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教父-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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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我用去油剂尽量洗干净积满油污的手，乘上从富尔顿街到第116号街的西线地铁，然后步行到不远的校长家。心头怦怦直跳的我按响了门铃。凯佩尔夫人开门领我上楼，走到一个壁炉里正烧着火的书房，说校长马上来。几分钟后，他进来了，人长得高大英俊，衣着考究，井井有条的样子和迷人的微笑结合得十分完美。有人端来了茶。我们一边喝茶，凯佩尔一边愉快地同我说了几分钟关于我的工作的话。然后他才言归正传：“你知道，注册处对于你的事感到非常不好意思，我也有同感，因为当校长前我是大学注册处主管，而我没能使这个机构有效地运转。”
我既迷惑不解，又焦虑不安，以致不知该说什么好。
“格劳斯鲍姆，事实上，”他继续说，“去年你争取到了这里的奖学金，但是我们没有授予你。”
“怎么——怎么会这样的呢？”我脱口问道。
“你有一个哥哥或堂兄，叫路易斯·格劳斯鲍姆，他在我校靠普利策奖学金已学习了3年。在我们决定给你奖学金后，注册处把你们两人的名字混为一谈了。他们不能把奖学金给一个已经拿过的学生，所以把名额给了在你后面的一位申请人。”
他还告诉我，我获得的是哥伦比亚校友奖学金，该奖学金提供全部学费，每年授予申请进哥伦比亚大学求读并在入学考试中获得最高平均成绩的候选人。我已达到了这个要求——而在普利策奖学金名单上排在我前面的6个男生都获得了那笔津贴或者在别的地方申请到入学费用。如果我仍想进哥伦比亚大学，他们可以安排给我从今年秋天开始的校友奖学金。该奖学金与我现已不再梦寐以求的普利策奖学金一样丰厚。
听完他的话，我只好说：“这件事非常有趣。”然后补充一句，“但使我损失了整整一年时间。”
“确实是损失，”凯佩尔回答，“我们真诚地为做了错事而表示歉意。今年你多大了？”
我说：“刚过17岁。”
“啊，现在我可聊以安慰，不必再难过了。如果一年前就开始读大学，你还太年轻，不会从大学里充分学到知识。在这家电话机制造厂接受训练对你是最有益处的。你将比其他同年龄的孩子更加懂得处世之道，变得更加成熟。不管怎样，只要你勤奋攻读，也许三年里就可得到学位。”
会见结束了。我欢欣雀跃地回到了家。我们在凯利街的住宅中充满了无比的欢乐。但是母亲在擦干眼泪后一遍又一遍地说：“我永远不能原谅他们曾使我的本尼那么伤心。”
第六章 大学生
1911年9月，我以校友奖学金获得者的身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由于我在两年中学里已学了许许多多教材——比大学一个学期的教学量还要多——又由于课外的学习使我通过了大学里的分班考试，我开始在也许是最高级的班里学习。若想毕业，总共需要得到120个学分——每一学分需要一个学期、每周一个小时的课程。我把目标定在3年毕业。事实上后来仅2年半我就得到毕业证书了。
我对大学生活的想法在许多年前废寝忘食地仔细阅读弗兰克·梅里韦尔丛书时就形成了。当然，我知道，梅里韦尔在耶鲁大学待了极长时间——不过谁会计算他究竟学了多少学期呢？——而且他参加大学生除了学习以外的所有活动（也许这是他大学生活持续这么久的原因）。然而我总是梦想大学生活是青年人愉快的时期，是教育、友谊、爱情、体育运动和各种娱乐美妙结合的时期。天啊！回顾我自己的大学生涯，我不记得有过这么幸福的插曲。事实上我能记住的寥寥无几。
我对大学时代最深刻的印象是下意识的，它经常在我的梦境中重现。通常，几乎没有什么梦会这么鲜明生动，在我醒后还留在脑海中，但在我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后的53年期间，有一个梦频频出现。在梦中，我还是一个大学生。我朝着一堂“口头问答课”走去。但是我丢了课程表，不知道该在哪儿上。我从一个楼面找到另一个楼面，从一个教室找到另一个教室，努力想找到自己该在哪个班上课。在又一次寻找后，我坐进了一个教室。可是我没有做过功课，在梦里，我十分焦虑，如果叫我背诵的话，我如何用谎言才能渡过难关。这两个难题在梦中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因为我总是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试图解决这些难题时苏醒过来。心理分析学家肯定可以告诉我，下意识地得到的这些信息意味着什么内容。但是它们与我大学生涯的实际情况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起初我并未崭露头角。一年级新生必修课之一是历史（A）课，学的是西欧史。与大多数学生不同，我在汤森·哈里斯·霍尔已经学过这门课，所以不情愿再学一遍。但我的历史课期中成绩得了个C——这使我一下子清醒很多，下半学期我重整旗鼓，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这门课以及其他课程中都取得了至少是B的成绩。从现在更合理和全面的角度看，我的成绩对我来说似乎以后比当时更重要。我在全班以高居第二的成绩学完了全部课程，在毕业仪式上受到了表扬（可惜没有获奖）。现在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如何会取得这么好成绩的——因为每周课程表上学习任务都很重，而且我还要打很多的工。
我的法文是跟若尔当教授学的。这个法国人文化知识渊博，对宗教抱怀疑态度，而且喜欢说脏话。这个教师一方面以其智慧深深地吸引我，另一方面又让带有维多利亚式顾忌的我异常惊诧，这真是一种新的奇迹。若尔当是第一个和我结交的教师。作为“美国法语教师协会”的秘书，他必须每年几次寄发活动通知信。他让我操作姓名地址誊写机，叠好通知信并装入信封，每小时付给我1美元优厚的报酬。我还得到一张参加他们会议的免费入场券。1914年大战爆发前不久的一天晚上，著名的伊韦特·吉尔贝特①在会上①伊韦特·吉尔贝特（YvetteGuilbert，1867—1944）：法国歌唱家、朗诵家。舞台剧兼电影女演员。以大胆直率的唱腔演唱巴黎下层阶级歌曲和猥亵歌曲而闻名。——译者朗诵了一首埃德蒙·罗斯丹②创作的反战诗。当时她已经老了，可是她的头发仍是红得发亮，声音依旧慷慨激昂。我深深受到感动。多年后，我从詹姆斯·亨内克③的《瑰丽的面纱》中读到一篇文章，叙述他在格林尼治村聆听伊韦特·吉尔贝特朗诵波德莱尔的诗《阳台》——由无与伦比的女朗诵家朗诵的一首不朽的诗歌。这就是土鲁斯·劳特累克④和普鲁斯特所了解的吉尔贝特。我也曾经亲耳听她朗诵过一次！
有一天晚上，若尔当教授邀请我上他家晚餐，餐后他大声朗读拉伯雷⑤的《巨人传》中的一章，为他的妻子和我助兴。在这一章里讲到那位魁伟的年轻王子为了做爱去寻找最高级的卫生纸。若尔当教授越读嗓门越响，若尔当太太不时地相当做作地笑着，而我却听得十分尴尬。无论如何我从不认为诲淫作品有什么风趣之处；我认为下流话与风趣风马牛不相及。另一方面，真正好的猥亵的笑话倒有可取之处，值得推荐。性爱是重要的，从许多方面来说是激动人心的。因此性爱的话题完全适合于那些出格的、荒唐的和机智的挑逗，我们听了哈哈大笑，又不会感到难为情。
①伊韦特·吉尔贝特（YvetteGuilbert，1867…1944）：法国歌唱家、朗诵家。舞台剧兼电影女演员。以大胆直率的唱腔演唱巴黎下层阶级歌曲和猥亵歌曲而闻名。——译者②埃德蒙·罗斯丹（EdmondRostand，1868…1918）：法国戏剧家。他的浪漫主义剧作成就杰出。《西哈诺·德·贝热拉克》是他最受人欢迎的剧本。——译者③詹姆斯·亨内克（JamesHuneker，1860…1921）：美国音乐、美术和文学评论家。——译者④土鲁斯·劳特累克（Toulouse…Lautrec，1864…1901）：法国画家。著名的作品有石版画《她们》，油画《在穆兰大街的沙龙中》、《红色的磨坊——贪食者》等。曾为法国歌唱家、朗诵家和演员画过一幅著名的招贴面。——译者⑤拉伯雷（Rabelais，约1483…1553）：法国作家。因4卷本代表作《巨人传》遐迩闻名。对后来的法国和英国作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译者另一位法语教授卡米耶·方丹劝我参加法语教授协会主办的一年一度全国性法语比赛，争取获奖乘船去东方旅行一次。比赛在伯纳德学院举行，这是我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走进兄弟院校的大门，也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发觉自己与女性坐在一个课堂里。事实上，这一次大多数参赛者是女子。考试分成作文和翻译两部分。我不记得指定我们用法语写什么题目的散文，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要我们翻译的文章：勒南①的著名的《在阿克洛波利斯的祷告者》，因为我曾把开头一些词译错了。然而，使我惊讶的是，翻译方面我赢得了三等奖，作文方面则受到了表扬。
方丹教授说他为我感到骄傲。过了一些日子，奖品发下来了——两本相当难以归类的法语书，用次等皮面装帧，但印得还可以。他在法语班全体学生面前郑重其事地把奖品授给我，我装出热情洋溢的样子作为回答。下课后，方丹教授示意我留下。他从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支非常漂亮的自来水笔，有点尴尬地说，那些书不足以奖赏我已作出的可观努力，他收到过学生送给他的许多钢笔，搁着无用，所以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他个人赠送的这份小奖品？他的好意使我感动，但是恐怕不久我就遗失了这支珍贵的钢笔，就像我遗失掉大多数小物件一样。
在大学里我读了许许多多德国文学作品，的确，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成了行家。我选修威廉·爱迪生·赫维教授关于歌德、席勒②和莱辛的课，最后十分光荣地获得了A＋，这是别的同学从未得到过的好成绩。我的主要贡献是把歌德的剧本《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和欧里庇得斯①的剧本进行比较。我还读了弗雷德里克·霍伊泽尔教授讲的关于黑贝尔②、克莱斯特③和格里尔帕策④的课。毕业之后，在1915年，我拜访了霍伊泽尔教授，他对我说了他教这门课的种种难处，因为德国的封锁使得这三位作家的著作不可能进口。于是我向大学图书馆捐赠了全套黑贝尔和莱辛的著作——主要是因为我获得的奖品中正好有这两位作家的精品，当然教授的困难也打动了我的心。
①勒南（Renan，1823…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主要作品有：《科学的未来》、《宗教历史研究》、《道德和批判短论》、《法国君主立宪制》等。——译者②席勒（Schiller，1759…1805）：德国伟大的戏剧家、诗人和文学理论家。主要作品有悲剧《阴谋与爱情》、诗剧《唐·卡洛斯》、《华伦斯坦》，哲理诗《理想与人生》、《散步》等。——译者但是最后我对德国文学失去了兴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我十分钦佩德国人的精神。这个民族的科学效率和多愁善感相结合迷住了我那尚不成熟的判断力，导致我忽视或者说原谅他们的大声威吓、对上司的奉承和对下级的欺凌。但是在1914年到1918年期间，我对德国人的“大众心理学”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并且几乎完全厌恶一度使我深深喜欢的德语和德国文学。也许，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希特勒及其不合逻辑的激烈言词与甜言蜜语背后的集中营阴影。
我的拉丁语学习怎么样了呢？恰恰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课程，所以我决定在哥伦比亚大学不再继续学习这门课。既然我有能力在家里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拉丁文的书，还有什么必要去选修关于贺拉斯、卡图卢斯①、卢克莱修②和塔西陀③的课呢？我曾努力去熟悉这几位以及其他一些拉丁文作家，事实上，贺拉斯已成为我相当密切的朋友。不再在大学里攻读拉丁文的决定造成了一个相当荒唐的结局：我不能获得文学士学位，因为当时要求学生在大学里必须学拉丁文。因此，我成了理学士，但是谁都想不到我在大学里并没有修过一门自然科学的课程。我在中学读的物理和化学已达到了获得理学士学位的要求，而我主修的数学成绩则相当不错。有一次，我偶然碰到凯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