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教父-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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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家她是以“豌豆公主”的雅号出名的，因为她能在自己床上许多条褥垫下面找出一粒豌豆来，所以可以要求享受特权。但在丈夫去世后，她似乎一夜之间变得出人意外地吃苦耐劳、能屈能伸和善于应变。凡是该做的事她都肯做，甚至擦洗厨房的地板这种最累的活，她也不辞辛苦。她出门时没有钱打扮自己，对此她毫无一点怨言。
但是她也想出了把家务杂活交给儿子去做的办法。如果母亲睡得很迟，我们就得自己做早餐。她的习惯并不是养尊处优的高贵妇女所有的那种。天已经很亮——大约10点钟时——她才起床，到下午1点钟她又回房休息。起来后和回房前她要喝一杯茶。即使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茶里也总要放几滴奶油。我们小孩子不做午餐，但是要洗盘子、铺床和清扫地毯。我主要跑跑腿，就是说大多数时候是去买东西。
母亲设法保留了过去的一些小小的高档享受。她努力不要过分偏爱精致美味的食物，但是她无法抵制某些食欲。她不时地烤一炉可口的小饼干，因为加了黄油，所以又松又脆。这种饼干成本很高，她说服自己，对于吃惯粗食物的一般男孩来说吃小饼干太精致细巧了。所以她把饼干装在一个马口铁罐头里，罐头藏在大衣橱里许多女内衣当中。这个大衣橱曾跟随我家多次搬迁（放在汗水淋漓的搬运工背上搬迁的）。我强制自己一次偷吃一块小饼干，一周不超过两次。但是有一天，母亲走进卧房，发现我手里捧着饼干箱。我等待着一顿打骂。想不到她的责备是如此温和，使我感到更加羞愧，而且她很快退了出去。直到许多年后，当我回忆起这个情景时，我才明白当时母亲的内心一定比我更加痛苦。
我们对家里的黄油都很小心——母亲从来不许我们在面包上同时涂黄油和果酱——因为我们吃的都是价格昂贵的甜黄油。咸黄油对别人来说是够好的了，但却从不合母亲的口味。她的另一个奢侈享受是在浆果和其他菜肴上加红糖。她把红糖贮存在水晶容器内，为了满足她那苛求的口味，她总是在红糖里加上真正的黑香草豆。她还喜欢在面包奶酪上加细香葱，这些葱种在厨房窗台上的一个小盒里。
母亲的思想活跃，但是谈不上深刻。她使自己有兴趣值得一谈的话题显得十分重要，从而使她的谈话水平大大高于她的女友。年轻时，她受过很好的教育（对19世纪80年代华沙的一个姑娘来说，她受的教育是很好的），读过诗歌和优秀小说，能相当熟练地使用几种语言。但深思熟虑不是她的特长。随着岁月的流逝，她越来越不想看严肃的读物了。但她仍十分注重学习和研究。她的忠告——即使不是她自己的榜样——一直不断鼓舞和激励我积极开动脑筋。
母亲的牌瘾很大。她总是为赢钱而打牌，但是下注从不高得变成真正的赌博。幼年时母亲向我们传授了玩韦斯特、皮诺克尔以及其他牌戏的奥秘。母亲很喜欢和我们一起打牌，并在打牌时教我们计算牌点的方法。她常说打牌是她唯一能够比我们做得好的事情，同时她从自己的牌技高人一筹中获得了真正的快乐。她喜欢引用一位著名的法国人——大概是拉罗什富科①吧——对一位不打牌的人所说的话：“孤独的老年就要来到，你怎么办呢，我的朋友！”这句话对我的母亲特别适用（她只有靠打牌消磨时光），要和妇女们闲谈几分钟她都忍受不了。
母亲放手让我们去面对男青年活动中的风险。不管体育运动有多大危险性，她从不建议我们不要参加。我们常常身上带着乌青块和内伤回到家里。尽管恰如其分地表示同情，她不止一次地说腿上划破的伤口会自己愈合，而撕坏了的裤子则需要修补或花钱，这种话使我们惊讶不已。
她也努力培养我们的勇气。在我们开办客栈的日子里，母亲睡在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我和她合睡一张很大的双人床。（我和她睡觉和醒来的时间完全不同，所以我不记得有什么隐私问题或因这种安排而造成的拘谨。）有一个晚上——也许晚上两三点钟——她把我从酣睡中叫醒，说她听到屋子里有不寻常的响声，说不定是窃贼闯进来了。接着，她以一种平淡呆板的声调宣称我们得到屋里各处走走看看，因为她有心事，一直没睡着过。她点亮了汽油灯，我们两个开始巡查房间。如果我们果真发现了窃贼，我一点不知道怎么办。我怕得要死，但是我不好意思在母亲面前流露出害怕的神情。结果没有发现什么贼，我们就回房去睡觉了。
①拉罗什富科（LaRochefoucauld，1613—1680），法国伦理学家，著有《箴言录》5卷。——译者母亲很高兴与儿子住在一起，但她很不喜欢与别人一起住。她觉得与其弟莫里斯一家合住的几年太令人讨厌了。莫里斯舅舅聪明过人，但是脾气坏，专横。他的第一个妻子伊娃舅妈温柔、仁慈、无能，动辄受到他的责备和尖锐的讽刺，却毫无怨言。牌桌上许多次舅舅训斥舅妈打牌打得愚蠢时，我们正好在场。她努力说明自己做得对，但他更加凶狠地抨击她，弄得她失声痛哭。然后母亲会站到伊娃的一边保护她，姐姐和弟弟之间的争论继续不断，语言突然从英语改为波兰语，这样我们小孩就听不懂了。（数年后，萨杜的戏剧《桑吉夫人》中的一场对话使我回想起这一切，在剧中拿破仑和他的姐妹大吵时，突然从法语改用科西嘉意大利语。在莫里斯舅舅身上有许多拿破仑的特征——如身材矮小，明显的大腹便便等。）母亲及其儿子都住在弟弟家里，忍受着他的凌人盛气，但她敢于站到弟媳妇的一边，显示出相当大的勇气。1917年，我结婚后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母亲与我和我的妻子住在一起。鉴于常见的原因，这种安排的结果很不好。一年后，条件有了可能，她才拥有自己的公寓，独自居住，直到26年后去世为止。她不接受我们的建议：与她的许多老朋友中的一个合住一套房间。在这些朋友中不乏寡妇，可以从中挑选一个作伴。当然，我们关心的是母亲年事日高，可能遭到意外事故或生病。母亲的身体是“脆弱”的，中年时患过心脏病和胃病。医生嘱咐她严格控制饮食，她几乎完全不予理会，说什么以放弃大多数使生活变得有价值的东西为代价来延长生命是毫无意义的。尽管明显地忽视自己的健康，但她从来没有生过真正严重的疾病。那些年她都独立生活，只有几天由于身体不舒服才需要别人的帮助。
母亲的独立性、勇气和很深的牌瘾都是她逝世的部分原因。1944年10月的一个晚上，她在西端大道一个朋友的家里玩皮诺克尔牌。半夜过后，她独自回家，路上碰到了一个窃贼，抢夺她的手提包。在医院里，她告诉我们，她不肯交出这只包。窃贼狠狠地打她，把包强抢过去，逃之夭夭。她的头骨破裂，第二天就死了。皮夹子里大约只有3美元。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母亲总是担心强盗对她的儿子行凶。当她在报纸上看到有人在拦劫中被杀害的新闻时，她要我们许诺，如果遭到拦劫一定不能抵抗，而应立即悉数交出。当然她知道这么办也是她应遵循的唯一明智的方针。然而当她真的面对抢夺她财物的罪犯时，竟拒不顺从——即使身边只有3美元。她是出于本能地进行抵抗，正如一生中她曾抵制过不正义和不公平一样。从当时的环境来看，母亲的死是不幸的，但是我想在她的心目中不是一个悲剧。她个人害怕的一件事决不是突然死亡，而是病魔缠身或年老无助。这种难以忍受的折磨，她总算逃过了。我相信，为了她自己，同时归根结蒂是为了亲人，母亲宁可选择暴死，也不愿长年累月遭受痛苦。
第三章 在公立学校
我的性格是在父亲死后3年中形成的。1903年到1906年我住在西116街244号，在附近的第10公立学校读书。入学时，我是一个天真无邪、十分灵敏的儿童；而毕业时，刚过12岁，我已知道如何使自己坚强地对付命运的捉弄，如何用各种方法赚一点钱，如何集中精力完成该做的工作，尤其是如何主要依靠自己去理解、奋斗和做好其他一切事情。
这种转变总的来说对我有益吗？我认为是的，但其他人明显持异议。他们说，在这种转变时期我所经历的压力和贫困扭曲了我的性格，在我和周围世界之间树起了一道很厚的墙，使我不可能与其他人建立持久和真正亲密的友爱关系。在我阐述以后阶段的生活时，我将探讨这些消极的可能性。现在我只谈谈一个小孩如何适应在他看来基本上是没有同情心的世界的过程。
鉴于当时人们对儿童的热爱和关怀程度，人们也许以为我是比较受到忽视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当我需要支持时，我是得到帮助的。有时大人不管我，让我靠自己的努力，坚强而茁壮地成长。举例来说，在一个极其寒冷的冬天，我到第110号街就是以前的中央公园湖上去溜冰。当然我是徒步来回的。我记得回到家时差不多冻僵了，因为冷得很难受，几乎眼泪也快要掉出来了。母亲帮我脱掉外罩，让我坐到火炉旁，擦热我的双手，恢复手的血液循环，还给我喝热茶。你会说，这一切都很正常，可以证明什么呢？但是这个情景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因为这是我记住的唯一一次母亲或别人对我身体的小小不适表示关怀的情景——也许我生病卧床时除外。在我们家里，要是伤口不严重，母亲会要求我们自己进行治疗，而且事实上不能发一点牢骚。
显然，我与哥哥的关系也必定使我变得坚强起来。他们决没有恃强欺弱，事实上他们对我特别喜爱，这种感情持续了60多年，但他们年龄比我大，体格比我魁梧，力气比我强壮，实际经验比我多得多。在十一二岁时，几乎不能期望他们对我流露出大公无私或十分细腻的感情。幸亏我也不记得他们对我有什么特别不公平甚至虐待的事例。（这种对不公平或令人气恼的事情的健忘成为我最突出的性格，并且有时到了使别人甚至使自己愕然的地步。）但是我确实记得受到不友好对待的一般感受。由于心里好生辛酸，有一次我决心揭露他们的种种劣行。我计划在他们生日的时候，把他们刺耳的话和不公平的行为写在清单上，标上“宽恕”字样，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们。然而我从未这么做。
我们两个家庭，人口众多，合住在一个有9个房间，只有一个盥洗室的公寓里。起初格劳斯鲍姆家和格森海特家各有4口人，后者包括莫里斯舅舅、伊娃舅妈、海伦表姐（她与维克多同年龄）以及比她小7岁的拉尔夫表弟。后来又有一个表妹爱尔西出生了。如同当时几乎所有的女孩一样，她也是在家里生的，所以安排出一个房间给她。能使一个盥洗室够那么多人使用，一定是想方设法经过非常巧妙的安排的。我不记得因为家里生活设施不足而碰到过什么特别的麻烦或不便。
以这种或那种方法，我们搞到了需要的东西——当然不仅是食品和衣服，还有溜冰和打棒球的器具，后来还包括网球拍和球。当时这些东西不仅价格肯定比现在便宜，并且不言而喻我们只买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我们的棒球通常是5分钱一只的，偶尔才用10分钱一只的高档货。我的网球拍值1美元，是我的生日礼物。我们的网球是从曼哈顿网球俱乐部——当时坐落在第123号街和曼哈顿大道之间——买来的旧货，25分买3个，质量很好，用了很长时间。
买这些东西的钱从哪里来呢？我想我们一直能得到零用钱——也许每周只有10分——加上生日时得到一些额外的钱。但我们全都努力从找得到或想得出的任何工作中获得一些微薄的收入。像大多数家庭一样，我们订阅了《星期六晚邮报》，这是当时最受人欢迎的周刊。出版商在每期杂志上登广告，招收男孩到街上销售晚邮报，并游说和征求年度订户。当我刚满9岁时，我就去签名应聘了（或者不如说母亲代我在申请书上签了名）。他们每周给我30本，每本卖5分钱，我被抽取3分钱。出版商第一次给我刊物时，送给我一条漂亮的棉布围裙，裙子上有一个装零钱的口袋。我记得自己站在第116号街和第八大道之间高架铁路出口处，向行人大声喊着：“看《星期六晚邮报》！刚刚出版，5分一份！”我还记得在短暂的一段时期内在街上当报童按定额卖日报的日子，但是不久母亲阻止我去卖报了，说什么“父亲不喜欢你做这件事”。显然虚荣心使我家把在纽约街上卖《星期六晚邮报》周刊看作是可尊敬的、锻炼性格的事，而把卖日报当作是低人一等、有损性格的事。
放学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