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教父-第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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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场演出终于来临了，我记得在此之前的几天发生了两个小插曲：某个人——不知是舞台布置人员还是送信员，跑来祝贺我，并说整个百老汇都在传言《小蓬巴杜》肯定会大受欢迎。（不知他这么说是出于好心，还是因为他收了小费？）另一件事更有意思。年轻的制作助理把我拉到一边，几乎泪汪汪地说：“格雷厄姆先生，这里正在发生的事真令人遗憾。”“为什么？”我傻乎乎地问。“你的这个戏的正式演出没有准备好，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在这个戏上演前，至少应该进行两个星期的试演，例如在纽黑文、亚特兰大城或随便什么地方先试演。”我能怎么办呢？我只希望制作人和斯坦曼先生清楚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不管怎么样，我们已没钱试演了。年轻人绝望地挥挥手，就走了。当然，他说得完全正确。
一个来自“戏剧节目公司”的人在范德比尔特戏院找到我，要我提供个人资料以便制作节目单。我坦白地回答了他的问题，遗憾的是，节目单上只是清楚地说明我是个业余剧作家，而且我的剧本是第一次搬上舞台，我真正的工作是金融业。
我们许多人穿上适合看演出的夜礼服，尽心尽力地去看了首场演出。演出看来较顺利，有一些笑声，但掌声不够热烈，最后落幕时有些人轻轻地叫道：“请作者出来！”（无疑叫声来自我的朋友或亲戚）但似乎没有人想留下来。我出去时听到两个穿着不太整洁的人在交谈。其中一个说：“竟然没有谢幕。”我的心一沉，知道他们是报纸评论员。
按惯例，演员、导演和工作人员要一起到我在艾尔多拉多的公寓参加一个首场演出聚会。聚会上准备了咖啡、蛋糕和香槟，有人建议让联欢持续到清晨，这样可以买到第一份报纸，但其他人看起来很累，都想回家。他们知道报纸上会怎么说，评论可能要多差有多差。有篇评论指出，这是一个把华尔街的工作经历与百老汇戏剧形式糅合起来的含糊不清的作品，然而也有一篇称赞的报道——很奇怪，这篇文章恰恰刊登在主编是阿瑟·布里斯班的《纽约晚报》（New York Evening Journal）上。
简而言之，剧本制作惨败，戏上演了一周，观众稀少。斯坦曼本来打算实施各种计划来挽救，如发免费入场券使剧场客满，再加演一段时间，希望形势会扭转。他还建议我变动一下剧本内容，加些粗话，他认为这样会吸引观众。他还要我拿出一半资金支撑下去，我对他的主意没兴趣，谢绝了。一周结束时，这个戏从舞台演出安排表上撤下来，演员只拿到微薄的报酬。舞台布景返销给设计者，获得了一点收入。因各种帐单要付，没有钱剩下来分给资助人。《小蓬巴杜》的演出完全失败了。
戏真的这么糟吗？我是如何想的呢？当时我肯定认为它相当好，许多其他有关人员也这么认为。无疑，其中的内容有一部分挺不错，一些场景也可以，还有许多诙谐的台词。但是，30年后我再看该剧本时，已不敢妄下定论。可能这个戏按百老汇标准来说不够好，因而注定了它的失败。
我记得哈里·戴尔夫无奈地泄气地摇着头，伤心而不是生气地对我说：“本，你不该告诉他们你在华尔街工作，那句话太有害了。”此后一年左右时间里，哈里尽力想把这个剧本推荐给好莱坞，我想他拒绝了回报很少的交易，所以什么结果也没有。后来几年里我再也没有看见他。总的来说，他是个很好的家伙，在这件事上做得不赖。（至少从中获得了250美元。他极其机灵，没有在这种冒风险的事业上投资过一分钱。）
报上刊出剧评之后的一天，我收到一份恶毒的评论的复印件，上面还乱涂着“哈，哈！”的字样。别的什么也没有。很明显我不是没有仇敌。但我也收到几份报上刊登的令人鼓舞的评论的复印件和一些明显没有读过其他评论的朋友的祝贺信。我对好朋友塔辛教授说，这次挫折使我十分灰心丧气。他感到我不该如此消沉：“本，你怎么能仅仅因为这个戏不成功就那么说呢？看看我，我用了一生的光阴演戏、写作、教书，我写了6个剧本，自己花钱出版。我最大的志向是使其中的一个剧本由专业演员上演，但这个抱负从未实现过。现在看看你，你写了第一个剧本（那不完全正确），已让人制作了两次，第二次还是在百老汇上演的。我说这是成功，而不是失败。”我确信亲爱的阿尔杰农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在既是律师又是专业会计的好朋友索尔·拉维的鼓励下，我又写了一个剧本。他认为我是写一部与华尔街有关的剧本的理想人选，我的这个剧本名叫《愤怒的洪水》（剧名来源于《尤利西斯·凯撒》。我首先想把故事安排在经济大危机（如1928—1933年）发生前不久和发生时的数年时间里，但是我觉得那几年发生的事情太极端，以致使剧中人物的性格令人难以理解，因此我把1918—1919年的投机和1920—1921年的熊市作为剧本背景。早些年在NH＆L工作时我曾相当仔细地观察过几个人，我把他们写入剧本中。男主角当然是我年轻时的化身，他靠做了一些不同于其他人的事情成功地渡过了大危机，但剧中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最后以主人公向塔莉和梅尔波米尼的求婚失败而告终。
那以后，我继续热中于戏剧，但不再作为参与者。1936年，老朋友阿赫·约翰逊主管下的“新社会研究院”开办了它的“流亡大学”，给那些逃离希特勒德国的杰出教授提供教学职位。大规模筹集资金的活动开始了。首先举办了一次数百人参加的盛大晚宴，客人的席位按职业或职务来指定。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自己坐在“戏剧界”一桌，我不但觉得有趣，更感到高兴，因为该桌上的其他人有乔治·格什温、埃德伍德·G·鲁宾逊、萨姆·贾菲。不用说，实际上我默不作声，仅仅洗耳恭听。起初话题围绕《波杰和贝斯》展开，然后谈论到排演。格什温谈到绘画是他的业余爱好。鲁宾逊则谈及他的艺术收藏品将成为美国最有价值的东西。我忘了萨姆·贾菲说些什么，但记得我为他在《李尔王》中的表演向他表示祝贺，这部戏我在社会研究院的剧场里看过。
可惜，乔治·格什温不久在他的艺术鼎盛期去世了。许多年后，别人在东京帝国饭店把我介绍给鲁宾逊时，我说特别高兴再见到他。因为许多人把我误认作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次我在第5大街的红十字总部献血。有关埃德伍德用化名出现在那里的传闻不胫而走，许多护士跑进来看我。）我将永远记住埃德伍德对我的话的反应，因为它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格雷厄姆先生，如果我的外貌像你，我就可扮演有魅力的角色了。”后来的岁月里，在贝弗里希尔斯我们成了朋友，我对萨姆·贾菲也熟悉了，因为他是我的密友和支持者艾尔文·卡恩的表亲。
除了沃纳，后来我和戏剧界的熟人几乎没什么来往。沃纳到我的办公室来，说他的收入一直刚够糊口，但现在找到一份给好莱坞的一个电影制作人当助理的差事，问我能不能借钱给他去加利福尼亚。我把钱借给了他，数周后收到一封来自好莱坞的感谢信，信中说一切顺利，此后就杳无音讯，像常见的情况一样。
和戏剧有关的人10个中有9个是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的！基本上，可雇佣的人总是肯定远远多于要雇佣的人。演出旺季时，许多戏在纽约和其他地方上演，总是有许多演员、经理、导演和剧组工作人员来应征。但对其中一半以上的人来说，演出淡季时怎么办？在戏剧业中永久职位少得可怜，今后一年能不能拿到固定收入，几乎谁都心中没有数。
在《等待戈多》这部戏中，有一段简短的舞台旁白，其中的涵义发人深思。其中一个角色被描绘成又高又瘦，几乎到了枯槁的程度。贝克特①坚信，他所塑造的这个有着不同寻常的外表的角色，无论戏在何时何地上演，都能找到一个符合要求的好演员。但是那么一个难看的演员在他一生中又能找到其他多少角色来演？肯定有许多男女演员愿意满足那种令人难以容忍的要求，但那么罕见类型的人如何才能在戏剧界找到固定工作呢？在巴黎，我看到一位小个子演员在《放荡的夫人》一剧中成功地扮演了拿破仑一角。他在舞台上的表演得心应手，像磁铁一样吸引住了观众。但这个身材矮小、胃口很大的泰斯庇斯②的追随者，在不扮演拿破仑时，又能找到什么角色来演呢？
①贝克特（Beckett，1906…）：爱尔兰戏剧家和小说家，《等待戈多》为其代表作。——译者②泰斯庇斯（Thespis，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雅典诗人，悲剧的创始人。——译者
第十六章 商品本位货币计划
如果我的名字能流芳百世的话（当然得假设将来会有百世），我希望他们会将我当作是商品本位货币计划的创始人。说起这个计划，我还得从一个逃学者讲起。1912年，我到哥伦比亚大学马齐博士门下接受正规的经济学教育，但仅仅持续了4个星期。那年秋天，我便放弃了经济学及其他所有课程，到美国捷运公司上了日班。当我于次年2月份返回学校时，我已无法再将经济学纳入我的课程表，于是几乎未经丝毫犹豫就放弃了它。虽然我在这门“乏味的学科”中缺乏训练，但这并没有妨碍我最终成为证券投资、公司财务领域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权威，事实上我还是“经济学”的权威，如果从经济学这一术语的专门含义上去考虑的话。我用自己学习金融的同样方法——通过阅读、思考及实践——掌握了我现有的这些经济学知识。
在大多数关于货币理论的标准性著作中，你都可发现我在经济学上的一个创新；即使是在1965年7月中旬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些经济学家似乎还未忘记它。伟大的凯恩斯勋爵①还就我的新观点写了篇文章。（应该承认，这篇文章的看法是含糊不清的。）而他写给我的一封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也将被收入他的著作集以待出版。
商品本位货币（简称为CRC）这一概念初次进入我的脑海可追溯到1921—1922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当时，“富裕中的贫困”现象也许首次在世界上真正出现了。那时与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比，原材料生产普遍过剩。商品价格一落千丈，经济由此陷入各种金融困境，由此又导致失业增加及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在我刚开始研究这次大萧条及其带来的普遍性灾难的时候，我就认为这种状况其实是不应该发生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肥沃的土地、制造的能力及科学技术知识等各种生产要素，那么它的生活水平必然是很低的。但在我们这样一个资源得天独厚地丰富的国家，人们竟然无力购买自己的产品，忍受着仓库里商品堆积如山，家里却四壁空空的痛苦，这在逻辑上是荒谬可笑的。
为了寻求解决这一异常问题的出路，我首先考虑到了那些黄金生产者的处境。当其他人处于困境之中时，他们却总能从中解脱出来。无论产量多或少，他们都能以每盎司20美元的保证价格立即卖出黄金，甚至还能从经济大萧条中得到巨大的利益，因为工资及他们所需物品的价格下降了，从而减少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利润。许多经济学家曾建议实行某种计划以使物价能大体维持在某个水平上，但这些计划都未能获得到广泛的认同。当时最有名的要数欧文·费希尔①的“补偿美元”计划，他在计划中建议纸币的含金量随价格的涨跌而升降。而我经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得出了一个与他十分不同的观点。我认为更好的方法是指定一组（或称为“市场一揽子”）基本原材料作为货币本位，取代原本由黄金承担的职责。这就意味着商品组合（组合内的各种商品之间要有适当的比例关系）的所有者（或生产者）总能将它们上交财政部以换回固定数量的纸币，而纸币的所有者则可用纸币买回相应数量的各种商品。
①凯恩斯（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创始人。1942年受封为蒂尔顿男爵。代表著作有《印度货币和财政》、《货币论》两卷，《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译者①欧文·费希尔（IrvingFisher，1867…1947）：美国经济学家。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力图使经济成为精确的科学。著作有：《资本和收入的性质》、《利率》、《经济学基本原理》、《指数的制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