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教父-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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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9月，我的工资已增加到每周50美元，我决意冒一次险，正式向海兹尔求婚——她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在11月我们搞了个订婚晚会，宾主频频举杯，畅饮香槟；晚会上还收到许多电报。不过其中有一封电报不是祝贺我们订婚的，而是关于我服兵役的通知。这对我来说是件很棘手的事，我必须尽可能以坦率、诚实的态度来加以处理。
1917年4月，我国对德国宣战。随即在纽约州的匹兹堡成立了一个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准备向即将成立的大部队提供初级军官。我决定去报名参加训练营，希望能获得少尉军衔。我带了一堆令人敬畏的推荐信——包括列奥尼德·伍德将军、米切姆上校（加文纳斯岛的指挥官）以及弗雷德里克·凯佩尔（以前是我的校长，现任助理作战部长）的热情洋溢的推荐信。有了这些靠山，我觉得自己肯定会被训练营录取，可以开始实施我的计划，尽管母亲和海兹尔感到很伤心。但是我很快就失望了。我收到一封简略的便条，上面写着根据军队的政策，只有美国公民才能成为预备役军官。因为我是一名英国人，他们无法考虑我的申请。我的那一堆推荐信也随信寄回。
这给我的家庭和我个人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当时我的两个哥哥赚钱比较少，而我是家庭预算的主要来源。如果能拿到军官工资，我可以继续赡养母亲；如果只能拿士兵津贴，赡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到时候只能让我的两个兄弟去参军，我则继续干我的职业，同时申请豁免兵役以赡养母亲。我很不情愿地同意了，因为我确实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能使年轻人为了祖国而去冲锋杀敌。（我认为我四分之三的国籍是美国，其余四分之一是英国，她们都需要我的服务，我极其愿意为她们效劳。）
海兹尔和我已为6月份的婚礼筹划了很长时间。当我向军官训练营递交申请书的时候，我曾向她暗示我们的婚礼有可能无限期地推迟。但是在训练营表示不录取我之后，我似乎不可能服兵役了。于是我们决定举行婚礼，尽管当时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婚礼于1917年6月3日在新娘的寓所里顺利进行。那天早上，我和西·科恩，阿尔奇·伦敦在亨特斯波特公寓的网球场激烈地比赛了几场。当我和海兹尔出发到弗吉尼亚的旧康福特角度蜜月时，我还带着我的网球拍。我的岳母评论我临行时的模样说：“个子瘦小，脸庞光滑，胁下夹个网球拍，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个新郎。”也许这个观察带有一点预言性质。在许多星期天的早上，你能够看到我一大早就神采奕奕地来到网球场，而不是躺在家中的床上。
我的哥哥利昂在我婚礼的前几天同南莉结婚了，因为新娘的家庭很讲究传统习俗，认为弟弟比哥哥先结婚是不合适的。利昂不久后去了部队，由于他曾在国民警卫队受训过几年时间，于是被送入军官训练营（他没有美国国籍这个问题竟得到了迅速解决），并且成为军需供应部队的一名少尉。他在印第安那普里斯聋哑人收留所里参加了大部分“战斗”，这个收留所已由美军占领，变成一个军事基地。维克多后来也应召入伍，但直到战争结束，他还待在美国。
大约在1917年底，我来到兵役办事处，办理申请豁免兵役的事宜。那时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快要出生了。办事处询问了有关我婚姻的一些情况，对我在去年11月订婚时收到的那份通知电报印象深刻。尽管办事处的办事员对我很有礼貌，我还是感到羞愧。我诚恳地解释道，家庭责任迫使我提出这令人困窘的豁免申请，如果办事处认为我必须马上或在迟些时候服兵役的话，我会接受这个决定并因此得到个人的心理解脱。但是我的豁免申请还是得到了批准。
与此同时，我开始了一个准军事生涯。由于国民警卫队都去参战了，一个名叫纽约州立警卫队的新机构来取代它执行任务。我成了第二十二工兵团第M连的一员。我们在第二十二工兵团的真正大本营，即百老汇附近第168街的军械库里进行操练。我们每周操练一次，每月检阅一次，操练内容各式各样，其中包括扮演米歇尔市长葬礼仪式上的仪仗兵。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是我们的上校，荣誉乐队指挥是大名鼎鼎的维克多·赫伯特。我还记得，我们的连队在进入巨大的操练场接受第一次大检阅时我的激动心情。乐队奏着嘹亮的乐曲，矮胖的乐队指挥有力地挥动着手臂；当方队依次经过高高瘦瘦的、留着范·戴克式胡子的上校面前时，上校以一种苛求的目光注视着我们，并对“向右看”的命令回礼。
我们的连长是雷思林中尉。只要我们连队花名册上的人数达到最低要求的40名，他将提升为上尉。要完成这个任务有点困难，但中尉不断地努力吸收新成员，并鼓励老成员继续待下去。我们开始喜欢他。最终目标实现了，我们连成为训练团里满编合格的连队。几个星期之后，中尉不幸死于肺炎。于是从其他团调来一名上尉。他缺少雷思林中尉那些闪亮的品质，我们的热情迅速减退。当1918年11月停战消息传来后，我们的热情已完全消失了。谁都认为已没有任何现实理由再继续留在警卫队里。但我还是在部队里继续待了一年，担任代理下士，负责管理一个班。我真的只是在“代理”，因为为了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成功，我四处奔波，以至于我无法按规定每星期一个晚上到军械库去训练非正式士官。到了1919年，两年应募入伍期满后，我很愉快地拿到了荣誉退伍证书。
这就是我不太荣耀的战时经历。由于我不能参加真正的军队，同千百万其他年轻人一起在前线出生入死，所以我一辈子都为这事感到内疚和不安。当我写到这里，一个非常令人不愉快的情景又浮现在脑海之中。在1918年的某个时候，主要由于经济问题（下边我还要具体谈论），妈妈离开了她的公寓和我们住在一起。海兹尔和她相处得很不好。妈妈一贯完全独立，从不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而海兹尔是个能干、敏感、独断的女人。她们时常关系紧张并发生口角，又都来寻求我的支持。在一次争吵中，我记得我严肃地对她们说，我准备离家去参军了。争吵马上就平息下来，我也就忘了我的威胁。今天我的理智告诉我，我没有去法国并战死在那里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我希望对我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件好事。但无论如何，有种想法挥之不去，那就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是远远谈不上光荣的。
1916年是威尔逊与休斯之间的总统竞选年，这是美国政治史上旗鼓相当的竞选之一。在那些日子里，华尔街正是关于竞选的博彩中心。几乎所有在股票市场上买卖的人都坦率地称自己为“投机者”（而今所有人都称自己是“投资者”）。他们在金融交易、赌马及其他博彩行为之间并没有划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那时的纽约证券交易所还提供这样一种服务，即为顾客保管总统竞选博彩中的赌金。读者对此也许会感到惊奇。（若干年以后，当证券交易所竭尽全力想提高信誉时，就宣布这一受人欢迎的业务为非法的。）1916年他们选择我来管理纽伯格…亨德森和罗勃公司的总统竞选博彩部，这间接表明了我在公司里干的是杂活。这些赌博几乎都是一比一下注的。我有一个装满了现金和签名契约书的保险柜。选举结束后的那几天充满了兴奋与刺激，因为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到底是谁获胜了。事实上，只有到了第三天官方正式公布威尔逊连任总统时，我才获准将钱支付给那些吵吵嚷嚷的民主党赌徒。
现在谈谈我的金融生涯中两次最大挫折中的一次吧。我有个名叫阿尔杰农·塔辛的好朋友，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英语教授。由于他是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又是我们称之为异常节俭的人，所以他积攒了一笔金额不小的财产，把大部分钱投资于一只价格昂贵、信誉良好的公用事业股票——美国电灯及动力公司（AmericanLight ＆ Traction）的股票。由于先前执行古根海姆勘探公司分解计划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我对这类特殊操作——套利与保值——具有强烈的兴趣，更广泛地说，我对价值被低估的证券有浓厚兴趣，并且我一直自认为这是我在华尔街上的专利。在所有方法之中，我认为用下列方法赚钱既丰厚又安全：买进那些由分析表明价格被低估的股票，同时卖出那些由相似分析方法表明被高估的股票。
当我向塔辛讲了我的看法，并且列举了用这种方法获得成功的几个小例子之后，他非常感兴趣。我们订了个协议，他出资购买25股美国电灯与动力公司的股票（当时的价格为每股400美元左右）；我负责操作这个帐户，利润和损失由我俩平摊。
这个帐户在第一年里获得的成功是远近闻名的，我可以按比例提取几千美元的盈利。用这些钱我成了百老汇留声机商店的合伙人，该商店位于百老汇与第98街的交叉口。我的哥哥利昂长期以来一直想从约翰·沃纳梅克公司跳槽，因为在那里他只能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职员。他爱好音乐，特别是歌剧音乐，近年来则对留声机逐渐发生了兴趣。不知他通过哪个途径得知：有个欧文·蔡恩先生准备将他在百老汇的产业以看来合理的价格出售。利昂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特别是此时他已取得了艾厄里恩·沃卡里昂（Aeolian Vocation）唱片的专卖权，而该公司的唱片对当时的市场来说确实是件新鲜事物。想起几年前我们在电影业上的失败，我对这个计划不如哥哥那么热情，但我还是很高兴地帮助他圆了他的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付给蔡恩先生3500美元用来购买商店的设备和商誉，并用批发价买下了所有商品。总投资大概为7000美元。关于法律上的程序，我们请来了我们家族的老朋友亚历山大·罗森塔尔。13年前在我父亲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上发表演讲的正是他。当文件都准备好了以后，亚历山大向那个头发灰白、两颊下陷的欧文·蔡恩说道：“蔡恩先生，现在我希望你能为这两个年轻人做些特殊的事，很明显他们的热情比经商经验要丰富。他们接受了你的出售条件，没有像年长些的人一样跟你讨价还价。你能不能减掉500美金，这样在争取成功的奋斗历程中，他们手头可多些急需的资金？”蔡恩先生和蔼地笑了笑，并且赞扬了罗森塔尔先生对其年轻客户利益的关怀。但是由于他出的是底价，任何减价都意味着硬要从他的孩子口中夺走面包，亚历山大叹了口气，交易就按原先安排的那样进行了。
我们的留声机商店远谈不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但还是维持了几年时间，直至我们将它卖给一个曾做过剧院经理的家伙（当然价格又打了折扣），他经营音乐业务可比我们在行多了。就艾厄里恩唱片而言，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可笑的处境，这种处境在我以后的生涯中又发生了好几次：艾厄里恩公司在第42街有一座宏伟的大厦，我们每次上门拜访时都怀着一种谦卑的敬畏——我们或是去请求帮忙，或是为他们对我们的批评作些辩护，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只顾卖别家公司的商品而忽视了他们的货色。15年后，艾厄里恩公司自身也陷入财务困境。那时，我的投资基金是艾厄里恩公司有担保的7％优先股的最大股东。我们成立了一个保护委员会，以重新调整我们持有的股份。我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最后我们在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下摆脱了困境）。此时，我可以对艾厄里恩公司管理层的经营方法提出尖锐的批评了——这跟我在1917年扮演的角色完全不同。
自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我们的留声机生意带来了许多麻烦。利昂参军之后，维克多接替他的职务直至自己也去当了兵。我也时常在晚上或星期六去帮帮忙。有时候我们的客户会提出令人忍俊不禁的要求。有一次一名顾客问利昂是否有露西·盖茨的唱片，利昂笑容可掬地回答道：“噢，没有，但我们倒有露西·马歇尔的唱片。”（这使我想起了巴曼的农庄，那里有两头奶牛的名字都叫露西。）另一次，有个德国人进来问我有没有“卡瓦勒里亚·让斯蒂卡那的游戏”。我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在那个悲歌剧里他们没有做游戏。你可以理解那个德国人对我的解释有多么恼怒，因为他想要的只是那部经典作品的精选集。①①“游戏”（games）与“精选集”（gems）在英语单词中比较相似，因此德国人搞混了。——译者当维克多离开商店后，接替他的是我们一个要好朋友的弟弟。我对那年轻人所知不多，但经常听别人称他为“王子”。他确实相貌堂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