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旧事 作者: 倪蓉棣-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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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因如此,她们要是在台前吃了亏,比如头发被抓,脸蛋被亲,屁股被拧,或者胸衣被扯,等等,谁都
不会同情的,大家反而觉得很开心,纷纷报以嘲笑或揶揄,认为她们是自作自受。而实际上,站在台前扎人
堆的年青女人,她们往往是那些个性刚强、泼辣、好斗的出挑分子,她们同样喜欢异性,同样是冲着看“人 ”来的。
我和我妈都爱看戏。每逢天后宫演戏,我妈总是让我在白天里去号凳。我每次带两条凳子,一条小方凳
,一条小条凳,我爱将小方凳绑在戏台口底下的左侧柱子上(戏台右侧设锣鼓乐队,很吵,看戏时视线也差
),而将小条凳绑在戏台天井后侧的某根柱子上,然后分别压上大石头。晚上宫里一开戏,我和我妈就分别
站在小方凳和小条凳上观看。戏台前方全是人,很混乱,我站在小方凳上,常常被人浪抬空了身子,好在我
上身趴在戏台上,不至于被卷走,而等人浪过去,我又小心地落下身子,重新站在被绳子紧紧捆于柱子的小
方凳上。我妈是女人,她跟我一道站在戏台前方观看,自然很不方便,所以,她只能远远地站在天井后侧的 小条凳上,手挽柱子,吃力地观看。
在天后宫演戏或放电影,都是买票进场的。为防止逃票溜门,收票的人把天后宫南面的正门和东面的侧
门紧紧关死,只留下西面的侧门作为入口,有时,入口处人很多,他们索性又关上半扇门。因此,每次进场
,入口处总是人头攒动,吵得不可开交,间或还传出妇女小孩的哭喊声。我妈在街上开小店,家里还算有钱
,但我调皮,有时不买票,偏去爬墙头。爬墙头很危险,被看门的人抓住了,会挨骂挨打的,还会被拎着抛
出门外的。可我不怕,坚持与同党去爬宫北面的墙头。宫北面的墙头有一个小豁口,可以钻得进身子。我胆
大心细,总是让同党打前阵,而看到某位同党在里头落网而被拎往门口时,我便抓住这个空档,奋勇当先,
并鼓动大家一齐乘虚而入,于是,大家个个像猴子一般,飞快地翻跃墙头,钻了进去。
四
芙蓉街有一批戏迷,他们爱唱爱表演,爱拨弄乐器,也许花钱看人家演戏觉得不过瘾,他们竟成立了一
个“大众”剧团。他们自编自导了现代革命戏《江姐》,结果在天后宫演出,受到了当地人的空前欢迎。“
江姐”的扮演者是下街年轻漂亮的少妇卢爱迪。像卢爱迪这样漂亮的叫作“江姐”的革命女英雄,最后竟让
国民党给枪杀了,这怎么不令人惋惜、心疼?当地人觉得《江姐》这本戏就是好看,看了还想看。特别是我
,《江姐》这本戏从排练开始到正式演出,我都一直跟着看,戏里的台词,我非常熟悉,其全文差不多能背
出来。不过,我看《江姐》演出,眼睛死死盯住的不是台上那个漂亮的“江姐”,也不是那个可恨的革命叛
徒“甫志高”,而是“双枪老太婆”和众多演员手中的驳壳枪,因为这些驳壳枪都出于我之手,全是我用木
头制作并出租给剧团的呢!有趣的是,这些驳壳枪表面是用墨汁涂上去的,结果,不少演员手上、身上甚至 脸上被弄得很脏,演出时不时闹出笑话。
只是很可惜,由于经费严重不足,“大众”剧团在演了《江姐》这本戏之后,就没有再排演其他什么戏 ,不久,它就自动解散了。
五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京剧、越剧、昆剧、婺剧、瓯剧(当地人称“乱弹班”)等以演古装戏
为主的剧种,统统被视为牛鬼蛇神而遭到大扫除,自此,芙蓉人再也看不到古装戏了。
然而,在天后宫,人们倒看到了另外几种戏。
这几种戏,断断没有公子、小姐,断断没有脉脉温情,充斥其间的,全是一派狂热、麻木和冷酷。
人们看的最多的是造反派举行的誓师大会和批斗会。其实,这些会都是戏,它们的演员和观众形形色色 ,经常错位,可谓台上演戏,台下也在演戏。
当时,在芙蓉境内,造反派队伍多达几十支,它们都有自己的旗号,如“铁扫帚”、“五一”、“卫东
”、“向京”、“斗私批修”、“风雷激”、“张思德”等等,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其中,最强大的自然
是红卫兵队伍,它仗着最高统帅是毛泽东,因此,目空一切,横扫一切。这些造反派队伍常常集中在天后宫
,举行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在誓师大会上,各路造反派的代表,个个慷慨激昂,声嘶力竭,手拿铁皮喇叭
筒,争着在戏台上表决心,表示坚决拥护和誓死保卫毛主席,与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走狗斗争
到底,坚决扫除一切牛鬼蛇神,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这些代表及其麾下的干将,在戏台上下还频频高呼口
号,于是全场响应,整个天后宫惊雷滚滚,口号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每逢此时,在场的人,不论是造反
派,还是前来观看热闹的人,不论是小孩子,还是老大爷、老太婆,大家无不热血沸腾,无不挥舞拳头,振 臂高呼。
天后宫(4)
誓师大会结束之后,各路造反派便从天后宫依次出发,拉成一支长长的队伍,大家打着大旗,敲锣打鼓 ,高呼口号,在芙蓉街示威游行。
当然,誓师大会及示威游行举行过后,批斗会便接踵而至了。
批斗会仍在天后宫举行,宫里仍然挤满了人。
被批斗的人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为公社、医院、学校、供销社、粮管所等国家单位的当权者,即“死不
悔改的走资派及其走狗”;一类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等“五类分子”,即“牛鬼蛇神
”。这两类对象常常同时被揪到戏台上接受批斗,只不过,前者站在或跪在戏台中央,后者分别站在戏台的
左右两侧,作为“陪斗”。他们头上都戴着高高的尖顶纸帽,胸前挂着大纸牌,牌上写着“走资派”、“牛 鬼蛇神”等文字。
批斗会的程序千篇一律,先是主持人宣布大会纪律,强调参加会议的人员必须服从大会的统一指挥,不
许高声喧哗,不许乱走动,接着让看押人员把“走资派”和陪斗的“牛鬼蛇神”押上台,然后,各路造反派
的代表依次上台发言,揭发并声讨“走资派”的罪行,最后将“走资派”和陪斗的“牛鬼蛇神”统统拉出去 游街。
批斗会自然是残酷无情的。造反派常常两人一组,每人扭住“走资派”的一只手,反剪过去,然后让“
走资派”跪在一堆瓦砾或瓷片上,使之变成一只飞机的模样。有时,台上出现这样的“飞机”有好几架,而
陪斗的“牛鬼蛇神”也常常站成长长的一排。对此,观众眼中无不充满了惊奇、兴奋的光芒。虽说“牛鬼蛇
神”命运比“走资派”好,不用跪,可以站着,但他们中的女性,却多了一条“妖精”的罪名,多数被剪刀
铰掉了头发,她们似乎觉得无脸见人,常常在台上深深地埋着头。有时,“走资派”在瓦砾或瓷片堆上跪久
了,膝盖出了血,痛得受不了,于是扭过头,哀求造反派让他们站起来,但结果却遭了殃——造反派们根本
不吃他们这一套,认为他们不老实,在对抗革命,在作垂死挣扎,因而非但没有同意让他们站起来,反而狠
狠地按他们的头,按他们的背,还拼命扯高嗓门,高呼口号:
“打倒某某某!”
“某某某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坚决扫除一切牛鬼蛇神!”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于是,台上台下一呼一应,口号声震得全场灰尘飞扬,整个天后宫仿佛要塌下来。
以往看戏,天后宫里秩序固然很乱,但再乱,观众也断断不会从台下乱到台上去。正因如此,台上小姐
出场时,她不管台下已闹翻了天,照样大胆煽情,不时地向观众抛媚眼。然而,今天看批斗会,情况却截然
不同,观众情绪激动,大家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在台下一边观看批斗,一边高喊革命口号,并且,人群中
不时有人冲到台上去,跑到台中央,对站在那里挨斗的对象,从身后用脚狠狠地踢他们的小腿,迫使他们下
跪,或对跪在那里挨斗的对象,用双手狠狠地按他们的肩膀,按他们的后脑勺,强迫他们的脸揩着戏台。有
时,看见台上某位挨斗对象的纸帽不够高,台下总有人跑回家,匆匆地赶制了一个又高又尖的而赶回来,然
后跑到台上去,悻悻地予以撤换。每逢这个时候,台下总是笑声一片。
我与其他人一样,也爱看批斗会,几乎做到逢会必去,一场不落。不过,我看批斗会,从来不敢冲到台
上去,或站在台下显眼的地方,也不敢跟着造反派喊革命口号。我常常躲在人群的夹缝间,探头探脑,小心
地朝台上观看。我何以这样胆怯,主要是我背了半个“黑锅”——我妈是黄岩人,出身于大户人家,尽管在
土地改革之前鉴于家里已破产,她没有被划为地主成分,但在芙蓉街,她做小生意,家里比较有钱,当地人
仍怀疑她是地主出身,因此,我家里屡屡遭到各路造反派的翻抄,而我的“红小兵”资格也被剥夺,使得我
无权参加造反运动。幸运的是,我妈人缘好,再说大家也无法证明她是地主出身,所以,她最终没有被造反
派归入“牛鬼蛇神”之列而遭到批斗和游街。但尽管如此,我们全家人都夹着尾巴过日子,有时夜里也不敢
关门,以随时接受造反派的冲击和翻抄。尤其是我,对抄家、批斗、游街等造反运动不仅感到莫名的害怕,
而且恨死了我妈,我深深地恨她为什么不出身于贫农,因为毛主席说,贫农是最革命的。因为后面这个缘故
,我曾在一段时间,不跟我妈讲话,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坏,常常跟她闹别扭。
不过,谢天谢地,我爸是虹桥仙垟陈人,家庭出身下中农。这在精神上给了我很大安慰。正缘如此,我
在所有的作业本的扉页上,用铅笔工工整整地写下这么一行字:
“最高指示:贫农要团结下中农。”
六
在天后宫,当地人也爱看辩论会和造反戏。
所谓辩论会,就是指造反派之间的口水战;所谓造反戏,就是指造反派自编自演的以“革命无罪、造反 有理”为主题的歌舞说唱类节目。
造反派在把“走资派”打倒并赶下台之后,内部为争夺权力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经过相互间的倾轧与斗
争,同时经过淘汰、分化、兼并,最后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而且,这两大阵营从地方一直到中央,其上下
联系非常密切,分别形成了一条路线,而彼此间势不两立,皆自诩为“革命派”,攻击对方是“保皇派”。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辩论会”、“造反戏”、“文攻武卫”等怪胎便应运而生。
天后宫(5)
当时,由于经济文化落后、信息闭塞、当地农民占多数等原因,芙蓉当地的派性斗争并不怎么突出,倒
是县里的两大造反派阵营,为了发展和壮大各自的力量而频频下来活动。有趣的是,一次,这两大造反派阵
营分别派出的急先锋——乐清中学的两支著名的造反派队伍“东方红兵团”(简称东方红)和“红色造反兵
团”(简称红造),其代表人物狭路相逢,在天后宫不期而遇。于是,彼此原定的宣传鼓动会忽然演变成了 一场激烈的辩论会。
在这场辩论会上,“东方红”与“红造”双方各四人,均三男一女(记忆可能有误),他们分别站在戏
台的左右两侧,面对面,锯板一般,你来我往,彼此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展开了激烈的口水战。他们每人
发言,无不首先翻开《毛主席语录》高声朗诵一段话,并总是用“最高指示”作为开场白。他们攻击对方,
讽刺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