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8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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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瞬间，老先生已经在每本书上都写下字了。《 红楼家世 》老先生写“小友来访快哉，以此赠之。盲者周汝昌（日期难以卒读）”；《 砚霓小集 》写上“小友来访，周汝昌癸未立秋后”；《 脂雪轩笔语 》写着“癸未立秋后，小友远路来访快谈，甚为欣慰。汝记”。
我说要为老先生照几张相，朋友们都关心你。老先生忙起身把沙发上堆积的报刊使劲的拿开，高兴的摆了个拿着扇子的姿势给我，不停的问我是看镜头还是随意点？又忙着把衣服扣子扣上……
我抱着老先生送给我的三本书，沉甸甸的。头脑中已经开始在回忆着刚才的点点滴滴。想起了老先生自己的话：“我耳目皆损，唯头脑尚未全衰，每日仍笔不停挥，希望自强不息。我所不逮，时贤来哲，当有不弃而进教者，切磋之功，是为厚惠。”范仲淹的句子自然地浮现于脑海：“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再摘录几段网上一篇署名“无言咏落花”写的文章：
“嘟……嘟……”
“喂，您好。请问——是周汝昌教授家么？”
“是啊。您哪一位啊？”
“我？哦，我是他的读者。”
“读者啊……我跟你说，我是他女儿。我父亲他耳朵坏啦——听不见；眼睛也坏啦——也看不见。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老子说：五色令人盲，五音令人聋。看来不见不闻乃是抵御声色的要招。——怎奈耳目虽可掩住，还有一颗“心”在，它还在又听又看，不肯清闲罢休。以此之故，我心中常有几段妙曲，几幅佳画，几声入耳之言，几处动人之色。又何须外求乎？——周汝昌语）
“……我是江苏的一名高中生……”
“江苏的啊？那这得费你多少电话费啊？！”
“没关系。”
“真没关系？”
“真没关系。我从小学起就对《 红楼梦 》很感兴趣的，也拜读过周教授的《〈 红楼梦 〉的真故事 》等著作，有一些疑惑，又有一些想法，希望能得到周教授的指教……”
“你想问什么呢？”
……
“你看了他的《 红楼小讲 》了么？——那后面有‘红楼导读’，是写给学生的，比较好懂。”
“好的，我一定仔细拜读。谢谢您哦。打扰了。再见！”
“别客气，再见！”
——“吟鞭一指傲三秋，重镇红坛大纛周。小卒过河发妄语：痴情方许说红楼。”
……
当然网络上对周汝昌不以为然的、调侃性的观点、文章也有，如“周汝昌不是《 红楼梦 》的终结者”、“周汝昌为什么这样火”、“没有周汝昌，哪来《 红楼梦 》”等。不管正面还是反面，都说明周汝昌在“人间红学”中有巨大影响力。
在周汝昌的生活中，还有各种人际因缘，也颇为有趣。比如周汝昌写了一篇随笔《 相见恨晚——纪念冒舒湮先生 》，是因为出版《 岁华晴影 》，属于一个随笔系列丛书，出版社寄样书时把冒舒湮的《 饮食男女 》错寄给周汝昌，而把《 岁华晴影 》寄给冒舒湮，两位海内名士因“换书”而始得相识。冒舒湮生于1914年，卒于1999年，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大名士冒辟疆的后裔、民国政界和学术文化界名人冒鹤亭（ 还是周恩来的亲戚 ）之子，又曾是中共秘密党员，但后来失落了党的组织关系，多才多艺，是一位传奇人物。又比如著有《 井中奇书记 》（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的陈福康① 撰有一篇《 周汝昌先生赐我“天书” 》（ 2002年第4期《 新华文摘 》）的文章，叙述了周汝昌看到他的书后主动给他写信的故事。篆刻家崔自默② 请周汝昌为其篆刻集撰序言，周汝昌写了一篇古色古香的文字。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 1934年生 ）退休后向周汝昌请教书法，周汝昌赋诗相赠。与黄苗子、张中行、季羡林、朱一玄、任继愈、徐邦达、周海婴等人交往……其中2002年参加季羡林九十二岁大寿纪念盛会，周汝昌被列为第一个发言者，尤其有纪念意义。盖从1950年周汝昌英译季羡林考论《 列子 》的文章起，这两位学界泰斗就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为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发扬光大而辛勤耕耘，俱臻大成，实堪称双星并耀，为国争光。周汝昌贺季老诗曰：
何以奉公寿？微衷一瓣香。
乘风尊国粹，扬帜化西洋。
鲁殿灵光重，燕郊绛帐祥。
南山当采菊，古句共称觞。
其实，这首诗所传达的意蕴精神，又何尝不是周汝昌自己一生的追求、行履之某种写照呢？
到了2005年，周汝昌的“随笔红学”大行其道。周丽苓告诉笔者，自从母亲去世，为了让父亲摆脱压抑情绪，联系父亲到国家图书馆作红学讲座，谁知引起轰动，紧接着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央电视台也请他做讲座节目，再加上《 红楼小讲 》意外畅销，从此激发市场效应，各家媒体和电视台纷纷前来采访，各家出版社争先恐后上门约稿，搞得周家应接不暇。周家三姐妹帮助父亲整理、编辑书稿，忙得不亦乐乎。有的人怀疑，周汝昌又老又瞎，怎么能短期内搞出那么多著作？以为是周汝昌口述，女儿笔录的结果。其实除了旧稿作新编外，其他新著都是周汝昌自己写到纸上，写作已经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虽然那些稿子往往是字和字重叠在一起，除了多年训练有素的女儿是谁也无法辨认的。
在笔者此刻撰文之际，周汝昌已经又有《 红楼十二层 》（ 书海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 周汝昌梦解红楼 》（ 漓江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 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 》（ 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 周汝昌〈 红楼 〉内外续〈 红楼 〉》（ 东方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 红楼真梦 》（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 ）、《 定是红楼梦里人 》（ 团结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 和贾宝玉对话 》（ 作家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 我与胡适先生 》（ 漓江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 神州自有连城璧——中华美学特色论丛八目 》（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等陆续上市。前五种和最后一种有的是旧文新编，有的是旧著重新包装，这当然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产物，但客观上也使本来每版印数有限的学术著作扩大了影响，使周氏红学得到普及。
这些书里，《 我与胡适先生 》即本书前面章节所述有关内容的情节“细化”，以与胡适的通信为中心，缕述一生红学因缘，其实是一本别开生面的微型“中国红学发展史”，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其中个别章节也有“牢骚”与“芒刺”，颇显其“率性任情”的某些特点。此书目录前除了周汝昌自己写的序外，还把季羡林回忆胡适的文章作为首序，并有与胡适通信原件等许多珍贵历史资料的彩色影印，是一本收藏佳品。《 定是红楼梦里人 》与《 和贾宝玉对话 》更是纯粹新作。《 和贾宝玉对话 》以一种对话文体讲论红学的方方面面，其中也不少新发明。这里重点说一下《 定是红楼梦里人 》。
张爱玲（ 1920 —1995 ）被文学评论界视为“五四”以来最有才华的中国女作家，上世纪90年代后更形成了读书界风靡张爱玲著作的现象，特别在文学青年中出现了不少“张迷”。周汝昌并没有读过张爱玲的小说等文学作品，但张爱玲写过一本《 红楼梦魇 》，周汝昌在1987年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讲学时曾从图书馆借阅。限于目力和当时情状，周汝昌并未细读，只大体翻检了一下，却看到其中对《〈 红楼梦 〉新证 》的不敬之语。因此，在当时正在写作的《〈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的附录“桐花凤评语与探佚学”中，有忍不住的回讽，如：“我那十来条资料，被张爱玲埽数引在她的大著《 梦魇 》里，轻薄地给加上了一个‘一堆大杂烩’的名词，然而她在这‘大杂烩’的基础上却也写出了一个专章，长达七十页的洋洋大文！”
但再往后，周汝昌却发现，在对后四十回的态度等问题上，张爱玲竟与自己惊人一致，特别是张爱玲那种作家特有的形象尖刻的说法让周汝昌大感过瘾。于是周汝昌乃在好几处婉转地向张爱玲道歉，褒扬她的红学观。更专门撰写一篇《 张爱玲眼中的〈 红楼梦 〉》（《 天·地·人·我 》），其中说：
她说：第一点，从十二三岁时读《 红楼 》。第二点，只这年龄而头一回读，读到第八十一回，什么“四美钓游鱼”等等，忽觉“天日无光，百样无味”而感到那是“另一个世界”！
我读到此，真是又悲又喜，又喝彩、又感叹——莫知何以表达我的心情。
这是一位绝代的天才，她的文艺审美水平特高——用我的话说：她不俗，有灵性，有艺术眼，有上智上慧，非同小可。
她有一部考论《 红楼 》的专著《 红楼梦魇 》，其自序写得比这个更好。她有极精彩的话，如云：版本中一个异字，“字比芭斗大”，“往我眼里跳”！（笆斗，农村盛粮谷的柳条编成的大斗。）这可见她对《 红楼 》是如何地精熟至极。从这一点说，只有她能够称为真正的、头号的“红迷”。
她极感高鹗的伪续后四十回的毒害性，名之为“附骨之疽”——其影响之深且久，已难医治。
在回忆胡先生的这篇文中，她又提到：在美国，告诉洋人中国诗、画的“发展”（独特造诣之义也），他们因为不懂，只有承认；但若说中国小说的“发展”，就人人“露出不相信的神气”了。因为，小说代表是《 红楼 》，在他们读来，只看到一个“故事轮廓”——而且“是高鹗的”！那就是“钗黛争婚”的一场“三角恋爱”熟套闹剧，没有别的。
她的话不多，却极深刻沉痛。对这位国际驰名的女作家，我一无所知，只见到这么两篇论《 红 》之文，便觉十分钦佩与倾倒。
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初次接触《 红楼 》这样的书，即能感到曹笔与高续是那么霄壤天渊之悬殊大异，你怎么解释？是谁“教”给她要区别？是什么机器统计出“词汇”差异表让她知晓了“科学数据”？都不相干。
这就是雪芹讲的“通灵”之性，是“娲皇”赋予的——“天分中生成”的。中华文化讲究这个，中有至理。
然而，也有人相反，他们感不到那种巨大的悬殊大异，倒是认为前后“浑然一致”，“都是曹雪芹的原著”……而且，曹之所以伟大，不在前八十回，全在后四十回，云云。
这个“附骨之疽”的毒害性一至于此——可也得思辨一下人的文艺审美能力，不能只骂骨疽。
这是个文化难题，也许一万年还会“君向潇湘我向秦”。
张爱玲还指出说：“《 红楼梦 》应该把后四十回伪续割去，任其‘残缺’不完，后面可以加上研究佚稿的成果。”（按，应包括后文情节要点、人物结局、章法结构……）这又正合我们倡导并一直实行的“探佚学”的宗旨，可谓相视莫逆，会心不远。
应该说这就是张爱玲“红学观”和《 红楼梦魇 》的精彩华萃。周汝昌之所以对张爱玲大加揄扬，全出于这点“知己之感”。当然张爱玲祖籍丰润，也算锦上添花，“丰润也曾是雪芹祖上的籍地。……丰润又出了张爱玲，对《 红楼 》有极高的识见，这不仅仅是什么‘才女’的俗义，这是京东山川灵秀的精气之凝结与流动”。但无论回讽或揄扬，由于张爱玲本人的生活方式及大洋的阻隔，她生前都是毫不知情的。
《 红楼梦魇 》又是一部复杂的书，它既有上述烛隐洞幽的卓见，也有不少“令人惋惜的错误”。最突出的是张爱玲对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成书过程”的“考据”推测，所谓“拆改论”和“分身法”。张爱玲的这些“考证”如果成立，那么《 红楼梦 》就不再是一本天才创作的伟大作品，而成了疵病多多的粗糙毛坯了。换句话说，张爱玲的研究有点焚琴煮鹤，大煞风景。
这就是周汝昌为什么要写《 定是红楼梦里人 》这本书的根本原因。他的目的是通过具体深入的讨论，从“细部”对张爱玲的红学观点“排沙简金”。应该说这是一本写得很“巧”的书，既弘扬了张爱玲红学观的“精华”，又扬弃了其“糟粕”。同时，借助张爱玲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也就使红�
