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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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考证派红学的大会战（1）
红学考证达到高潮是1962年对曹雪芹卒年的考证。这是一次考证派红学的大会战，是对红学考证队伍的集中检阅。仅 1962年3月10日至7月8日三个月的时间，《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就接连发表吴恩裕、吴世昌、周汝昌、周绍良、朱南铣、陈毓罴，邓允建等写的互相驳难的文章十三篇计有吴恩裕的《曹雪芹的卒年问题》；周绍良的《关于曹雪芹的卒年》；陈毓罴的《有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榷》；邓允建的《曹雪芹卒年问题商兑》；吴世昌的《曹雪芹的生卒年》；朱南铣的《曹雪芹卒年壬午说质疑》；周汝昌的《曹雪芹卒年辨》；吴恩裕的《曹雪芹卒于壬午说质疑——答陈毓罴和邓允建同志》；邓允建的《再谈曹雪芹的卒年问题》；陈毓罴的《曹雪芹卒年问题再商榷》；吴世昌的《敦诚挽曹雪芹诗笺释》；周汝昌的《再谈曹雪芹卒年》；吴恩裕的《考证曹雪芹卒年我见》。共十三篇，载1962年3月10日至7月8日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考证派红学的几员大将和主力队员全部出动，无论动员的规模，造成的声势，还是达到的深度，产生的影响，都为自有红学考证以来所仅见。讨论结果虽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彼此论点得到了澄清，使论证在现有材料基础上被逼得大大深入一步。
曹雪芹的卒年过去主要有两说。一是壬午说，主张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公元1763年2月12日）除夕，一是癸未说，认为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公元1764年2月1日）除夕。前者根据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的一条批语：“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落款是“甲午八月泪笔”，没有署名，但加批者不是脂砚斋就是畸笏叟，两个人都是曹氏家族中人，对雪芹的卒年自然不会写错，所以认为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理应没有什么问题。胡适 1927年得到甲戌本时，即根据这条批语，认定雪芹卒年是壬午除夕，改变了以前的甲申说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一辑第6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可是后来周汝昌从敦敏的《懋斋诗钞》中，发现了《小诗代柬寄曹雪芹》一诗，写道：“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这首诗前面的第三首《古刹小憩》题下署癸未二字，那末顺沿下来，《小诗代柬》也应该是癸未年所作。“上巳”是农历三月初三，乾隆癸未年二月小，“前三日”当是二月二十九日。就是说，敦敏在癸未年春天还向曹雪芹发出邀请，希望他二月二十九日到敦宅饮酒赏春，可见雪芹还健在，并没有在壬午年除夕离开人世，而是死于癸未除夕。于是，便发生了《懋斋诗钞》是否严格编年问题。主癸未说者认为是严格编年，主壬午说者认为不是严格编年。《古刹小憩》诗题下的“癸未”二字，壬午论者目验后发现是挖改贴补而成，更增加了对署年准确性的怀疑；癸未论者则说，如贴改也是作者自己贴改，只会改对，不会改错。对于壬午说立论基础的那条脂批，癸未说者断定是脂砚或畸笏误记，因为甲午是乾隆三十九年，距雪芹逝世已十一年之久，批者至少在七十五岁以上，况且是“泪笔”，激动如此，误记年份是可能的。壬午论者则答复说，正因为雪芹的逝世是对脂砚或畸笏的重大打击，痛哭着批，反而不致弄错年份。后来靖应鹃藏本出来，这条脂批署的是“甲申八月”，“误记”的说法便不好成立了。但靖本迄今并未公诸于世，批语系转抄，是否有误，尚待验证。对癸未论者怀疑脂批误记年份而又不放弃除夕两个字，壬午说者颇不以为然，指其自相矛盾，但癸未论者认为，年份可以记错，除夕在中国是特殊的日子，绝不会记错。1962年这场大论争，主要围绕脂批的可靠性和《懋斋诗钞》的编年问题逐次展开。
考证曹雪芹的卒年，还涉及敦诚的挽诗问题。《四松堂集》稿本里有一首《挽曹雪芹》：“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故人惟有青山泪，絮酒生刍上旧坰。”第三句下有小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这首诗的诗题下有“甲申”字样，说明作于甲申，即乾隆二十九年。从诗的内容看，应该是雪芹死后不久的送葬诗，写诗的时间和雪芹辞世的时间相去不会太远。因此这首诗对癸未说是有利的，而不利于壬午说。但《鹪鹩庵杂诗》中，保留有另外两首《挽曹雪芹》，一首是：
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
肠回故垅孤儿泣，泪进荒天寡妇声。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
另一首是：
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
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
邺下人才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
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考证派红学的大会战（2）
第一首的第三句“肠回故垅孤儿泣”后面，也有“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的小注，显然是“四十年华付杳瞑”一诗的初稿，因五、六句出了韵（“八庚”变成“九青”），不得不加以改写。这两首诗没有署年，壬午论者宁肯相信作于癸未年春天，最后定稿是在甲申。所以认为和雪芹卒于壬午年除夕不仅不矛盾，反而理有必然。癸未论者则说这两首诗肯定作于甲申，不可能初稿和定稿相隔一年多时间，况且“晓风昨日拂铭旌”句，明显指送葬归来即写挽诗，这和改定稿的“絮酒”、“生刍”均指新丧正好相合。
以对挽诗的笺释来说，癸未论者的析词解诂是有说服力的，使壬午论者处于招架之势。而且，怀疑挽诗作于甲申的只是一部分壬午论者，另外的壬午论者并不怀疑挽诗的署年，甚至也承认是送葬诗，只不过他们认为是经年而葬，即卒于壬午，停灵一年，到甲申初下葬。这样一来，问题更复杂化了，于是又产生了经年而葬是不是排场的争论。越讨论越生葛藤，双方已没有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只好暂时告一段落。
考证派红学家中，俞平伯、王佩璋、周绍良、陈毓罴、邓允建主张壬午说，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曾次亮、朱南铣主张癸未说。胡适开始发表《红楼梦考证》时，认为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后改主壬午，再后来表示同意周汝昌的癸未说，到晚年又改主壬午赵冈、陈钟毅：《红楼梦新探》上篇第83页。。海外红学家中，壬午说占上风，以《红楼梦新探》作者赵冈坚持最力赵冈、陈钟毅：《红楼梦新探》上篇第78至第93页。。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危机中的生机（1）
我觉得对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大论战，是考证派红学的转折点。如果说这以前红学考证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并在1962至 1963年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时形成高潮，那么，这以后红学考证便从高蜂上跌落下来，逐渐走向平淡无奇的道路，至少对曹雪芹生平事迹和家族历史的考证是如此。出现这种情况，固然与六十年代后半期至七十年代前半期国内发生动乱有关，主要还是由于考证派红学自身出现了危机。
红学考证必须以客观材料为前提，而材料的发掘受种种条件的制约，到一定时期就要达到一个相对的极限。如同余英时先生所说：“新材料的发现是具有高度偶然性的，而且不可避免地有其极限。一旦新材料不复出现，则整个研究工作势必陷于停顿。”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第16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增订版。所以，考证派红学的危机，首先是材料的危机。尽管六十年代中期以来，陆续有过一些曹雪芹家世生平资料被发现的消息，但常常真伪莫辨，一边“发现”，一边引起争议，很难作为研究红学或者曹学的科学依据1973年吴恩裕先生在《文物》第二期发表《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记材料的发现》一文，公布了新发现的《废艺斋集稿》残篇，其中包括曹雪芹的《南鹞北鸢考工志》的自序、董邦达的序文、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及一首雪芹的自题画石诗；1977年，又在北京发现了保存有曹雪芹手迹和芳卿悼亡诗的两个书箱；还有香山正白旗三十八号老屋的题壁诗文等，应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发现”，但对其真伪，红学界看法颇不一致，至今未获解决。。当然危机也好，停顿也好，都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说的，考证派红学并没有从某一天开始突然全部土崩瓦解。挖掘新材料有困难，对旧材料重新加以考订，仍然有可能得出新的结论。
赵冈的《红楼梦新探》就是一千个突出的例子。
如果一定要求红学考证必须以新发现的材料为依据，则《新探》绝没有这个条件，这一点，作者在序言里说得很清楚：“我们因受环境及时间所限，无法按自己设想的线索去发掘原始材料。书中所用者都是第二手材料，早经别人反复讨论了很久。我们不过是把这些材料重新整理一番。”赵冈、陈钟毅：《红楼梦新探》第1页，香港文艺书屋1970年版。然而这个“重新整理”的工作是极为重要的，红学考证持续了半个世纪，学者们忙于建立己说，一直没有人做这种综合的工作。《红楼梦新探》把历年来红学考证的有关材料，加以溶解和进行系统的梳理，分门别类地做出解释和说明，在充分比较诸说短长的基础上，或从他说，或出己见，行文质朴，容易使人接受。书中有些观点，如说敦诚诗“当时虎门数晨夕”的“虎门”，系指与雪芹共同参加乾隆丙子的顺天乡试②③④⑤分别见《红楼梦新探》第62页、第161至第172页、第173至第177页、第198页、第123页。，以及认为脂砚斋是曹颙遗腹子曹天佑②、畸笏叟是曹③等等，究竟可靠性如何，似不好遽然论定，只能作为考证中的一说来看。但《新探》提出贾宝玉是曹雪芹和脂砚斋的合传④，与脂批的内容肯定是相吻合的。还有推断甲戌本的底本是庚辰本以后整理出来的一个新定本⑤，也是很深刻的看法，论证有相当说服力。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章对后四十回续书的研究，经过比较，考证出程、高排字本共有甲、乙、丙三版，通常所说的程乙本，实际上是程丙本，甲、丙之间还有一个胡天猎本，是为真正的程乙本。这一发现，意义相当重大，可以完全否定高鹗续写后四十回之说。《新探》通过对《红楼梦稿》的研究，考证出梦稿本的大致产生经过，认为该本藏主原有一部八十回的脂本，后来得知程伟元弄到了后四十回的文稿，便借来抄下，与前八十回合订在一起，这就成了梦稿本的正文。但这时程、高正在“复集各原本详加校阅”，于是梦稿本的前八十回也被高鹗借去，作为一种版本的参考，看完之后遂在结尾处写了“兰墅阅过”四字。程伟元当时得到的后四十回残稿，可能确实“漶漫不可收拾”，所以才拉上高鹗补订、修改。梦稿本藏主一定了解程、高补订工作的进程，俟其最后一次改定，便用此定稿本即程丙本来校改手中的抄本《红楼梦新探》第325至第326页。。虽然这只是一种描述，带有推论性质，但描述前已经作了详细考证，不失为对梦稿本抄配特点的一种合理的解释。《新探》结合研究梦稿本，确认后四十回续书不出自高鹗手笔，列举的理由比过去要充实得多。
再一个例子是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
第二部分：红学与曹学危机中的生机（2）
1963年，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展览会展出了一部《辽东曹氏宗谱》，后来就不见了，所以一直没有人进行深入的研究。 1975年冯先生访得此谱，在查阅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考证出五庆堂的始祖是曹俊，而不是宗谱上标出的曹良臣，连第二代的曹泰、曹义也是窜入的，都与曹俊不相瓜葛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第13至第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由于引证史料丰富，言必有据，无论对宗谱真伪持何种看法，都会赞同曹俊是五庆堂曹氏始祖的结论。冯其庸还从于成龙撰修的稿本《江宁府志》和唐开陶撰修的《上元县志》中，发现了两篇完整的《曹玺传》，这在资料短缺的情况下，不失为重要的发现。于《志》明确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