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5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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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最高一个级次。而且“国贼”之“国”，是不是也存在一个“明”和“清”的分野问题？可否认为蔡先生提出的“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从这里也透露出一定的消息？
第五部分：红学呓语曹雪芹何以最恶“妾妇之道”
笔者近年颇读陈寅恪先生之书，于义宁之学的特点偶有会心，知道其晚年所著之《柳如是别传》， “古典”往往绾合着“今情”，通过表彰柳如是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方面鞭笞明清鼎革之际的失却操守的士大夫阶层，另一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没有气节的知识分子也表示了嘲讽之意。“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成姹女”参见《陈寅恪诗集》第7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些诗句表明，寅恪先生最不能容忍的是知识分子躬行“妾妇之道”。
《红楼梦》的作者对“妾”似乎也没有什么好感。书中写到的许多“妾”，德行言动都大成问题。最突出的是赵姨娘，作者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对自己作品人物的批评、贬抑、谴责，而是充满了情感上乃至生理上的厌恶。曹雪芹的笔墨本来很忠厚，即使是反面人物，也决不流于简单化。王熙凤劣迹至多，但她聪明能干，自有可爱处。薛蟠之低俗陋劣（还有命案），人皆知晓；但他又有讲义气、不奸猾的一面。惟有赵姨娘，可以说一无是处。《红楼梦》中没有第二个人物被作者描写得如此不堪。我们简直不明白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特别厌恶“妾”，成心与“妾”过不去。所以对一心想获得妾的地位的花袭人他也不具任何好感。而对不愿做妾的鸳鸯姑娘，却格外敬重。
第四十六回“鸳鸯女誓绝鸳鸯偶”，围绕做妾和不做妾的问题，掀起一场牵动面极广的风波，贾母、贾赦、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宝玉、袭人、平儿等贾府上下人等，都卷了进去。且不论贾府各色人物在此一事件中的不同态度和表现，只看鸳鸯的几段说辞就颇为出人意表。贾府的大老爷贾赦看中了“老祖宗”屋里的丫鬟，要作为妾来收房，这在当时的大家族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大太太邢夫人为博“贤惠”之名，亲自去说项，结果碰了钉子，又派鸳鸯的嫂子出马，戏剧性的场面便发生了——
他嫂子笑道：“你跟我来，到那里我告诉你，横竖有好话儿。”鸳鸯道：“可是大太太和你说的那话？”他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还奈何我！快来，我细细地告诉你，可是天大的喜事。”鸳鸯听说，立起身来，照他嫂子脸上死劲啐了一口，指着他骂道：“你快夹着×嘴离了这里，好多着呢！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儿。什么‘喜事’！状元痘儿灌的浆又满是喜事。怪道成日家羡慕人家女儿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热了，也把我送到火坑里去。我若得脸呢，你们在外面横行霸道，自己就封自己是舅爷了。我要不得脸败了时，你们把王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
鸳鸯这番话诚然是痛快淋漓，但细审话语的向度，“羡慕人家女儿做了小老婆”这一类话语，作为情急之词，倒也并不违乎情理，问题是还进而说“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就难免有出挑之感。联想到传统社会向来有“家”、“国”一体的特征，读者禁不住会想：作者到底是在骂谁呢？更奇的是鸳鸯当着贾母的面发誓不从不嫁时，竟然提到“日头月亮照着嗓子”，这不分明暗寓着一个明朝的“明”字吗？而贾母就此事发出责难又说：“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也来要，有好人也要。”既要好东西，又要好人，正是当年南下清兵的行事方式。看来《红楼梦》中有关明清史事的待发之覆不少。虽然我个人并不坚执研究《红楼梦》一定要把书中的情节和明清史事具体联系起来，但如果有人这样做了，我想也应该得到不抱偏见的学术同行的尊重。
第五部分：红学呓语《柳如是别传》与《红楼梦》
陈寅恪先生提倡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的态度。他说：“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柳如是别传》再好不过地体现了寅恪先生的这种学术精神。他固然不能谅解钱谦益等南明重臣的降清举动，但对清初知识分子的特殊处境也给予了深在的了解与同情，尝说：“盖建州入关之初，凡世家子弟著声庠序之人，若不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险。”又说：“关于此点，足见清初士人处境之不易。后世未解当日情势，往往作过酷之批评，殊非公允之论也。”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下册，第1118至1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于此可见，《红楼梦》作者对登科赴考人士采取那样严厉的痛而绝之、漫而骂之的态度，似不能视为一件小事，很难说没有政治态度和种族观念方面的复杂因素掺与其中。
又比如第四回介绍李纨出场，作者特地标示李纨的父执李守中信奉“女子无才便有德”的信条。承《红楼梦会心录》的作者吕启祥教授见告，此典出自张岱的《公祭祁夫人文》，原作“丈夫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而张岱也是由明入清的气节峻洁的文学家，为了表示对清统治者的不满，曾“披发入山”，宁为劳人。他的关于男女“德”、“才”的议论，必不致无指空发，而是同样绾合着当时的“今情”。曹雪芹借用这个典故，我以为重心应在省去的上句里面，意在突出丈夫之“德”的重要。明清易代，“甲申之变”继之以“乙酉之变”，南下之清兵，一路上攻伐掳掠，势如破竹，但同时也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许多州城县府的命官和守将，常常是坚持到最后，宁可殉之以身（有的是全家自杀），也不向强敌投降。而在南都倾覆之后，仍有志士仁人通过各种方式从事抗清活动。诚如寅恪先生所说：“建州入关，明之忠臣烈士，杀身殉国者多矣。甚至北里名媛，南曲才娃，亦有心悬海外之云（指延平王），目断月中之树（指永历帝），预闻复楚亡秦之事者。”《柳如是别传》下册，第1119至1120页。
我曾说晚周、晚明、晚清，是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转捩点，同时也是民族精神得以发苏与张扬的历史时刻，其中尤以明末清初所激发的文化之冲突更加悲壮惨烈。可是到了清中叶，特别是到了文字狱盛行的雍正与乾隆统治时期，华夏民族的这种文化精神事实上已经耗磨得差不多了。《红楼梦》的大可贵处，就在于他的作者不顾密布的文网，用特殊的文学表现手法，重新与清初的思想潮流作一有力的呼应。
红学索隐派对《红楼梦》题旨的发掘因此固不可轻视。陈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也不是只美颂传主河东君一个奇女子，对那一时期的可以“窥见其孤怀遗恨”的南国名姝，包括陈圆圆、董小宛、李香君、卞玉京、顾眉楼、黄皆令、林天素、王修微、杨宛叔、寇白门等，《别传》都或详或略地有所论列。而且在气节上，大都是这些婉婪小妇高过“当日之士大夫”。至于《红楼梦》的思想里面，显然同样包含有女性更要胜过男性的思想倾向。“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这样一些诗句，已将此种倾向表露得非常直接。再联系到清初流行的“今日衣冠愧女儿”的说法，如果有论者说生于康熙末年、直接遭遇抄家之变的曹雪芹，很可能与明清易代所引发的思想冲突存在某种历史渊源，我们于是就说这是“猜笨谜”，恐怕不合于现在人人都在倡导的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的风尚。
《柳如是别传》的第三章有下面一段话尤其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柳如是别传》上册，第75页。寅恪先生描述的这种情形，适可与《红楼梦》中大观园里面的众女性相比勘。只是寅恪先生在这里没有征引《红楼梦》，他用来取比的是与《红楼梦》同时的另一部小说《聊斋志异》。他说：“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记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髣髴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藉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同上。《聊斋》作者的意中人恰合于明季南国名姝的性格特点，那么明季南国名姝的生平行事为什么不可以通过《红楼梦》的方式得到艺术的再现呢？
另据陈寅恪先生考证，柳如是在与钱牧斋结缡之后，有三年左右的时间都是在病中度过的。追寻其原因，则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均可有说。饮酒过量、对旧情人陈子龙的眷恋等等，都可以成为病因。钱牧斋的诗中因而有“薄病轻寒禁酒天”、“薄病如中酒”之句可证。寅恪先生写道：“今日思之，抑可伤矣。清代曹雪芹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崔两方之词，成为一理想中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实有将此理想而具体化之河东君。真如汤玉茗所写柳春卿梦中之美人，杜丽娘梦中之书生，后来果成为南安道院之小姐，广州学宫之秀才。居然中国老聃所谓‘虚者实之’者，可与希腊柏拉图意识形态之学说，互相证发，岂不异哉！”《柳如是别传》中册，第572至573页。寅恪先生此论无异于给我们提供一种小说解释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则《红楼梦》所写完全可以有“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人物故事的依据，即所谓“虚者实之”之意。
第五部分：红学呓语后记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是我《红学》一书的增订版。《红学》的写作，是我从文学研究转向学术史研究的一个过渡。因此我把《红楼梦》研究当作一个学科，探讨了她的学科树义以及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解剖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现代学科。
《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姑向他传达荣宁二公的口头指示，说：“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这是说《红楼梦》里贾氏家族隆替兴衰的故事，是以1644年清兵入关（顺治元年）到1744即乾隆九年左右这一百年的历史环境为背景的。而1744年正是曹雪芹开始写作《红楼梦》的年份。他显然从“百年”这个具有历史轮回意味的时间概念里获致一种“暗示”，因而产生了文学创作的灵感。因为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给凤姐曾再致其意：“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生悲，若应了那句 ‘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这应该是作者点题的话。晚清徐兆玮《报馆杂咏》：“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诗后有小注：“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如此说来，莫非“红学”当产生之初，就与“新政”成一互相矛盾之对立物，两者不可在同一时空下求同兴并盛耶？康梁事败，时在戊戌，即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历为1898年。到如今恰好又过去了整整一百年。这一百年的红学，情形是怎样的呢？我们作为《红楼梦》的读者、爱好者、研究者，从这个一百年里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迪或“暗示”呢？
王国维感叹：“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陈寅恪同发一慨：“遥望长安花雾隔，百年谁覆烂柯棋。”虽然，学术思潮的更替与嬗变是事物的常态。有盛必有衰。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