：法院单独给出紧急状态理论的法律指导意见，不会发生对原告不利的影响。最后的结论是：维持原判。
　　过失的核心问题是“理智的人没有做理智的事”或者“理智的人做了不理智的事”。理智的标准就是“理智人”的标准，这个理智的人既不是天才，也不是白痴，而是一个社会中正常、普通人的标准。在一个具体的案件中，“普通理智人”是由陪审团的成员充当的。陪审团的12个组成人员来自社会的普通大众，他们按照生活的常识来判定事实的问题。这是英美法系特有的制度，在刑法和侵权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在具体的案件中，法官是法律的专家，解决规则问题；陪审团是事实的判定者，解决事实问题。法官与陪审团的结合，既有专家的智慧，又有社会的民情，法律既体现了进步，也符合了社会状况，这是法律制度良性循环的魅力所在。
　　我们常说，我国的法律制度来自西方国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其出发点，就是西方的法律“规则”不适合中国社会“事实”。我们引进了西方的法律制度，但是没有引进西方的陪审制度。这样将源于西方的法律制度应用到另外一个无法“兼容”的社会中，有法律“规则”但是无法达到“法治”的现象就得以产生。在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西方法律与东方社会“合拍”的问题，有待于社会的发展和法学家法官的研究和探索。
　　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案件的实质性问题与诉讼程序方面的问题出现了冲突。在实质问题上，陪审团认定被告不存在过失，而得出这个结论，又与法律程序相关，因为法官在事前给出的法律指导，这就是“紧急状态下”的过失标准。这就是说，在正常状态下，过失标准是正常状态下理智水平，在紧急状态下，是正常人“在紧急状态下”的理智标准。依照两个平行的标准，陪审团得出的结论是支持被告。应该说，从判决结论上看，与我们通常的看法存在着冲突，因为通常的看法是：被告撞了原告的车，最后的结论却是被告不承担责任。这里，特别地给出一个紧急状态理论，会不会影响陪审团成员的判断？这也是原告上诉的原因所在，可是，最后到了最高法院，这个案件的最后结论还是：初审法官如此行为不会发生不合理的影响。最高法院仍然确认了在紧急状态下，过失的标准是一个“理智和谨慎人”在“紧急状态下”的正常标准。从而解决了：紧急状态下的过失标准与非紧急状态下的过失标准存在着差别。在这个案件中，与其说是法官和陪审团支持了被告，还不如说，美国法严格的程序制度帮了被告的忙。“法律只解决形式正义，不解决实质正义”，“西方人讲究程序正义，中国人讲究实质正义”在这个案件中，有着典型的表现。
　　得出这个结论，还与初审法院与上诉法院的分工有关，上诉法院只解决法律的适用问题。在这个案件中，最高法院只是想阐明：在初审中，法官在陪审团作出“过失”判断之前给出的法律指导是否合适？如果合适，具体的结论还是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它要尊重下级法官的判断和判决。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的司法制度与英美的制度存在较大的差别，因为我国的上级法院“领导”下级法院的工作，它既审查法律问题，也审查事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国家还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司法制度。
　　第三部分直接的因果关系
　　一个小的失误，导致一个大的灾难，小失误者对灾难的严重后果承担责任吗？比如，一个船员不慎滑落下一块船木，船木与甲板发生碰撞，碰撞发出火花，火花点燃了汽油气体，最后汽油起火，烧毁了整个船。雇员要对整个船的毁损承担责任吗？具体案件如下：原告波尔米斯和他的搭档有一艘船，他将此船租给被告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